评述珠玑巷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开发陈炜

当历史的镜头对准90年代的南雄，一场来势凶猛的改革浪潮，汹涌澎湃地向南雄这块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城市涌来。南雄人民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凭借地缘、区位的优势，作出了开发建设珠玑巷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战略实施计划，在国家、省、市党政领导和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公元1995年2月25日拉开了开发建设珠玑巷国际性(即享有世界知名度，能吸引世界各地旅游者的旅游胜地)风景名胜区的序幕。

珠玑巷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设计由我国古建筑大师莫伯治、林兆璋先生主持，会同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规划勘察设计院的专家、教授完成了《广东南雄珠玑巷保护综合规划》实施方案。规划风景名胜区面积60平方公里、总投资6.8亿元，工程分四期完成，到本世纪末可全面竣工。本文结合实例，对珠玑巷风景名胜区资源的开发与其可行性分析、开发中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开发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以及所产生的综合效益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评析。

自唐、宋以来，位于南雄梅关古道上的珠玑巷，一直是中原历代南北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又是当今举世闻名的红层保护区，有“恐龙之乡”、“中华银杏(白果)之乡”之称，南雄是广东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海外几千万华人的祖居；也是广东省粮食、黄烟生产基地，经济作物出口的主要产区之一。珠玑巷作为历代重要物资集散地，为南来北往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第一、历史地理条件优越，位置适中，路网四通八达，造就了开发建设国际性风景名胜区有利的客观条件。珠玑巷自唐开元四年(716年)，唐丞相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新路(即梅关古道)之后，特别是两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和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后，随着全国的政治中心向中原和江淮转移，珠玑巷缘于交通地利和区位的自然条件，成为历代南北商贸货物的中转站，每日来往珠玑巷的商贾、游客川流不息。明大学士朱彝尊渡岭时有二首诗描写该处的交通、集市情形述道：“绿榕万树鹧鸪天，水市山桥阿那边。蜒雨弯烟空日夜，南来车马北来船”。另一首侧重于描写当时盛市繁华的情景，日：“浈江西下墨江流，来雁孤亭春夏秋。十部梨园歌吹尽，行人虚说小扬州”。当时中原与江淮到岭南的通道有三:一条是零武(今湖南零陵)下漓水(今广西漓江)经桂州(今广西桂林)；第二条是出豫章(今江西)下浈水(今南雄至韶关的浈江)经韶州(今韶关)；第三条是出桂阳(今湖南)下武水(今乐昌市武江)亦经韶州；在这三条通道中，以第二条经江西大庾岭走浈江水道最方便，因为可借助天然的长江、赣江和隋、唐的漕运渠道。如从中原、江淮到广州，经梅关古道，虽有万里之途，但陆地行走也不过是三四百里。由于南北交通的便利，使珠玑巷形成了历代南来北往商贾、游客的必经之地和云集地。

《珠玑古今》记载当时梅关至珠玑地段的集市贸易是这样描写的：“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这首诗说的是从南雄城至梅关古道(沿途集市的有珠玑巷、石唐街、里东街、灵潭街、中站等)，每距三五里有一茶亭，沿途进入巷内后，茶楼酒肆、戏院、店家、客栈鳞次栉比，人来人往拥挤不堪，每天不下万人。明万历年间进士黄公辅在《沙水珠玑村》诗中概括珠玑巷集市的特点是：“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这首诗，就是对当时珠玑巷集市繁华的真实写照。

清末民初，修筑了长达40多公里的雄余公路。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路通、信息通、财通”已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八五”期间，投资1.5亿元，改善了地方交通、通讯、能源建设。其中将直通珠玑巷的323线国道，按照国道标准改建，使通往珠玑巷的道路四通八达，湘、鄂、皖、赣、苏、浙、豫、鲁等10多个省市100多个县区的车辆，每日有几百班次经过。景区内的邮电通讯设施日臻完善，可直拨国际、国内长、短途。

珠玑巷自然的地理条件，独特的地缘交通优势，形成了历代南北各民族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这里有古朴的乡情民俗，有历代遗留丰富的文化遗产，有以饮食文化为特色的传统食品，有大自然四季变化的景色，构成了一幅古朴的大自然风景线。随着铁路、航运、水运码头对外交通的逐步完善，珠玑巷这座回归自然的风景区，必将成为调节人类与自然生态平衡的特殊载体。

第二、历史文化悠久，有典型的中原“珠玑文化橱窗’’之称。具备了建立与发展国际性风景名胜区其文化、经济双重价值的资源优势。据有关史志综合考据，南雄珠玑巷由于得“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控带群蛮，襟会百粤’’之交通地理优势，既收货物转输之利，且得中原文明之先，是广东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思想和中原先进技术的地区之一。历代民族思想文化经济的大融合，造就了珠玑巷人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思想，也有地方传统文化观念融为一体的民族文化经济体系。

自公元220年，秦并六国以来，由于历代的战乱，迫使中原人民大量南下，特别是唐宋两代中原动乱时期，大批仕宦之族度岭南下，多先驻足珠玑，休养生息，或定居或南迁。多次的迁徒把中原文化带到了珠玑巷，如秦初的梅鋗、唐代的张九龄带来的营造业；唐代的宋之问、沈俭期，宋代的胡贵妃、苏东坡，明代的谭大初，清代的胡定等闻人名士带来的耕读之风、手工针织等技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地方的营造业、陶瓷业、手工业和耕读之风空前繁盛，楼、寺、庙、塔、亭等古建筑物拔地崛起，如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建造的三影塔，其带南北建筑技术的建塔风格，举世闻名，现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南宋的窑炉，每年烧成的陶瓷产量达几十万件，出土的白瓷可与江西景德镇和吉州窑所烧制的产品媲美；宋天禧年间兴建的凌陂，灌田5000余亩，为广东有史可稽的最早水利工程之一，同时在历代中原文人骚客的熏陶下，北宋考取进士39人，特科64人。中原文化的吸取与利用，使珠玑文化经济的发展与中原文化经济一脉相承，形成了丰厚的珠玑巷的人文资源。

随着中国近代史上多次移民浪潮，珠玑巷后人跨出国门，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与当地人们共同耕耘，创造未来。据《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考证，珠玑巷后裔遍及世界各地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达4000多万人。在珠玑巷这座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的宝地，造就了珠玑巷人“异姓一家，同舟共济，勤劳勇敢，开拓创新’’民族精神。这一自强不息的民族魂，使珠玑巷后裔才辈出。如近代的孙中山、康有为、陈白沙、梁启超等；当今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霍英东，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原中国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广东省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广东省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广东省副省长李兰芳，广州市市长黎子流，暨大教授陈乐素等；以及海外、港澳知名人士的有甄炽光、李兆基、何厚铧、何鸿燊、利国伟，郑裕彤等。这些珠玑后裔族姓的子子孙孙都把珠玑巷称之为“七百年前桑梓乡”，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促进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在这里沉积，文化在这里交融。近几年来，珠玑巷以其深厚的文化蕴含吸引着成千上万珠玑巷后裔人到此观光、祭祖和共商发展故乡大计，说明了珠玑巷的历史本质，实际上是一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磁场，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络乡情和文化交流的枢纽。

以上表明，珠玑文化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地域性的地方文化经济资源，其“异姓一家，同舟共济，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从性质方面表现的是典型的中原民族传统文化经济属性；从历史政治方面表现的是中国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属性；从文化经济特点方面表现的是珠玑文化经济以发达的历史文明流传世界各地，成为历代南北文化经济的凝集中心和中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主体，其本身构成的综合文化经济价值体系，具有博大深邃的多元化文化经济属性。如表现在物质形态方面的有：古文化遗址、古巷遗址、古楼、古寺、古庙、牌坊、名人故居、名人故里、民居、园林、书画、石刻、民间工艺品等文物；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有：珠玑巷自然形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乡情民俗、传说故事、科技教育史话、文学、艺术、音乐、戏曲、体育等多种文化构成的表现形式，以其地方传统的人文景观、道德风貌和文化经济思想基础体系融合于中原文化，形成珠玑文化经济地方独特的系统性和完备性。

珠玑文化思想源于中原文化，并经过历代长期的吸收完善，逐步形成了地方传统的历史文化经济资源。主要表现在：人文景观起源的古老性；人文景观沉淀的连续性；人文景观遗存的多元性；人文景观空间的京畿性；人文景观布局的密集性；人文景观能量的综合性等，其潜在性的资源是巨大无比的。珠玑文化经济思想之所以是华夏文明产生发展的广博载体，是海外千百万珠玑后裔子孙的摇篮，其根据是源于中原文化，并影响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历代南北向文化经济思想的发展。珠玑形象，代表了海内外4000多万后裔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勇敢、勤劳的敬业精神与民族大家庭和睦相处，共同创造未来，成为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源和魂。近几年来，大量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到珠玑巷寻根祭祖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珠玑巷文化经济的起源、演变、沿革、发展，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开发珠玑巷人文景观资源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以珠玑巷为轴心由内向外，四周都有原始的自然景观以及互不雷同的风景旅游资源。既有吸引力，又有辐射力，形成了国际性风景名胜区功能载体大、层次多、品位高、布局合理的风景线。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游览主轴线有：①雄州镇景区：三影塔、中山楼、广州会馆、古城墙、沿浈江民居景观；②珠玑景区：古巷、博物馆、祖屋纪念区、度假疗养区、沙水湖、贵妃塔等12个景点；③君子岭景区：永久性墓园、森林公园、绿野农田；④里东景区；繁华宋街、里东古戏台；⑤梅关景区：梅关古道、官道虬松、雪映梅林、钟鼓岩、夫人庙、挂角寺、贞观庙等。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游览次轴线的有：①观音栋景区：登山、探险、打猎、28公里漂流工程；②帽子峰景区：林海情怀；③恐龙遗迹景区：恐龙公园、恐龙博物馆、国家恐龙研究中心；④孔江水库景区：水上乐园、野营度假、射击渔猎、度假疗养等。从以上已开放的景区、景点看，屉国家、省重点保护的文物有10处，著名文物古迹19处，市重点保护区4处。1983年9月以来，中外贵宾和专家学者多次来珠玑巷实地考察后，认为珠玑巷的景区资源品位高，传统特色丰富，综合载体大，可塑性强，是一座很有开发价值的历史古巷。这里传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仅有奇山、险峰、异石、瀑布、曲水、名泉、古木、怪树、岩洞、园林、古塔、道观、古碑石刻、悬观绝景、唐代驰道等多种地方独有的景点，有绚丽多彩的景观可游、有典故诗章可考、有优美传奇的神话传说可讲，且有遗迹佐证。同时其空间载体大，游人进得去，出得来，是一份不可得的旅游资源。

如梅关古道风景名胜区，始通于秦汉，唐丞相张九龄开凿拓展得名。古道从梅关向南北两边申延，全长54公里，路宽2—4米，路面以青石、鹅卵石铺砌而成。沿途通往顶峰的名胜古迹有挂角寺、封猿洞、夫人庙、石碑石刻以及名宦人士的古迹，各显其趣。沿崖山势峻拔，溪水曲流，林木苍郁，自古享有“岭南第一关，，称誉，现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风景区。以集旅游、探险、岩溶科研、教学、科普等多种功能的钟鼓岩游览区，该岩高65米，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岩层属石灰岩天然成形。一名钟岩，一名鼓岩，以石击之，声如鼓响，故谓之钟鼓岩。钟岩与鼓岩相连，岩上石壁刻有“万福洞”三个大字，落款为“大唐吕岩’’书(即吕洞宾)，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被贬岭南获赦北归曾到此，在八仙洞的巨石上题“诸仙岩”三字，署名东坡，至今保留完好。从钟岩进洞，洞内平坦，可容1000多人。钟乳石笋奇形怪状，琳琅满目。穿山而出转入鼓岩，步步登高，环山而上山顶，沿途楼亭台阁依山而筑，景观奇独各异。正如该岩刻诗云：“逍逍绿水绕，遥遥青山抱。奇奇石榻美，观观人间妙”。赖庚赞美该岩的胜景是这样写的：“洞亦玲珑，阁亦玲珑，一声钟鼓应苍穹，岩巅上石磴通，拾级登临眼界空。旋见白封洞府，一心唯与水相融，那管流西，那管流东”。此外，还有地方原始风貌的名胜区有，如“凌江秋月”、“灵岩瀑布”、“三影塔”、“温煦泉源”和正在规划兴建的恐龙公园、马鞍山公园等，这些风景名胜区，原始风貌各异、结构合理，且分布在道路旁便于游览观光。形成春寒沐浴温泉，夏观灵岩瀑布，秋夜泛舟凌江，冬日登岭赏梅，一年四季都有游览之处的景区特征。

同时，与珠穆玑巷风景名胜区对峙的中层旅游区的有“南华寺”、“丹霞山”、“金鸡岭”等名胜，如再向东、北、西三向外层延伸的有“日光岩”、“庐山”、“岳麓书院”、“七星岩”等风景名胜区。在游览的景观线上，纵向横向景区相距不远，景观、景点对峙，有优势互补之势，形成景区个性品质共存，特点与环境相互辐射的旅游效果，使游客在饱览珠玑风景之时，也可尽览东、西、北三向的风景线。

第四、丰富的地方自然资源是开拓和发展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物质基础。以历史文化经济开发为中心的珠玑巷风景名胜区，地势特征为“二山夹一盆”。“二山”指南山、北山，“一盆”指南雄盆地，纵长约80公里，面积1800平方公里，地域幅员辽阔，具有丰富的地下宝藏资源，如矿产品多，在30多种矿产品中，有铀矿、钨矿、氟矿、稀土矿等品种因其储量多、品位高而著称于世。特别是铀矿是高科技的定量料，成为国家特级保护矿场。花岗石资源丰富，蕴藏量达2．6亿立方米，居全省之冠，其中有11个品种定为特优，很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竹、木定为全省重点产区之一，有“南山之木、北山之竹”著称。盛产畜牧和飞禽走兽等山珍野味，是广州市定点的菜篮子工程基地。享有盛名的白果(银杏)、腊鸭、香菇、黑木耳、板栗、田七、杜仲、冬笋、松脂等土特产早已在国内外市场畅销。发展旅游商品中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品种多，原料足，潜力大，其中竹器、土纸曾是历代馈赠友人的珍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地方自然资源，发展了黄烟、水泥、食品、服装、印刷、机电、化工、建材、竹木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10大工业系列，建立了白果(银杏)、毛林、松香、油桐、药材等5大“三高，，农业生产基地，三鸟、畜牧、鱼类等养殖业发展迅速，这些博大的资源优势和自然环境，使珠玑巷这座历史古巷正孕育着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发展后劲，前景非常广阔，具备了开发建设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特有的物质基础条件。

第五、有“恐龙之乡”的优势，增强了珠玑巷风景名胜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拓展了国际性旅游业交往的空间。南雄出土的古生物化石，年代远古，驰名中外，曾被国内外报纸、杂志刊登为“恐龙之乡”。我国的权威专家对此也十分重视。1994年11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赵资奎提出书面呼吁：《救救中国的恐龙蛋》，并提出了《关于开发南雄盆地恐龙蛋化石资源的设想》。1995年1月，赵资奎又与23名研究员和贾兰坡、叶大年等12名中科院院士，提出《关于建立广东南雄盆地恐龙蛋化石及有关“红层”保护区的建议》的书面意见。1995年3月10日，在全国八届三次人大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副主任、秘书长佀志广(原韶关市委书记)同志，提出了《要求国家建立南雄盆地恐龙蛋化石及有关“红层”保护区》议案一件，由议案审查委员会一致同意列为本次大会的议案报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目前，南雄红层蕴藏的恐龙化石已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区。

据《南雄县志》、《南雄文史》佐证，在南雄红层中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种类超过60属110种，发现较多的有罕见的恐龙、保存完好成窝的恐龙蛋、恐龙脚印及南雄阶齿兽、贫齿兽、鳄鱼、龟等古生物化石。其中阶齿兽化石、浈水湖口龟曾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巡回展出，浈水湖口兽后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由于南雄恐龙生活在白垩纪晚期，其恐龙化石正是在恐龙处于全部绝灭的最晚期形成，与美国亚利桑纳州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恐龙化石(其年代距今约22.5亿年)相比，南雄恐龙化石晚了1.6亿年。同时，南雄既有大量的恐龙化石，又有丰富的恐龙蛋化石(如四川省自贡市和美国，不是有龙无蛋，就是有蛋无龙)，两者具有。正因如此，南雄红层蕴藏的恐龙化石成了中外考古专家、游客到此考察交流、观光的旅游胜地。

近36年来，日本、美国、西德、澳大利亚、法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国家和地区的古生物专家、学者相继组团到南雄红层考察和观光，美国古生物专家赞道：“南雄是世界上研究恐龙最好的地方，如果中国有关部门同意，美国方面将筹资10亿元，在南雄建成一座国际性的红层恐龙公园，供世界各国有关专家、学者研究、交流”。南雄“恐龙之乡’’的声誉，至今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成为国内外古生物专家、重点追逐的目标之一．这为今后开展国际性学术交流、举行各种学术性的活动和扩大旅游资源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第六、祖籍珠玑巷在国外的华侨、侨眷和外籍华人、港澳同胞，是珠玑巷开发建设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又一支极为重要的潜在力。据《南雄县志》、《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普、志选集》、《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综合考证，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的移民浪潮中，珠玑巷后人跨出国门、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从业，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和共同创造未来。在这些珠玑巷后人中，有100多姓氏近2000多万人遍布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朝鲜、越南、日本、香港、澳门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回乡探亲访友参观游览或洽谈生意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因已入外籍，回乡后一再要求办理申报延长留住期限手续，有的寻宗祭祖，叶落归根，这些事例说明，珠玑巷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缩影，是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络乡情和文化经济交流的枢纽，珠玑巷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利用，既有利于加强乡情、亲情和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也是促进国际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

此外，南雄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70多年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项英、陈毅等领袖人物在这一带活动，1925年，在全省率先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1928年2月，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124个。土地革命时期，南雄属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家在水口镇指挥了著名的“水口战役”。项英、陈毅在油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南雄是中共五岭地委，粤赣湘边区纵队北二支队活动的主要地区，南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其山山水水和革命熔炉曾哺育铸就出不少武将良才，当年许多革命英雄故事，至今还遍及城乡广为群众传颂。革命的遗址，至今保留完好。这些难得的革命历史遗迹，都为开拓珠玑巷风景区资源，发展国际性风景名胜区，提供了契机。

当前，在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宏观形势下，我国的旅游业已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热门产业。全国各地根据地方资源优势，积极开展风景名胜区规划，大力开展旅游产业，挖掘旅游业潜力，力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珠玑巷风景名胜区作为全省较大的规模项目，在开发建设中必需处理好保护与开发、自然环境与旅游环境等方面的关系，通过名巷的利用、保护、开发和建设，适应改革开放对历史文化名巷的客观要求。因而要处理好如下几种关系：

(一)注重风景区特点与环境的关系，一般来讲，特点是风景区的灵魂，环境是旅游活动的必要条件，两者的关系是互为依托，相互共存。一个地方的风景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自然形成的环境，如北京以其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建筑物特点驰名于世；桂林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奇山秀水特点著称；深圳、珠海以洋溢着现代文明都市的特点盛誉，各个地方都以自己特异的特色和环境质量塑造自己独特的“风景区形象”，鲁迅说过，“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为别国所注意”。反映在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特色是历史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风韵和魅力所在，令域外人探求向往。珠玑巷这座“古色之镇，集贸之市，文萃之邦，桑梓之乡”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胜地。依据这个特征，在开发建设中要抓好两大类的规划实施项目，一是自然景观旅游项目的规划，如奇山异水、原始环境、依山傍水、自然奇观等；一是人文景观的配套规划，如历史古迹、考古发现、人工名园、新建景点或娱乐场所以及景区的其他设施规划等。通过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风景线的原始风貌的相互统一，突出风景区的特点。

(二)注重风景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珠玑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一直延续不断的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名胜古迹和博大的旅游资源。对先人和自然的赐予，在开发建设中必须尤为珍惜。改革开放以来，到珠玑巷观光、游览的客人，无非是被这座历史的古巷和神奇的故事传说所吸引。为此，在开始建设中，一要认真自觉做好古巷的利用、保护、开发和建设工作；二要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把握尺度，在不放弃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有机赋予景区时代项目，实现景区传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相互统一。

从现代国际风景名胜区的发展趋势看，倍受域外游人青睐的风景区的特征是“求知、求新、求奇、求乐”。因此，在开发建设中，必须以当代的时尚观念、审美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观念来统揽全局，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赋予时代的内容。从珠玑巷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资源的构成看，有些可开发的资源，不一定是等级高的奇山异水，或是结构精巧、造型优美的构筑物。因此，在开发利用资源中，既要挖掘资源中有价值、特点的，又要对一些平淡无奇的资源进行重新塑造，以人的智慧，时代的气息，巧妙构思，拾遗补缺地丰富整个景区的内涵。如珠玑巷规划设计的新建项目：中华民族博览村、历史博物馆、民族风情度假村、世界恐龙公园、28公里水上漂流工程等项目的规划设计，不但较好地保护了珠玑巷原有的历史风貌，同时又进一步协调和丰富了整个景区的风景线，使整个风景名胜区内，既有历史的，也有时代的；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形成层次多、内涵广、容量大的景观效果，较好体现了作为历史上珠玑巷历代商贾云集重镇的地方特点。

(三)注重风景区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开发建设珠玑巷风景名胜区，既要在注重地方个性方面下功夫，完善景区个性品质的内涵，同时也要地景区共性方面有机协调，以此满足国内外不同层次游客的需要。因此，在开发建设中，必须严格按照现代国际风景名胜区的功能标准进行开发建设。这就要求在开发建设中既重视地方景区个性品质的挖掘，也要在坚持历史文化性、环境优美性和配套设施完整性的共性构思中，开办一些能满足游客不同心理需求的项目，从而使不同兴趣的游客各得其所，达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提高景区价值，使游客的休息娱乐和观光享受都得到相应的满足。当今国际性风景名胜区功能多样化的发展特征，为发展珠玑巷国际性风景名胜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景区个性品质方面看，古巷现存的古道、古村、古桥、古井、古文物等各种古色古香风格的历史遗物，其传统性、民族性在古巷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为游客提供了一份了解当时社会、政治、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原始资料。从景区共性方面看，结合地缘自然优势，在传统性、民族性的基础上，较科学地赋予了景区内时代的内容。如景区内设有可供业务需要进行贸易、商务洽谈、以出席会议、进行各种学术研究交流的设施，如：沙水湖文化活动中心、历史博物馆、世界恐龙公园、民族风情度假村、祠堂博览村等，以及供人们息闲时间自由观光游览的仿宋一条街、28公里水上漂流工程、祖居纪念区、古楼、古亭、古塔等古建筑群，这些游览项目个性、共性分明，勾勒出一幅传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互为一体的景区风貌。

(四)注重风景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从目前珠玑巷风景名胜区开发与保护的资源看，笔者认为，重点要做好四个方面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一是完善好已经开发的资源。二是抓好正在开发的资源。三是规划好尚待开发的资源。珠玑巷，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巷，有着许多历史名人的故居或活动遗址(如南朝时为民治病的萧统太子，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因遭陷害而逃出皇宫，流落珠玑的胡妃等)。有地方独特的古楼、古巷、古桥、古井等古建筑群；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古刻、碑刻；有浓郁文化气息和地方传统的乡风民俗活动(如饮食习惯、年节风俗、民间曲艺等方面)，以及地方丰富的物质基础。这些独特的地方资源优势，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研究中国的历史、经济、建筑、文化、艺术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上，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任意更改便不是保护而是破坏。目前，古巷内由于20％至50％的古建筑物残缺不一，给修复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在修复、开发过程中，必须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一方面保护好象征性的古建筑物和原貌，如列入一、二级保护区的各类古建筑物和原始环境，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要做到统一规划和管理、分步实施，还历史本来面目，保存历史的风貌与格局。另方面在保护好局部精华部分或典型古建筑物的基础上，通过规划协调，开发新旧景观、景点合理存在的格局，提高景区价值效果。其次，在保存、保护好各种历史文物的基础上，开辟新景观，实现景区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统一，使保护与开发相依相辅，互为优势地协调发展。最后，坚决杜绝开发中“中不中、古不古、新不新”破坏景区和谐的人为现象，严格实施景区规划的意境目标要求。

(五)注重风景区内涵与外延氛围的关系。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以其内涵吸引力强，开发基础好，外延有良好的景观氛围烘托，令游客神往。从内涵方面看，名闻遐迩的风景区，总是与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民间故事传说相联系的，珠玑巷悠久的历史，浓厚的民俗风情，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地方民族传统文化，赋予了众多优美动人的神奇故事。如珠玑巷民间流传的“胡妃传奇”、“凤凰桥传说”、“民女李凤严辞却武宗皇帝”等故事，脍灸人口、盛传不衰，在国内外影响深远。这些内涵蕴藏的故事传说，可通过文艺作品、电视、民间戏曲等作品表现形式，广泛传播，必然成为激发游客向往的“无形”的旅游资源，既可丰富景区的旅游内容，增添游客的情趣，也可给游客留下思索回味的余地。

在外延氛围方面看，重点是有机联结好景区外部各个景观、景点的景观线，形成意境广阔，生动活跃，众星捧月，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的风景线。通过外延的氛围烘托，扩大珠玑巷景区的意境效果，从而增强吸引力，拓宽旅游资源。

重视“区外有名，区内有利”的辐射效应作用，既可打破地域封闭，加快南雄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地带城市的衔接，也可重建昔日南来北往、承东启西的历史风貌。珠玑巷的开发过程，同步是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过程。为培养和造就一批跨世纪的专业知识人才，推动南雄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治安起到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

综上所言，珠玑巷博大的旅游资源、优势的地理区位和在国内外广泛的社会影响，以及卓有成效的前期实施工作，是构成开发建设珠玑巷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基础。随着珠玑巷风景名胜区功能的不断优化，珠玑巷这座历史名巷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作者单位：南雄市建委)

浅论秦汉时期汉人的南迁及其对开发岭南的贡献文火玉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开发。战国时期越国被楚灭亡之后，部分后裔为避难而迁往岭南，这是历史上外来民族大规模人迁岭南的伊始。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将岭南正式纳人国家版图，并组织中原汉人南迁，开创了中原汉人有组织有规模入迁岭南的先河。秦汉时期南迁的汉人与岭南土居居民及越人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岭南灿烂的历史文化，为岭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为后期历代中原汉人南迁、广府文化的形成及珠玑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仅就秦汉时期汉人的南迁及其对岭南的开发所作出的贡献作个肤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各位同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到的“汉人”泛指岭南以北中原人，“越人”泛指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居民。

一、先秦时期岭南居民的概况

我国南岭山脉之南，自汉以来就有岭南的称谓。解放后大量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远古时期在这地区生活的人类有个大概的认识。1958年5月，广东蓝江马坝狮子岩洞穴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10万年以前的古人头骨化石。及至新石器时代或更晚的文化时期，仅广东境内就发现数以百计的古人类的化石、墓葬、生活用具的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东部地区印纹陶文化遗址中还较多地出土了仿中原青铜兵器形式的石戈、石矛、石剑等，显示出这里远古时就与中原地区有了文化上的联系。在先秦留下的史籍中也有许多有关岭南的传说：《尚书·尧典》载，尧“申命羲叔宅南交”；《大戴礼记·少问篇》云：虞舜“南抚交趾”；《文献通考》卷323《舆地考》说“自岭(即南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据学者们考证，“交趾”就在今广东西南部和贵州南部一带。此外，传说舜在89岁高龄时，也曾“南狩”，后来“崩于苍梧之野”。郑玄注《礼记·檀弓上》说，“苍梧，周为南越之地。”这些传说材料，尽管未必全真，但是事实证明，也决非都是无稽之谈。考古也好，传说也罢，都说明岭南这块土地早就有人类生活。我们认为，他们应是岭南最早的土著居民，并且与中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越人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第一批外来移民。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人为大禹的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按贺循在《会稽记》的说法，“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据考证，古“会稽”及越国的最初活动范围均在今江苏、上海、浙江境内。越国至战国时有个国君叫无强，他挑起楚越战争，结果楚威王于公元前306年兴兵大败越国，杀掉无强，灭亡了越国。“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历史上就称散居各地的越为“百越”。百越并非一种，它是越人建立的各个部族总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历史上记载的有于越、瓯越、闽越、扬越、山越、南越、西呕、骆越、越裳、腾越、夔越等17个族。他们大多生活在今广东、广西、越南、江浙一带。据《百越先贤志》记载，战国时，有个叫公师隅的越人，因避越国灭亡之难，就“度南海”并在今广州筑起“南武城”。同书还记载，越人梅鋗在秦并六国时，跟随越后称王者逾零陵往南海”，他在岭南台岭(即今梅岭)安家落户，亲且筑城浈水上。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梅鋗带领百越之兵加入倒秦行列。后为刘邦封为十万户列侯，食台以南诸邑，谓之台侯。由于越国灭亡之后越人迁入岭南的人数较多，在地域上又遍及岭南各地，使得岭南变为越人主要生活地之一，后人误以为越人就是岭南原始的居民。其实在越人人迁之前，岭南并无“越”之称，《尚书》、《逸局书》、《诗经》等文献和中原出土青铜器铭文中对岭南的称谓只有“南夷”、“仓吾”、“南海”等词。

二、秦汉时期汉人南迁

秦汉时期，是岭南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岭南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中央王朝的郡县，从而结：束了以前各有君长的历史。同时，在这段时期内有大量中原汉人迁入岭南，并给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加快了岭南封建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岭南的开发和发展。从历史资料来看，秦汉时期大规模的迁移活动主要集中如下几个时期。

(一)秦王朝时期。徙民实边是秦王朝一贯的政策。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武力统一岭南之后，秦兵并未撤走，而是继续留守岭南，并成为秦汉时期第一批中原人居岭南的汉人。任嚣、赵佗等就是当年进攻岭南的军事首领。任嚣出任南海尉之职，统领驻岭南各路军队，赵佗当上了龙川县县令。秦留在岭南的军队究竟有多少人?史学界尚无定论。我认为何维鼎先生考证的四五万人较为合理。赵佗上书请求从内地遣送无夫家女子三万人来看，说明秦朝驻岭南之军充其量不过四五万人。除此之外，秦王朝时有组织移民岭南还有3次：第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指岭南)”。这次是随军谪发，配合军事占领，在岭南安置这些移民。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第三次是秦末赵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这15000名青年女子，当然都成了15000名戍卒的配偶，他们构成中原汉人落籍岭南的15000户人家。这就是刘邦后来所说的“前时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

(二)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2年，一举灭掉历主五世共91年的赵氏南越政权。此后，汉武帝为加强对岭南的控制，根除岭南分裂割据的根源，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将粤北地区划归荆州刺史部的桂阳郡管辖，使岭南失去控制南蛉的天然屏障；另外一条就是进行将中原汉人移民岭南。《三国志·吴志·薛琮传》载，薛琮在上孙权疏中说，“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史记》和《汉书》虽无汉武帝徙民南方的记载，但我们以为薛琮所讲亦非虚言。一者汉武帝在位其问徙民实边之举很多，特别是在占领_新地之后，总喜欢采取徙民实边或屯田的政策以稳固新拓之地，因而汉兵在占岭南之后徙民实边亦在情理之中；二者汉武帝灭南越时就“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罪人随军前往岭南，战争结束后，为稳固对岭南的统治，将一些罪人留在岭南，使其成为岭南新移民也不是不可能，秦代正是这样做的。

(三)王莽摄政时期。王莽于公元8年篡汉后，中原接着爆发了赤眉、绿林起义，国内一片混乱。在中国历史上国内爆发战争时期，常常伴随而来的就是人口大迁移、大流动。当时从中原逃难到岭南的人应有不少。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记载，东汉末年岭南著名学者士燮，祖籍在山东，他的六世祖就是因避王莽之乱才落籍岭南的。到士燮时已是东汉末年，士燮家族不仅在岭南生根落户，而且他的兄弟还担任过交趾、合浦、九真和南海等郡太守，拥有自己的家兵，成为东汉的岭南地方豪强之一。另外，王莽当政期间，也组织过官方移民。《后汉书·南蛮传》记载，“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降犀牛。凡交趾所统，加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面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政府将罪人杂居在岭南越人之中，一方面是作为惩罚他们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还赋予他们教化本地越人的使命。

(四)东汉时期。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东汉时期汉人南移主要集中在东汉末年，其余时间仅存一例，那就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岭南爆发女子征侧、征贰姐妹二人的反叛事件，刘秀派大将马援前往平息之后，据《水经注·温水》载，“有遗兵十余家不返，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这段时期的中原汉人移民至岭南是为逃避黄巾起义战乱，因而是非官方的，零散的。他们或是举族或是单家独户地迁移至岭南。史书记载的这类南迁之人很多，如程秉，“汝南南顿人也。隶事郑玄，后避乱交州”；薛琮，“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沛郡人桓哗，献帝初平年间“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葛姥者，汉末避黄巾贼，“出自(至)交趾”，后来“资财巨万，僮仆数千，于此筑城为家”。上文提到的早期迁到岭南的士燮因“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三、南迁汉人对开发岭南的贡献

秦汉以前，岭南基本上处在火耕水耨的部落联盟时代，加上越有好斗的习俗，致使部族之间战争连绵，经济相对落后。秦汉时期，大批汉人南迁，杂处岭南越人其问。从南迁汉人的成分来看，既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沟通物品交换的商人，更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从中原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生产技术，在岭南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交通线，密切了与中原的商贸往来；传播了中原先进的文化知识。逐渐改变了岭南的一些不良习俗，使岭南地区走上与中原同步发展的轨道。他们的到来，加快封建化进程，大大促进了岭南的开发和经济发展。

(一)在农业生产方面。秦以前，岭南农业尚处在所谓“或火耕而水耨”的粗耕阶段。到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铁器农具的大量传入和推广使用。从考古发掘来看，秦以前，广西未见可以确定为先秦的铁制工具，广东亦仅有铁口锄、铁斧2件，而秦汉时期的铁器，广东就有300多件，增加150倍以上。种类也由2种增加到22种，广东、广西秦汉墓葬所发掘的铁制农具及其他用具主要有铧、锄、斧、镰、钉、凿、锛、剑、戟、矛、镞、剪刀等。从这些器物的形式来看，多与内地相同。二是牛耕的推广。《后汉书·任延传》云“九真俗，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太守任延“始教耕犁”。在汉代岭南墓葬中，陶牛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器物，从中可以知道耕牛在当时已是十分重要的畜力。三是北方的农作物引进南方。黍、粟、高梁本是中原一带传统粮食作物，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也已栽种。广州汉墓中有高梁、黍的遗物。《汉书·南粤传》记载，汉武帝灭南越国，汉军曾“得越船粟”。显然。粟在当时也是主粮。四是政府采取了鼓励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汉统一岭南后一直采取“毋赋税”的优惠政策，使得岭南经济发展有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一些开明的中原去的郡守等官吏也采取了鼓励农业发展措施。如当时担任九真太守的任延，针对当地人以狩猎为生，不事耕作，生活极为不便的实际，极力推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铸作家具、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此后。九真郡“田畴岁岁开广，百姓丰衣足食”。桂阳太守卫飒解除人民劳役之苦，使他们“役省苦息”，使粤北流亡他乡的人民复归，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在交通方面。自古以来，岭南囿于北有五岭，南有大海的地理环境，形成一个封闭式的社会地域，与外界交流较为困难，造成长期以来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落后于中原地区。秦汉时期，由于中原汉人的南下及中央政府的直接统辖，使岭南的交通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在陆地方面，秦时开辟了中原与岭南的“新道”有四条：第一条是自江西大余过大庾岭，进入南雄后，下浈江、北江抵番禺；第二条是自湖南全州顺湘水过秦时开辟的灵渠，经西江下番禺；第三条是自湖南道县，经贺江入西江下番禺；第四条是自湖南郴县人广东连县，经连江、北江到番禺。汉代除沿用秦四道外，又增开了穿越五岭的牂牁道，即从今贵州北盘江，经云南入广西隋水，入广东下西江；桂阳峤道，东汉章帝时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即开辟从今湖南零陵到郴县的陆路，而后水路通过连江、北江，下番禺；自湖南临武、宜章下乐昌的武水道及仁化城口道等几条新路。在海上交通方面，《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史料。我们虽不能确切知道沿途经过了哪些国家，但以航程计算，已在1年以上，以每天60里计，也有二三万里航程。《汉书.王莽传》也有“东致海外，南怀黄支”的记录。这说明当时中国南海交通是发达的，可达到二三万里外的黄支国。从秦汉时造船遗址来看，当时可同时造数艘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24]这也

反了当时航海业的确很兴盛。

(三)在商业方面。由于秦汉时期诸多交通路线的开通。为岭南与中原及海外贸交往打开了方便之门。秦汉时，岭南形成了以番禺为中心，以交通线沿途为幅射点的商业贸易网络。当时番禺成为汉19个商业中心之一，是岭南和海外所产珍奇物品的集散地。《史记·货殖列传》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碡瑁、果布之凑。”秦汉时期在中原与岭南交通线上都设有关隘，这些关隘战时为军事上的屏障，和平时期就成为边关地区商品交易场所。西汉吕后执政时，就曾爆发一场因汉政府令南方边郡人民“毋予夷金铁器；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即禁止在关边地区把铁器买给南越，牛羊即使给也只能给公的不能给母的，而惹怒赵佗兴兵北上的战事。当时中原南下岭南做生意的人很多，并且“多取富焉”。

(四)文化习俗方面。秦汉之先，岭南是个“自三代之盛”，“不受正朔”的化外之地。秦汉之时，由于汉人的入居岭南，与岭南越人朝夕相处，使岭南地区文化习俗发生可喜的变化，并不断趋向与华夏民族大家庭相融合。由于地理环境等诸因素影响，自古岭南地区越人语言与中原汉语有很大不同，所以历史上早就有“重译乃通”的说法。秦汉时大量汉人与越人杂居，共同的经济生活导致相互信息的交流，其结果必然是汉人习越语，越人习汉语。文字是语言的表象，是人们交流思想重要工具。秦以前，中原汉字可能就有在岭南出现，但从文物考古情况来看，岭南广泛运用汉字是在秦统一岭南以后。这显然就是由于汉人南迁直接带来的结果。在习俗方面，由于秦以前岭南尚处在部落君长统治的时期，生活习俗都比较原始和落后。南越国时期，赵佗将中原的文化习俗介绍到岭南，“稍以诗礼化其民。”在礼仪之邦的文化陶冶下，岭南社会风貌出现了新气象。“冠履聘娶，华风日兴”《后汉书·南蛮传》称岭南正是在秦汉期“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以礼化。”《后汉书·循吏传》记任延在任九真太守时，九真人没有嫁娶礼法，仍处在原始群婚阶段。任延便“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东汉以后，岭南先后出现了陈钦、陈元父子和士燮、士赐、士壹兄弟等著名的经学家，并曾往中原讲学。这反映了岭南已接受了中原汉文化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作者单位：韶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地——唐代粤北地区经济文化述评

李庆新

唐元和十年(815)，大诗人刘禹锡在著名的《连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这是诗人对唐代连州的赞美之辞。其实，这个评价也适合于整个粤北。由于地处五岭南北交通要冲，粤北历来是北方移民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人口相对密集；另外，地理上和军事上的特殊地位，促使历代中央政府重视这一地区的统治，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构，培植封建文化，因而粤北是岭南开发较早的地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唐代粤北继续保持这一势头，经济发达，人文鼎盛，举世瞩目。

一、北人南迁与户口增长

唐代人口迁移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官府组织的移民，包括将地少人多的“狭乡”编户迁往地旷人稀的“宽乡”、徙民屯戍实边、流配罪徙等情形，这类移民均不以粤北为目的地，在此不展开讨论，另一类是自发性移民，包括平民逃避战乱赋役、僧侣传播宗教、学者研习学术等，而以前者为多，官府难于控制，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唐代迁入粤北的北方移民主要是这类人。

隋唐之际，中原动荡，战火不息，户口流失严重。武德六年(623)二月，唐高祖发布《简徭役诏》云：“江淮之间，爱及岭外，涂路悬隔，土旷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说明当时进入岭南的北方移民数量庞大，居留粤北者必不在少数。贞观十三年(639)，韶州户口数为6960户，40416口，连州户口数为5563户．31094口，户数分别居今广东境24州的第4位和第7位，口数则分别居第2位和第5位，可见粤北户口在岭南实居前列。据翁俊雄先生提供的唐初各州面积，韶州为16944平方公里，连州为8273平方公里，则贞观十三年韶、连二州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公里2.39人和3.76人，略高于全国每平方公里2.15人的平均水平。

开元、天宝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社会经济臻于鼎盛，人口达到一个高峰。粤北与岭南、国内一样，人口增长很快。天宝元年(742)，韶州有31000户，168948口，分别比贞观户口增长345.4％和318.02％，连州有32210户，143533口，分别比贞观户口增长479％和361.61％。这二州户口总额仅次于广州，跃居岭南各州第2、3位，增幅之大，更居岭南各州之首。另外，韶、连二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到9.97人和17.35人，在岭南仅次于新州(每平方公里69.94人)，高于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其余州郡。所以，粤北是唐前期岭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唐代实施州(郡)、县二级地方政制，县以下基层组织有乡、里、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因此，乡里组织的建置也反映一个地区的户口状况。在敦煌博物馆藏《天宝初年地志残卷》中，岭南道68州所辖各县大多记录有乡数，韶州设乡42个，其中曲江县有16乡，乐昌县10乡，仁化县4乡，始兴县4乡，渭(浈)昌县4乡，翁源县4乡；连州设乡31个，其中桂阳县有18乡，阳山县3乡，连山县10乡。由此可看出如下3个问题：(1)天宝间岭南设乡最多的郡为南海郡，有89乡，其次为交州，43乡，韶州42乡，居第3位；其后为桂州，38乡，爱州、容州，各37乡，连卅31乡，居第7位。上述七州除韶、连、爱3州外，其余均为中或下都督府，显示韶、连2州地位非同一般。(2)岭南设乡最多的县为南海县，21个，桂阳、曲江2县紧跟其后，分居第2、3位，说明桂阳、曲江是岭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3)连州桂阳、连山、韶州曲江、乐昌分别毗邻湖南、江西，设乡较多，肯定与北方移民进入直接相关，而连州乡数多于韶州，显示由湖南方向进入粤北的北方移民比由江西方向进入的多。

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由于战争而大量损耗。岭南因为大批军队北调勤王，防务空虚，相继发生吕太之乱(广德元年)和哥舒晃之乱(大历三年)，官军与叛军在韶州多次交锋，争夺激烈，破坏严重。另外，由于赋役苛重，百姓逃避，隐没山林，造成了户口的大量流失。此外，粤北佛教风行，寺院经济发达，也隐占为数不少的民户。因此，中唐以后粤北人口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兴元元年(784)，韶州民户仅有7000户，比天宝元年(742)减少77.4％，即使是经过徐申的大力经营，恢复经济，招募流亡，至贞元六年(790)，民户有所恢复，“倍其初之数，又盈四千户焉”，亦远不及天宝户数。

当然，唐中后期粤北人口的减少不能理解为绝对的或持续的，在乱平之后相对稳定的环境里，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快。脱离官府版籍而隐没山林、或进入地主、寺院庄园的民户数量亦应充分估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北方移民源源不断的补充，对粤北人口的恢复，山区经济的开发，具有积极作用。《原化记》称安史乱后“有魏生者，……因避乱，将妻入岭南。”就是北人举家携资南来的一个例子。唐末农民战争更掀起西晋以来又一次北人南移浪潮，史称“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大批北方人士从湖南、江西、福建涌进岭南，而途经粤北者最多，部分停留下来，部分则继续南下，迁至粤中、海南一带。道光南海《孔氏家谱》序言谓，唐散骑常侍孔昌弼“遭唐季河北多难”，“遂避地之粤”，迁居南雄。杨洪吉先生列举了唐代迁入大庾岭路上交通大站珠玑巷的北方姓氏有何、孔、张、姚、黎、陈、卫、谭等，恐怕都是因为避乱。这次移民浪潮一直延续至五代和两宋。

综上所述，唐代粤北地区人口总量、增长速度以及密集程度都在岭南居领先地位，这种人口优势成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亦奠定了韶、连二州在行政上居要州大郡的特殊位置。在选官制度上，二州官吏始终由吏部铨选，没有推行都督府简选或南选。在州县等级上，《新唐书·地理志》虽把韶、连二州均列为下等，实际上如果按开元十八年(730)4万户以上、边州3万户以上为上州的规定，天宝间韶、连二州则为上等州。在二州所辖各县中，曲江、桂阳为上县，连山为中县，阳山、始兴、乐昌、浈昌、仁化、翁源为中下县或下县。另外，由于人口较多，二州领县相当稳定，有增无减。乾元元年(758)，朝廷于韶州置韶、连、郴三州都团练守捉使，统辖三州军务，以镇岭上，有权专奏，不受节度、观察使制约，有较大的自主权，形成相对独立的次级方镇。上元二年(761)韶、连、郴三州都团练处置使废，三州复隶岭南节度使。

二、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发展

东汉时期，粤北地区在卫飒、茨充、许荆等一班循吏的治理下，修庠序，兴交通，列传邮，教民种桑植麻，使社会经济面貌显著改观。进入六朝，始兴郡成为岭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1963年、1982年在连县、韶关西晋墓葬出土的陶犁田耙田模型，形象地记录了代表我国南方先进水平的“耕——耙——耖”水田耕作技术，模型四角还有漏斗状排水设施，可根据水稻生长期不同时期对水的需要调节水量，晒田技术水平不亚于北方。说明粤北一带农业耕作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宋书·良吏传》记载粤北采银俚民具备专业生产性质，亦从一个侧面反映粤北手工业生产的高水平。唐人粤北发挥“控扼五蛉”，“襟会百粤”的优势，发展山区农业，工商并举，山区经济充满活力，颇有特色。

1．农业。

粤北大部分地区属山地丘陵，平原狭小，长期的开发已使条件较好的盆地、河谷平地耕垦殆尽，农耕区的开拓，一方面表现为平地的深度开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向山地丘陵拓展，垦耕“畲田”、“山田”。“畲田”又称“火田”或“火耕田”，垦耕方法是以畲刀砍倒山地草木，然后放火烧山，草木被烧后加以平整，即可播种，可连续耕种二到三年。元和间，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其《莫徭歌》云：“火种开山脊”，即指这种垦田方式。戴叔伦《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即事呈五永州邕、李道叶圻》一诗中称：“种田烧险谷，汲井凿高原。”亦记述同一情形。”山田即梯田，依山坡筑石为垅，由低到高，层层上升，远看如梯。元和中殷尧藩送刘禹锡刺连州，临别赠诗曰：“此去定知偿隐趣，石田春雨读书耕。”右田即是梯田。有报道说，珠江西北江三角洲在隋代以前堆积成陆不是太快，前沿在今顺德市安敦、逢简、富裕、番禺市紫泥、沙泥、石楼一线，隋唐时期成陆加快，从紫洞到万顷沙，每年推进约30米，前沿达到今顺德市南华、昌教、龙涌、桂洲、番禺市石楼一线。以地理学、生态学角度看，西北江三角洲成陆加快，是西江、北江流域土地开发引起水土流失的结果。粤北地处北江上游，存在水土流失问题，表明这一地区土地开发颇具规模。

粤北山多地势高，地表水资源不如沿海平原充沛，易旱易涝，人们根据这些特点，修筑坡塘池湖，蓄水防旱，对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发挥重要作用。大历、元和间，元洁，刘禹锡相继在连州修拓海阳湖，不仅利及农业，而且增添了一方旅游名胜。戴叔伦诗“汲井凿高原”，表明凿井引泉也是山区开拓水源、灌溉农田的常用方法。唐末诗人孙鲂有《题梅岭泉》一诗，记录了韶州浈易县农民引梅岭泉水浇种水果药苗的情形。

铁农具和牛耕在粤北推广甚早，唐代，水车这一重要提水工具也普遍使用，这对提高劳动效率有重要作用，而一年二熟轮作复种制的出现，更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单位粮食产量，贞元中，韩愈为阳山令，其《县斋述怀》诗云：“禾麦种满地，梨枣栽绕舍。”这是指一年二熟的稻麦复种制。稍后，韶州刺史徐中募民营田，有300顷之多，“假之牛犁粟种与食，所收其半与之，不假牛犁者三分与二”，结果岁入官租30000斛。据此统计，当时韶州水稻亩产为2或3斛。这一产量，接近或达到江淮每亩约3石的水平，说明粤北水稻生产跨入全国先进水平。

经济作物种植与商品化生产是唐代广东农业的一大特色，粤北人民种植花果、香药、茶叶、棉麻等，丰富了农村经济内容，增强了活力。元和间韶州周某曾以土产生黄茶赠给柳州刺史柳宗元，说明粤北产茶。唐末孙鲂游浈昌县，见当地“药苗繁似结，萝蔓猛如编”，“香老卧池边”，显示韶州香药种植亦有一定规模。明孙蒉《上舍公墓志》云：“梁乾化中，有区观昱者，避江淮寇乱，迁岭南之韶州，隐居棉圃里。”棉圃里地近珠玑巷，以棉圃为名，可见此地早有木棉种植。结合王建诗：“白氍（原字为左边一个‘叠’字，右边一个‘毛’字）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对南海等地棉织业盛况的记录，可以推断粤北木棉种植已较普遍。此外，唐代连州土贡苧、练、白苧细布，表明当地苧、麻等衣料作物亦有种植。

2．手工业。

粤北地处华南褶皱系，地层结构复杂，岩浆活动与构造活动频繁，矿产资源丰富。唐代，人们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发展采矿业和冶铸业，使粤北成为岭南重要的矿冶基地。现有资料表明，连州产金、银、铜、铁和汞，石钟乳号称天下之最。刘禹锡称，连州“山秀且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建中四年(783)，判度支赵赞建议采连州白铜铸当十大钱，说明连州铸钱业很有基础。韶州采矿业与连州相仿，所产石钟乳也很有名。著名医学家王焘指出：“乳石，第一出始兴，其次连、广……”。

纺织业在粤北手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韶州所产竹布，连州所产苧、苧练、白苧细布品质优良，被列为土贡。杜甫《送段功曹归广州》诗谓：“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估客，时寄锦官城。”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说：“连州，苧蕉为三服贵，岁贡十笥，”显示韶连地区以葛、苧、蕉为布料的服装在国内市场颇受欢迎。

唐人李肇在《国史补》卷下中开列国内名优特产，认为“纸则有越之剡藤苔戕、蜀之麻面、屑末，……韶之竹戕，……”这里的“竹戕”即粤北名产竹纸，以竹为原料，经锤烂浸泡等多种工序精制而成，质量上乘。

粤北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的限制，手工业生产以矿冶、纺织业为盛，产业结构略显单薄，但填补了广、潮等沿海州郡在这方面的空白或薄弱环节，在岭南手工业中仍然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3．交通、商业及旅游业。

唐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岭南与江淮、中原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唐前期岭南赋税一般先运至扬州，再漕运至两京。广州等地进口的海外珍物，大部分流向江淮和中原，而内地的陶瓷、丝织品亦南运广州，销往海外。这样，五岭交通相当频繁。粤北是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主要线路有3条：(1)大庾岭——虔州线，通过北江、浈江、越大庾岭连结粤赣，沟通广、扬，贯穿唐朝经济最发达的南方诸道，最为繁忙。(2)武水——郴州线，通过北江、武水，越骑田岭，沟通粤湘，为广州至长安的捷径。(3)洭水——连州线，通过北江、洭水，亦越骑田岭，沟通粤湘，为人京里程较短的路线之一。在这些交通干线上，官府设置关津驿馆，负责管理与服务职能。大中九年(855)，福寿寺僧圆珍巡礼各地名山祖塔，所持蒲关勘出过所有云：“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符到奉行。都官员外郎判依。……可见韶州在国内交通管理体系中亦占有一定地位。

为改善交通状况，官府曾对一些重要道路进行整治修拓。开元四年(716)，始兴人张九龄上奏朝廷，获准主持大庾岭路整治工程，修成“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新道，“高深为之失险”，“转输为之化劳”，对改善南北交通，推动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大和初，连州刺史蒋防对楞伽峡险滩进行疏凿，使连江水道保持畅通，“民甚德之”。

岭南商品经济素称发达，重商是粤人社会的传统。唐代，广东出现“民罕著本”，“多牟利于川市”的现象，经商成风，结果带动城乡商业的繁荣，不仅城市旧有商业制度受到冲击，经济内涵与经济功能不断增大，出现西方学者所说的“城市革命”，而且农村市场相当活跃，一些交通方便，行旅辐辏的城郊或津埗渡口形成固定的交易市场，称墟市。粤北与各地一样，商业兴盛。韶州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楚为边邑，在越为交衢”，为“贡朝之所途”，是广州至扬州经济走廊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商贸之盛仅次于广州。皇甫浞《朝阳楼记>云： “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会昌末，许浑在韶州驿楼饮宴，“楼前千帆背夕阳”，给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连州地处湘粤通道要冲，是粤北商业重镇，隋代，桂阳人区泽招集流徙，“择其勇者予之赀本，使得经商”，大业中，泽为熙平郡守。隋唐之际，泽拥兵闭境自守，“惟以生殖休息为务”，连阳地区商业贸易一直比较平稳。《新唐书·邓处讷传>称唐末连州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多达四五千人，如果按元和时连州户数(5270户)、天宝时每户平均口数(4.46)计算，连州口数为23504人，唐末口数亦不会少于此数，则工商业人口当占总人口的17.02％至21.27％。可见连州经商者人数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天宝间《地志残卷》中，记录了各州的公廨本钱，是官府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者常食，余为百官俸粮”，各州本额上州为2420贯，下州880贯；《地志残卷》中韶州本额1185贯，连州770贯，分别超过和接近下州规定本额，显示粤北商业颇盛。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交通的兴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粤北一批著名的旅游胜地，吸引北方人士慕名络绎南来。连州“境物以丽闻”，“既远且秀”，“山水名天下”。海阳湖，德宗时元诘所筑，元和中刘禹锡“作吏隐亭于海阳湖壖”，增辟景点，形成“亭”、‘溪”、“瀑”、“池”、“潭”、“窟”并胜的“海阳十景”，颇负盛名。燕喜亭，贞元中刺史王宏中建，因韩愈作记而名声大噪，“为天下所嘉”；中州人士甚至有按照《燕喜亭记》“依记为图，为馆宇饰，味山水者”。于是，“时谈山水可娱者较数连矣”。韶州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不亚于连，兼有禅林胜地曹溪，游者辐辏，海内外名僧硕学难计其数。

三、文化面貌的巨大改观

秦汉时期，粤北率先接受中原先进汉文化的洗礼，封建礼仪教化成长迅速。进入六朝，在封建文化持续发展的同时，交广海路交通外贸带进了异域文化，始兴成为南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据点。唐代粤北文化在前代基础上更进一步，人文蔚起，盛况空前。

1．教育与科举的兴盛。

唐代韶、连二州建立起正规的官学体系，设置州学县学，招收生徒，学习经学和医学，推行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文化教育，培养人才。一些地方官吏重视教化，提倡礼义，移风易俗，使粤北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元和初周君巢为韶州刺史，“治以镇静为主”，张蒙继之知郡，“修广庠序，蠲除民疾，梗化者莫不濯心焉。”贞元中，韩愈为阳山令，“革其夷面鸟言之陋”，南海名士区册、区宏又慕名从游，与邑之文士“切磋砥砺，诵读诗书”，出现“彬彬儒雅”景象。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扶植后进，“诸生以进士书剌者，浩不可纪”，连州文风为之丕变。另外，一些地主、官僚、学者兴办私学，也培养出不少博学之才。唐前期张氏在始兴、曲江私第建立书堂，教育子弟，培养出张九龄等名臣。翁源人邵谒，少为县吏，后得罪县令被逐，遂于县东十余里水中小岛起书堂，发奋苦读，博通经史，自学成才，咸通七年被荐入国子学。

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增进士人对功名的追求，参加全国科举考试。显庆四年(659)，韶州始兴人张宏雅进士及第，为广东历史上第一个进士。长安二年(702)，张宏雅的侄子张九龄登进士第。此后，张仲方、张仲孚、刘轲、张绍儒、孔闰、张忠、李金马等亦相继登第。连州第一个登进士第者为桂阳人刘景。大中元年(847)，其子刘瞻进士及第。唐末，连州登进士第者大增，乾符三年(876)有邵安石，光启三年(887)有黄匪躬，光化三年(890)有吴霭，天祐三年(907)有张鸿、刘赞、陈用拙。这样，韶、连二州登进士第者分别为9人和8人，居岭南各州前列。

2．人才辈出。

唐代以前，粤北出现吴霸、唐珍、邓鲁、侯安都、张偲、麦铁杖等有影响的人物。唐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实施，为粤北有志之士提供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进入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韶州张九龄，连州刘瞻分别是玄宗朝、懿宗、僖宗朝宰相，卓有建树，在全国政坛有重大影响；张九皋、张九章、张仲方、何昌期等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作为。需要指出的是，刘瞻作为第二位粤籍宰相，累历清要，咸通十年(869)拜相，与张九龄一样，刚正立朝，直言极谏，居官廉洁，备受朝野景仰。史载他“家无留储，无舍第”，“四方献馈，一无所受”。咸通十一年谏杀医官，忤触懿宗，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再贬廉州刺史。僖宗立，召还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长安百姓欢欣鼓舞， “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一个封建官僚如此受百姓拥戴，实不多见。可惜刘瞻不久为奸臣用毒酒害死。

唐代粤北还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能文善诗的文人。张九龄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力破齐梁颓风，成为继陈子昂、张说之后诗歌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还以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团结凝聚了一批诗坛高手，直接推致了唐诗艺术颠峰的到来。

曲江人刘轲则是中唐诗文兼通、博通经史的知名学者，“文章与韩(愈)、柳(宗元)齐名。”清人江藩认为他“持论甚正，不杂禅语，不坠理障，虽行文波澜不及韩子(愈)之汪洋恣肆，而谨严则过之；其文在韩子之下，欧阳(詹)诸子之上，若中山(刘禹锡)、文泉(刘蜕)，瞠乎其后矣”。可见刘轲是古文运动的一员健将。

翁源人邵谒是晚唐有全国影响的岭南诗人，继承杜甫、自居易现实主义传统，关心民瘼，多刺时弊，语言浅显易懂，富于比兴，风格清新。大诗人温庭筠称其诗“声调激越，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及”。唐末五代粤北诗人还有黄匪躬、何泽等，皆不及邵谒。

惠能在南华寺开创禅宗南派之后，影响日广，粤北亦出现不少名僧。浈昌人慧寂，曾师事沩山灵祐，后居袁州仰山，成为禅宗五家之一沩仰宗的创始人。此外，曲江法海、桂阳道行、始兴惠朗也是有影响的禅僧。

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唐代粤北人才之盛，在岭南可谓无可比拟。宋人李渤说：“侯师成以功烈为陈将军，张子寿以德业为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谓将相之乡也”。杨万里则称：“人物粤产，古不多见，见必奇杰也，故张文献一出，而曲江名天下。”朱翼认为：“唐之张，宋之余，两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何愧于内郡乎!”这些议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3．佛教风行。

唐代粤北儒学甚盛，宗教亦不示弱。由于韶州是惠能开创禅宗的基地，“寺最众，僧最多。”天宝初，韶州“生齿登黄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寺院经济发达。宝林寺为禅宗祖庭，中外名僧汇萃，常数千人。

四、余论

粤北作为岭南的一个分区，历史发展，与其他地方有共同之处，岭南文化开放兼容、融汇中西、重商等特点在粤北文化中也有表现。不过，由于地理环境独特，又使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形成自己特有的内容和风格，在岭南经济文化中自成一格。山多地少，矿产、林业资源丰富，为人们开发山区农业，建立采矿、冶铸业提供自然资源条件和优势；地处五岭南北交通要道、毗邻湘赣，使粤北更快更易接收到内地和海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信息，互相融合，优势互补，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风格与个性。唐人刘禹锡指出：连州“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一故尝隶之府，……”敏锐感触到地理上的接壤造成文化习俗的趋同，这也是整个粤北的文化习性。

粤北靠近湘赣，受内地文化的影响最为强烈，对传统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吸收亦最为充分。所以唐代粤北儒学兴盛，封建教育发达，人们在政治上有强烈的追求，学术思想上有骄人的建树，岭南文化的“远儒性”和“非正统性”在这里表现得相对薄弱，这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等比较可谓大异其趣。唯其如此，粤北文化易为内地人士所接受，由唐及宋，博得不少中州人士的赞美，诸如“炎裔之凉地”，“广南之道院”，文化“淳而不漓”，不一而足。应该指出，粤北是北人南迁的一个通道，并不是所有北方移民的最终目的地，不少移民把它作为落脚点或中转站，短期停留后即继续南迁，这样，粤北人口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不断的新旧更替，文化不断的纳新吐故，变换内容，这也是粤北文化的一个特点。(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活动考补刍议彭祖熙

广府人士绝大多数以南雄珠玑巷为他们在岭南的“根”，原因是他们的祖先是中原人或江南人，迁徙来广东的原因和时间固然不尽相同，但流徙的路线大都一样：稽考历史典籍或氏族谱牒，察看岭南粤北的地理形势，搜集父老的口碑传说以及诗文笔记，一般都是辗转流到江西南康，越过大庚岭而到南雄珠玑巷居留，由珠玑巷而到南海、四邑等地，近代以来，更有些人浮槎泛海，寄寓异域。颠沛流离的遭遇，披荆斩棘的的开拓，离乡别井的愁怀，积累千数百年而形成广府民系最易接受非中原或荆楚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思维特征与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心理。明代中叶，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活动获得成功，就是其中典型事例之一。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主要文献有两种，一是《论耶稣会及天主教进入中国》(见图四)，又译为《天主教中国传教史》、《利玛窦札记》、《利文札记》等多种名称；另一种是《利玛窦书信集>。前哲时贤研究利氏的学术文章很多，且都没有什么大的分歧。然而，从研究广府文化的角度来看，再深一层挖掘利氏在肇庆、韶州、南雄三地的传教活动细节，思考广府文化的内涵，似乎不无帮助。为此，撰写这篇“考补刍议”。

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现，最早的文字记载应该是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的《印度中国见闻录》，内称：唐末黄巢义军进入广州时，外国居穗人数有12万之众，其中有伊斯兰教、犹太教与基督教等教徒。但是，当时的基督教影响有限，而且旁证文献不多，故不足述。

到了北宋中叶，公元1504年的时候，西方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与天主教。16世纪，天主教又分化出“新教”。1534年，耶稣会成立，获罗马教廷认可，成为中世纪正宗神权教权的最后支柱，于是传教远东，壮大力量。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在日本传教的方济各·沙勿略听说“中国在日本的对面，拥有多数杰出的人才和高尚的学士”，便立意到中国传教。1552年7月，他抵达广东上川岛，但未能获准进人内地。同年12月2日，沙勿略病死在上川岛。30年后，他的遗愿借利玛窦踏足广东才实现。

利玛窦，原名马太奥·利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诞生于意大利玛尔泰区玛塞拉特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562年。他入读该市耶稣会办的公学。1568年中学毕业，进入罗马日尔曼学院学习法律，3年后入读耶稣会神学院。1572年转入佛罗伦萨学院，同年9月17日，入罗马圣安德学院攻读修辞学及哲学。1577年，自愿恳求出国到远东传教。先到葡萄牙(当时欧亚海路交通被葡国控制)，因无船而到高音布拉大学，在那里住了一年两个月，继续读神学。1578年3月24日从里斯本出发，环绕非洲，9月到达印度卧亚(又译为“果亚”)神学院。1580年7月，获祝圣为司铎，时年29岁。1582年4月离开卧亚；8月到达澳门，停留一年，学习中文。此时，按华人习惯，改姓名为利玛窦。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同为耶稣会士的罗明坚司铎获得肇庆知府王泮的许可，到肇庆居住，又经两广总督郭应聘的批准，于11月24日在西城外的西江边建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为两层楼房的欧式建筑，上层有5个房间，中为起居室，正面有一阳台，左右各有一回郎；下层除房间外，中为圣堂。屋顶中央竖一钟塔，八角形，18尺高，顶端置一铁柱，最上有一镀金铜球，用两条铁丝系牢。这座房子与中国式的单层平房大不一样，故被称为“洋楼”。知府王泮曾题给大门匾额“仙花寺”、圣堂匾额“西来净土”，用木板刻制。可见当时官民，都把他们看成是“番僧”而不是“教徒”。利玛窦曾用意大利文注明匾额含义及每字字义，还用拉丁文给每字注音。(见图一)

利玛窦以西方的科技文化先行，取得官吏士民的好感，才开始传教。他进入肇庆之后，先显示中国人从未看过的三棱镜、自鸣钟、望远镜等，使中国人大为惊奇赞叹。他还根据中国人传统观点认为是“天下之最大者，万国皆以吾为中心”的心理，重新制一张《万国舆图》，把中国绘在正面中央位置，还加上中国文字，在知府王泮家中刻印出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见图二)

第二年，他和罗明坚司铎在一位学者的帮助下，采用中国学人询问，欧籍神父回答的方式，编写了一本《天主实录》，传授天主教知识，辩驳佛教理论。这本书曾经王泮润饰，文词很优美。他们还想请王泮写篇序言，推崇一番，但王泮认为写得不错，不需加序就可在中国推行，这就等于批准他们公开传教了。利玛窦、罗明坚还把这本书赠给来华进贡，途经肇庆的越南使节，让他们带到北京和越南传播。

1585年，利玛窦已经可以不用翻译，直接和任何人交谈，用中文书写和诵读也差强人意了。这时，他亲自撰写了一本《中国简介》，寄回欧洲，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其间的很多亲见亲历，与欧洲过去仅从商人介绍的中国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1589年玛窦被逐出肇庆后，于8月24日到达韶州。在地方官员的协助和支持下，他们在光孝寺旁又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占地11丈长，7.5丈宽，合萄国度量为50高窝(COVOS)长，41高窝宽。1603年，也就是利玛窦北上传教而离开韶关8年之后，留在韶州传教所的天主教徒又得到韶关地方官民的帮助，在靖村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间乡村天主教堂。

利玛窦来到韶州不几天，一位利玛窦和他的教友“永远无法偿还他的感激之情”的官宦子弟——瞿太素就拜访了他，向他请教炼丹术和数学，建议他“弃僧改儒”，进入官员和士子的生活圈子。于是，利玛窦不再“髡首袒肩”，而是穿儒服，戴儒帽，坐轿子，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字号：西泰。瞿太素也在利玛窦的口述下，共同将《几何原本》首卷翻译成中文。这部《几何原本》是利玛窦的教师克拉威伍斯神父重订的阿基米德的经典著作，共13卷，除首卷外，前6卷是平面几何，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后6卷是立体几何，清代咸丰十二年(1852年)由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与传教士伟亚力共同译全。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交谊也是徐光启来韶州认识利玛窦时才开始的。

利玛窦在韶期间，还遵照视察员范礼安的指示，独立用中文撰写一本新的《要理问答》——《天主实义》，用自然推理证明天主教义的正确，还删去原来过多的释氏言词，改用儒家经典作为论据，印刷后在全中国使用(见图三)。他还于1594年着手用拉丁文翻译儒家典籍《四书》，认为“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的智慧”，并于次年整理完毕，寄回欧洲，给罗马教廷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

韶州教堂建成不久，南雄有一富商葛盛华，是一个老板，江西泰和人，曾到韶听利玛窦布道，1592年受洗，圣名“若瑟”。他曾要求利玛窦到南雄为他的家人施洗，因此，利玛窦于次年初到南雄。由于葛盛华的关系，也由于此时南雄知府曾是瞿太素的家庭教师，利玛窦在南雄受到隆重的礼遇，“往往一天数席，应酬不暇，餐餐佳肴美酒……他们用轿子抬着我们走，也为方便前行，因为城中人口众多，都看洋和尚……我们不论到那里，常有很多群众跟在轿子后面或围着轿子前行。”这次利玛窦在南雄，为10人施洗，其中6个成人，4个小孩，应该是第一批在南雄受洗的天主教徒。此后，利玛窦及其同事还在南雄建立了天主教堂。将利玛窦《天主教中国传教史》译成拉丁文的金尼阁神父，就是于1612年10月15日从南雄传教所动身赴澳门再到达罗马的。

利玛窦这次到南雄，看到“南雄府坐于北江上，尚有一支流，皆能行船。在河上建有两座桥，一石一木。南雄是一个商业城市，水陆交通极为方便。欧洲、印度、麻六甲、摩洛哥与其他地方的货物，这里可说应有尽有。它和中国各地大半皆有往来，许多货物经此而输往他省，因此船只往来不绝。”(《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592年11月15日，撰于韶州)这是有关南雄城建、交通、商贸的一段珍贵史料，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1595年，利玛窦北上传教，他在南昌住了3年，在南京住了2年，终于1601年(万历二十八年)春节前获准进京朝觐，荣受赐邸，准建圣堂传教。利玛窦在中国艰苦工作28年，终于完成天主教传人中国的理想，并成为最典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这是历史上一段不可忽视的光芒。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0日，利玛窦卒于北京，侍奉在旁的游文辉修士为他绘下遗容。万历皇帝朱翊钧恩准以西郊栏寺一别墅为其葬地，竖立墓碑，正中刻“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右刻汉字碑文云：“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传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左刻碑文为拉丁文。利玛窦在广东的13年经历，是他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基础。广东是天主教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基地，这与广东的地理位置虽然有关，而广东的地域社会和文化风尚的形成过程及与之带来的文化特点，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广东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其文化特征固然有古越文化的遗存，但更多的是中原、荆楚文化的遗存。司马相如《上林赋》：“靓庄刻饰”的“靓”，在粤语中今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使用频率极高。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其文化已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一是兼容性，二是开放性，三是变革意识和心理。作为广东文化的一个分支——广府文化，自然也具备这些特征。

本文开头已述，广府民系的根和流徙路线，都从珠玑巷、南雄、韶州开始。因此，这三处地方的社会和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要比其他粤方言地域来得强烈和明显些。利玛窦被逐出肇庆，有多方原因，但，正当他失落地想离开伤心之地时，是粤北接纳他，而且欢迎他，使他在给罗马教廷、澳门视察员和给父亲的信中，多次说到：“我们在这个地方，虽然也遭到猜忌，但一般而言，人们很有礼地看待我们……总之，直到目前，人人都对我们很好。”(《利氏致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书》1589年9月30日，撰于韶州)“他们殷勤招待我，地方要人争相请我吃饭。”(《利氏致父书》1592年11月12日，撰于韶州)“该城所有的要人都来看望我们，南雄知府还送了良好的草药。”(《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592年11日15日，撰于韶州)。这种同一文化在地域上的差异，是粤北为广府民系的“根”，地处广府文化圈的边缘，是多种文化最易交融的长期形成的特征所致。

当利玛窦初来韶州要建教堂时，一些人就说：“你们不知道他们所称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自己会建，他们有技巧。他们如在这里造一间西式屋子，真给我们全城增光不少!”从这一细节中，也可看到广府文化的开放性和变革意识和心理了。

(作者单位：韶关市文联)

主要参考资料

一、《利玛窦书信集》，罗渔译，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6月。

二、《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馀、王玉川合译，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10月。

三、《四百年前的传教先锋》，林瑞琪，载于《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纪念资料册》，香港天主教青年联会，1982年。

四、《明清问中西文化沟通的枢纽——广东》，程若驱，载于《广东文物》，1940年。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究述评姜水兴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南雄市，近期联合在南雄召开了“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参加研讨的粤、京、赣，以及港澳地区60余名专家、学者，就珠玑巷的文化价值，珠玑巷人后裔的南迁，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珠玑文化、珠玑精神、珠玑意识，南雄、珠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等课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首次学术研讨。珠玑巷文化价值研究

与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珠玑巷的文化价值、历史地位作出了评价，并形成了以下共识。

珠玑巷位于粤北南雄城北9公里的梅关古驿道上，自唐朝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道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逮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唐宋以来，珠玑巷是岭南、岭北的主要通道，岭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之一，中原、江淮人民拓展南疆的第一个结集点、桑梓地、中转站。“一条悠悠古巷，情萦众多后裔”，珠玑古巷成了联系中华母体和岭南地区的枢纽，珠三角140多个姓，全球4000多万后裔，心目中血缘、地缘、族缘的情结之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之母”。

对南雄珠玑巷的命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以珠玑巷命名之地域，几乎遍及长江以南诸地，尤其在一些谱牒中，追溯家族源头，无不冠以“南雄珠玑巷”、“长沙珠玑巷”、“南京珠玑巷”、“江西永新珠玑巷”、“苍梧珠玑巷”……，被命定为珠玑巷的地域，往往是位于人口流动频繁的关隘、重镇、通衢要道之地，所谓“珠玑巷”的称谓，实即蕴含寄寓着富裕、吉祥、美好之意，“巷”，在此，不仅仅是理解成一条深处小巷。

二、珠玑巷是中原故土的象征地，又是广府民系诸姓始祖的故乡。珠玑巷一头连接遥远的中原故土，一头连接生息繁衍于珠江流域的广府珠玑移民后裔；珠玑巷在这里起着五岭南北分界的作用。中原南迁后裔，为不忘故乡之根，“不忘枌榆所自，取祥符珠玑巷，号入岭南雄之地。”其意义不止是纪念南雄珠玑巷，更远的是追根溯源，思乡念祖，纪念中原和江南的故乡。通过“中原——珠玑——广府”的模式，从而显示了广府民系，对中原的强烈的认同感，达到“文化认同意识”，“血缘宗族意识”、“地域本土意识”。

由于文化的异质，在宋代大批移民南迁之前，岭南地区对中原尚缺少向心力，一旦中原出现变故，岭南就趁机割据；但自宋代始，大批移民南迁，中原声教流播，文化认同，广府地区普遍蓄备了对中原的内倾之力，广府人自觉以中华民族一成员自居，并自觉成为中原文化的维护、传播、躬行者，同时出现了许多岭南土著的迅速汉化，乃至出现“南蛮附姓”，以及杜撰谱牒，借托珠玑移民等现象。

珠江三角洲及其西部地区，地域如此之广，而广府民系百余姓氏，由于共同的文化基因和重根意识，珠玑巷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纽带，珠玑后裔普遍产生一种突破了血缘、地缘界限，不分祖籍、姓氏，概以珠玑巷后人自称、自豪的重根意识，咸以一弹丸之地。为其先祖发祥之地，至今更遍布于全球五大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珠玑后裔不远万里，返回故里寻根问祖，不绝于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移民史上一种罕见的人文现象。

珠玑的人文现象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祖先的劳绩桑梓，在炎黄子孙心目中享有着神圣的地位。

珠玑巷文化价值的根本意义是：

1·珠玑巷移民在传播中原文化，开发珠江三角洲，繁荣岭南文化上有着重大贡献；

2·珠玑移民后裔在海外拓展过程中，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中华以外天”，以及在侨居地的开发中作出卓著功绩：

3·珠玑巷是一种文化化石，使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岭南文化的悠久历史，似乎聆听到古老年代遥远的回响；珠玑巷又是一个新文化的生育点，沿着它的路径，可以创造新时代的岭南文化。弘扬珠玑巷优良传统，使珠玑巷成为古为今用的生长点，再现历史辉煌，展示现实文化价值：

①寻探珠玑移民的来源，揭示中华文化在岭南的根本性地位；②弘扬珠玑移民开拓精神，振兴中华、振兴家乡；③，弘扬珠玑称民后裔的尊祖爱乡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④赞颂优良文化传统，为树立社会伦理道德新风尚服务；⑤将历史情结、桑梓深情转化为旅游资源，使之直接产生经济、社会效益。

珠玑巷人南迁研究

关于珠玑巷人南迁研究，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曾系列出版了《珠玑巷丛书》10本，目前又在组织力量，分别出版珠玑巷后裔140多个姓氏的谱牒，珠玑巷南迁研究是中国移民史研究上的一项浩大工程。在本次研讨会上，著名人文学者曾昭璇先生率4位年青学者，对珠三角流散民间的大量族谱进行了微观研究和史学考证，证实罗贵97人(户)的南迁确有其事，并提出下述认识：

(一)、珠玑巷当年以商业繁荣，物阜民丰，南腔北调，使岭南岭北居民相汇于此，语言风俗自别南雄城区，珠玑方言跟南雄话相邻不相合，客观上构成了珠玑成为一方中心。

(二)、罗贵97人(户)南迁，是一次集体迁移，一次有组织经政府批准的迁移，而不是无目的的流窜；自请迁往地广人稀之地，面临“烟瘴之地”，为图发展，知难而进，故迁在必行、必成。作者指出，罗贵事件，仅是南迁中的一个突出事件，此外尚有其他数支南迁群体(如番禺屈氏)。

曾先生为探求准确迁徙时间、迁徙地点，广搜资料，详加考证，其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亦是体现珠玑后裔学人治学的踏实作

研讨会的其他有关论文，亦是经过实地调查后撰成，如，一位年青作者锲而不舍，经过数年的努力，对珠江三角洲十个市县的高姓进行了梳辫子式的调查，追根溯源，证见，高氏后人于南宋时迁广东南雄保昌县沙水乡珠玑巷，其后裔分支繁衍遍及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粤西遂溪、电白等地。其迁徙脉络清晰，记载的迁徙动机是研究广东中世纪史的生动材料。

一些作者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认为重视姓氏、宗族的实地调查，抢救口碑传说，收集整理族谱资料，有利于年轻一代了解先祖艰苦创业的历史，继承先辈坚韧不拔精神，陶冶爱国爱乡爱族情操，以及提高民族凝聚力。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

许多学者对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作了阐述。珠玑巷是广府文化的主要源头，岭南文化的源头之一，没有珠玑巷，就没有岭南文化的繁荣。文化即人化，人是文化的的载体，是传统的最大承载者，珠玑巷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的杂交、交融之地，通过文化的交融，进出火花，创发新意，从而使珠玑地区及珠三角地区人才密集，移民文化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受过中原文化薰陶的珠玑巷人的不断南迁，使之不断对广府文化增添血液，在广府文化的成熟与发展上，不断增加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力度与后继力度。

珠玑巷人南迁后裔散居四邑诸地，四邑文化特征，无疑融汇人珠玑巷人南迁后裔的原生文化，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指出，通过研究四邑文化，可以寻觅到珠玑古俗的若干痕迹。

历史上，粤北地区相对较为发达，珠玑巷南迁后裔，给珠三角等地区，带来了当时所能达到的先进文化，以珠玑巷为“七百年前的桑梓乡”自誉的岭南许多名人、学士的努力，使岭南文化能跻身于中原，媲美于江淮。南迁的珠玑巷人后裔，不少是家学渊源，至性嗜学者，在迁移地崇义尚儒、兴学重教，如明代陈白沙、湛若水等人办学倡教，“无处不授徒，无处不讲学”，使珠江三角洲及广州成为岭南教育文化的中心。清以来，屈大均、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代表移民后裔继续致力于岭南文化教育，其产生的作用，不仅在两广、港澳且远及海外，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为近代的社会生产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珠玑巷南迁后裔。给珠三角等地区，带来了当时所能达到的先进文化，以珠玑巷为“七百年前的桑梓乡”自誉的岭南许多名人、学士的努力，使岭南文化能跻身于中原，媲美于江淮，珠玑巷在中原文化传播、交融上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对珠玑文化的探索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总是与产生她的地域相结合，都有一定的地域为依托，亦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要素，“珠玑文化”是一种新概念，关于珠玑文化的界定、内涵、特性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热门话题。

岭南僻处南疆，背倚五岭，面向海洋，独特的生态环境、社会条件，使岭南文化的整体特征具有明显与内陆文化不同的特点。

一些学者指出从文化史意义而言，珠玑巷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广府文化是以土著文化为底层，中原文化为基质，兼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岭南区域文化之一；对珠玑文化的内涵，有下述几种不同认识。

第一种意见：珠玑文化由多层次的文化组成，其原生形态是“商道(商埠、通衢大道)文化”，历史形态为“移民文化”，袭之今日，秉承中华优秀传统，形成为“寻根文化”，珠玑文化特质即由“移民与寻根”，而衍化成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并孕育成一种高度积聚的精神意识、能动力量。珠玑后裔、遍布寰宇，后裔汇聚、古巷增辉，从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第二种意见：珠玑文化有3个层面。①历史层面(纵向)，唐宋以降，中原文化南传，以珠玑为中转，向珠江三角洲蔓衍，迁民以珠玑文化为载体，傍及西江中游，横向拓展。②逻辑层面(凝聚层面)，迁徙群体以家族为单元，点线相连，扇形推进，群体观念，互助意识，不忘祖根、族源，以强韧的生命力达到亲情、乡情、族情和民族认同。③实践层面，以珠玑为纽带，后裔遍布全世界，通过人心回归，缩短了经贸活动、文化交流的空间。地域文化的研究，突破了一般地域的框架，使传统与未来巧妙结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突破和理性超越。

第三种意见：①珠玑文化是历史文化，是一种历史形态，属于岭南开发文化，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碰撞、交融文化，中华民族的拓展文化；②珠玑文化是寻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悠久而深沉的情结，一种凝聚力、向心力；③珠玑文化是一种发展文化，是当地人民发展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支点和动力。上述三层次形成了一种文化网络：历史文化是源泉、根本；寻根文化是动力、媒介；发展文化是目的，是历史文化精神的延伸。

第四种意见：珠玑巷不是移民的“中转站”，不是取道南下的“短暂停留地”，而是广府人的地域与民系的象征。珠玑文化，从空间而言，是指珠玑巷为代表的牛田坊58村和整个南雄盆地；从时间而言，跨度可上溯至唐开元年间(八世纪初)，下至宋咸淳末、建炎初(十二世纪初)，其间的大批中原、江淮移民入居珠玑巷后直至南迁粤中之前的整个南雄盆地的居民。“珠玑文化”即是指的上述时空框架下原籍珠玑、世居珠玑的中原、江淮南迁移民的思维、语言、行为方式及其器物文化。

北方移民带来中原和江淮文化(价值观念、思想体系、稻作技术……)，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汇成一整套以中原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南北交融的新的文化模式，其整合的结果即是“珠玑文化”的形成，其上层是中原传统文化，下层则为移民习俗及其他行为方式。

第五种意见：珠玑文化是北方移民迁徙岭南，带来中原声教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当地的土著文化和地理环境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亚种。

珠玑文化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接种、孕育、发展的一个源头；珠玑文化与广府文化有着血肉相连，情同母子的亲情关系。

作为一家之言，个别学者在珠玑文化研究上，提出了“珠玑文化地域”的概念。作者认为，从文化类型而言，珠玑文化地域不限于珠玑地区，而是涵盖了粤北的大部分县市；珠玑文化地域与客家地区相类及至完全一致。

宋以前，珠玑文化地域圈显示着早期客家的风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客家先民，从总体趋向上显示着早期客家的基本特征，但没有形成客家聚居区，这些人迁居珠三角地区，受广府文化的影响、同化，而后成为广府人。

参加会议的语言学者，剖析珠玑方言与粤方言(广府白话)存在的明显差异的现象，支持了上述观点。粤方言(俗称“广府白话”)，是汉语中历史比较悠久的语言，唐代已逐渐形成，有宋以降，已与现代粤方言相差无几，奠定了现代粤方言的基础。

珠玑方言形成于“北宋末年至明代”，具有明显的客家方言的性质，但由于珠玑巷人南迁后裔，与迁入地的居民频繁交往，就地学习当地早已通行的粤方言，在新居住地，珠玑方言实际上退出了交际系统，被粤方言所取代；而且，珠玑后裔本身来源驳杂，迁移时间跨度又长，不利于语言的内部统一；迁入新居地后居住分散，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因之其命运只能是被粤方言所取代。

关于珠玑文化的深入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下述建议：珠玑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广府文化根在珠玑，珠玑文化流在广府，研究珠玑文化，必须置于广府文化的范畴内进行研究。

珠玑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移民联系着珠玑与广府，通过对两地的分别研究、对比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珠玑文化的原貌，及其与广府文化的源流、嬗变。

珠玑文化研究必须重视民间文化的层面，珠玑移民实质上是一种民间各家族自发的迁移行为，更多的痕迹，留烙于民间文化的层面之中。

对珠玑精神、珠玑意识的探索

珠玑古巷独特的“移民和寻根”的人文景观，似一颗璀灿明珠在数千万海内外后裔的心目中，产生一种对珠玑巷的向心力，以及后裔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并由而凝聚、孕育成一种高度积聚的精神意识，能动力量。珠玑精神是一种如日中天的积极向上、互相激励的进取精神，具体而言：

1．拓荒精神。大量事实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由珠玑南迁后裔所开发；近代以来，大批后裔海外移植，在东南亚、北美更建立了拓荒功勋。

2．爱国爱乡的传统美德。珠玑后裔之间团结睦族，以珠玑后裔为荣、为鞭策力、凝聚力，达到爱国爱乡爱族相一统的境界，表现了强劲、持久“寻根溯源添情谊，创业兴邦求富强”的伟大乡土情结。

3．慎终追远精神。“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体现敬尊亲，不忘先祖、故土的中华优秀伦理精神。后裔群体，承继、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中华优秀文化律己、律家庭，又使之发扬光大，“珠玑人在、珠玑文化在、珠玑精神在；珠玑人到哪儿，珠玑文化、珠玑精神就传播到哪儿。”

珠玑意识可涵盖为：

①流徙不弱，历久弥深的重根意识。珠玑后人的重根意识的独特之处，即不分祖籍、姓氏概以珠玑后人自称，并凝聚成一股拓荒的力量，同舟共济和世代不忘先祖创业的史绩，这种重根意识、认同意识、即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有利于消除隔阂，营造融合团结、共建家园的强大凝聚力。

②不囿传统、勇于开拓的变革意识。珠玑人的一再向远方迁播，显示了冲破安土重迁、囿于守成的传统和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及意识。

珠玑后裔视野开阔，不囿传统，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摈弃因循守旧，随波逐流的旧观念，在不断转徙、创业中，对兼容开放的岭南文化，灌注了勃勃生机，使原先落后于内地的文化渐渐独树一帜，在变革中寻求拓展，并逐步开风气之先。

③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经济意识。岭外文化渐次人岭，入岭门户粤北，首得其惠，粤北的关隘城堡，同时是经济、文化的居高点。珠玑巷原是商贾之集聚地，商品观念普遍，影响到珠三角，使广州成为我国历史上规模大、历史悠久的通商口岸，形成重商特点。

④重在培才的教育意识。珠三角地区的县学、书院，不少得力于珠玑后人之力倡与支持，由手重视教育，珠玑后人众星闪烁、尽领风骚，人才脱颖而出，如涌现了崔与之、李昴英、陈白沙、湛若水、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杰出人物。

附：新闻传媒积极道到研讨会

专家学者研讨珠玑巷与广府文化姜永兴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南雄市，近期联合在南雄召开了“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参加研讨的粤、京、赣，以及港澳地区60余名专家、学者，就珠玑巷的文化价值，珠玑巷人后裔的南迁，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珠玑文化、珠玑精神，南雄、珠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等课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首次学术研讨。

珠玑巷位于粤北南雄城北9公里的梅关古驿道上，自唐朝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道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逮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唐宋以来，珠玑巷是岭南、岭北的主要通道，炎黄族群(中原与江淮)进人岭南的第一个结集点、桑梓地、“中转站”。“一条悠悠古巷，情萦众多后裔”，珠玑古巷成了联系中华母体和岭南地区的纽带，移民后裔心目中血缘、地缘、族缘的情结之乡，并被美誉为“珠江三角洲之母”。

珠玑巷是一种文化化石，从中可以发现岭南文化的悠久历史；珠玑巷又是新文化的生长点，可以创造新时代的岭南文化。千余年来，珠玑人后裔在南迁过程中，带入了中原当代所能达到的先进经济、技艺和文化，珠玑后人崇文尚儒，兴学重教，在各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众星闪烁，涌现了尽领风骚的岭南杰出人物，如：崔与之、李昴英、陈白沙、湛若水、屈大均、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

研讨会对珠玑文化的界定、内涵、特性作了初步探索，学者们指出，从文化史意义而言，珠玑巷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广府文化是以土著文化为底层，中原文化为基质，兼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岭南区域文化之一；文化即人化，珠玑巷人的南迁，在广府文化的成熟与发展上，不断增加了中原文化传播力度与后继力度，珠玑文化成了广府文化的主要源头，岭南文化的源头之一。

珠玑文化由多层次的文化组成，其原生形态是“商道(商埠、通衢大道)文化”，历史形态为“移民文化”，袭之今日，秉承中华优秀传统，形成为“寻根文化”，珠玑文化特质即由“移民与寻根”，而衍化成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并孕育成一种高度积聚的精利意识、能动力量。珠玑后裔，遍布寰宇，后裔汇聚，古巷增辉，从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珠玑后裔不分姓氏、祖籍地，概以珠玑巷人自称，并引以为豪，珠玑文化所产生的寻根意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

珠玑文化内涵的历史层面是：中原文化南传，以珠玑为中转，珠玑文化以珠玑后裔为载体，扇形推进，辐射至珠三角等地区，并一再向远方迁播。“异姓一家，同舟共济”，珠玑文化以强韧的生命力连结海内外千万后裔，达到亲情、乡情、族情和民族认同；其现实层面是：珠玑文化缩短了地域空间，使传统与未来结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突破和理性超越，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大业作出更大贡献。

(《广州日报》1996年12月13日)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在南雄召开

本报讯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10月18日至20日在古州南雄召开。这是南雄撤县建市以来的第一次盛会，有关专家、学者、领导及新闻工作者逾60人出席了该会。

本次研讨会，是在珠玑巷后裔联谊会成立并召开了联谊会第二次理事会之后，从文化学术研究的角度，研讨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

与会人士认为，从历史意义上说，南雄“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南雄珠玑巷，因天时地利，中原南来聚居的人口逐渐增多，所以，成为岭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原人民继续南徙拓展南疆的聚居地之一。由珠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随后又远徙到世界各地的后裔有140多姓，繁衍人口达4000多万。这些炎黄子孙，在发展岭南文化和昌兴世界文明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珠玑巷是广府文化的源头，广府文化是对珠玑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从一定的角度上说，没有珠玑巷文化，就没有岭南文化的繁荣。珠玑文化以“爱国爱乡”的乡土情结，“异姓一家，同舟共济”的宽广胸怀，“团结开拓”的进取精神，“勤劳勇敢”的务实风格，把爱国、恋乡与敬祖融为一体。研究珠玑巷文化与广府文化的关系，将使文化成为一条纽带，连结海内外数千万珠玑巷后裔同心同德，形成民族凝聚力，从而激发珠玑巷后裔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知名人士有欧初、丁希凌、祁烽、陈摩人等。中共韶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桂炎、南雄市委书记郭衍全、市长丘隆基等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大家一致认为，此次研讨活动，将有助于加强岭南文化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有助于沿海发达地区与南雄的联系和交流，对发展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鞠激

(《广东侨报》1996年10月25日)

省内外专家学者聚会南雄

探讨珠玑巷与广府文化

本报讯本月18日至20日，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南雄市主办，韶关市委宣传部、韶关大学协办的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在南雄召开。原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欧初，原南方日报社社长、广东炎黄研究会执行会长丁希凌，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炎黄研究会副会长祁烽，韶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桂炎出席了会议。

来自省内外及港澳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在南雄欢聚一堂，以文会友，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阐述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他们认为珠玑巷是广府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

丁希凌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这次研讨会是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之后举行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我们要以珠玑巷为龙头，以文化为先导，为改革开放服务。

李桂炎作了讲话。他说，南雄市去年成立了“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为韶关、南雄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港澳地区、海外的来往开辟了一条路子。召开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探讨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其意义重大。为南雄市、韶关市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文化交流又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次活动正是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通过文化交流，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研讨会上共交流了《珠玑巷研究的文化史意义》、《珠玑巷·冈州·四邑文化》等33篇论文，其中我市学者提交的《珠玑文化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等获得在场的专家学者的好评。

本报记者林志明

(《韶关日报》1996年10月21日)

珠玑巷：广府文化一源头

省内外专家学者聚会南雄研讨

本报讯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南雄市主办的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究会18日至20日在南雄市举行，省内外和港澳地区60多名专家学者对珠玑巷与广府文化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专家学者认为，珠玑巷是广府文化的一个源头，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源头。自汉唐以来，南雄珠玑巷是中原、江淮进入广东的主要通道，是炎黄族群进入岭南的第一个结集点、聚居地。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是人口迁移。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以后，因珠玑巷人大批南迁珠三角等地，对广府文化不断增添血液，增加中原文化传播力度和后继力度。这次研讨会，初步理顺了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

曾涛曾启斌

(《南方日报》1996年10月21日)

专家齐集看珠玑

一批学者聚会南雄探讨广府文化源头

本报讯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南雄市主办的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昨天在南雄市结束。省内外和港澳60多名专家学者对珠玑巷与广府文化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研讨中，专家学者考察了珠玑古巷，有33人提交了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述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探讨珠玑巷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他们认为，珠玑巷是广府文化的一个源头，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源头。南雄珠玑巷地处粤赣要冲，因而成为中原与岭南的政治、商贸、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曾涛曾启斌

《羊城晚报》1996年10月21日)

探古·寻根·开拓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侧记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南雄市举行。这次研讨会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南雄市委、市政府及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联合主办。韶关市委与韶关大学参与协办。

南雄市珠玑巷原是中原文化南传的第一站。经历多少个世纪的接力传递，由珠玑巷的后裔经浈江、小北江向珠江三角洲蔓衍拓殖，再由珠江三角洲向海外移居。据说，自认珠玑巷南迁的后裔已遍布五大洲，人数以千万计。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不远万里，络绎不绝回到珠玑巷来寻根问祖，关怀着祖居地沧桑兴衰，愿意为珠玑巷的再现辉煌出钱出力，体现了炎黄子孙的巨大凝聚力。基于此，就有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的成立；也基于此，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名誉会长、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欧初和联谊会名誉会长、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祁烽以及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丁希凌共同倡议举行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获得南雄市委书记郭衍全、市长丘隆基的热烈响应。经过一年的筹备，在1996年的10月，研讨会终于如期在新建的南雄市召开了，这是研究岭南文化又一枝奇花异葩的盛会。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别开生面，采取先看后议的办法。研讨会组织到会的省内外暨港澳专家、学者60多人，先行实地考察了珠玑巷与梅关，览古巷新貌，赏古关雄姿，以增加与会人员的感性认识。

就珠玑巷来说，并非仅仅一条古巷，而是代表附近相邻的牛田坊等58个村落群体。自唐至宋，日益繁华，商铺林立，百业兴旺，当时有“小扬州”之称。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珠玑巷也就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点。再通过珠玑巷人的不断南迁，对广府文化(白话语系)不断添增血液，增加中原文化的南传力度和后继力度，珠玑巷因而成为广府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欧初同志三年前曾吟《珠玑巷》诗一首：

“寻根访古抵珠玑，见说南移四牡騑；

长忆当年开拓劲，珠江水暖稻儿肥。”

这次，欧初同志又到南雄市亲自主持研讨会，他赞赏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通过科学考证，遵循“双百方针”，热烈争鸣，各取所长，肯定了珠玑巷既是炎黄族群进入岭南的第一个结集点、聚居地，又是继续向南、渗透广府文化的“中转站”。对“中转”理解和提法，不要局限于时间，可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因而给南迁的后裔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当然，其意义决不只是一般的“过路”，否则就不会产生如此深厚的故乡情结，如此多的后裔把珠玑巷视作“桑梓地”的共识。可见珠玑巷名声的流传与远播自有其厉史渊源和共同的文化基因。今天广府人和海外广大华人华侨已突破了血缘、地缘的界限，不分祖籍、姓氏、族别，概以珠玑巷人自称，并以此而自豪。

参与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阐述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密切关系，认为对广府文化多元结构和文化重叠现象，可以这样理解；珠玑巷人作为文化载体，南播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旁及桂东南，其历史地位和功绩必须充分肯定，理所当然地成为广府文化主要的源头之一。史实有据，渊源清晰，脉络分明，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次研诗会恰好是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之后举行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为南雄市、韶关市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为弘扬炎黄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拓了新的门径。丁希凌同志和祁烽同志在研讨会上热情地呼吁，要发扬珠玑精神，这是一种开拓精神，以此精神来激励南疆腾飞，以此精神迎接21世纪的来临。

本报记者陈摩人

(《炎黄世界》1996年12期)

电视专题报道

珠玑精神源远流长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侧记

(解说词)

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南雄市委、市政府以及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联合召开的“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南雄市举行。

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省内外和香港地区60多位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他们提交了33篇论文，在会上发言和讨论。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研讨会呢?

(采访原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欧初)“珠玑巷在广东来说，在珠江三角洲来说，以及在世界上来说，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珠江地区的居民，相当一部分都是南雄珠玑巷的后裔，这些后裔不但在珠江三角洲，而且在香港，在澳门，在海外等等许多地方，人数都非常之多。……研究这个地区，研究这里的文化历史，它是广府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对于推动整个广府文化研究都很有好处。”

(南雄市市长邱隆基在会上的发言)“南雄珠玑巷，因天时地利，中原南来聚居的人口逐渐增多……。由珠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随后又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后裔有143个姓，繁衍人口达4000多万。这些炎黄子孙，在发展岭南文化和昌兴世界文明中，都付出了巨大的贡献。珠玑一脉，源远流长。珠玑巷因而享有‘珠江三角洲之母’的美誉”。

珠玑巷确实是个很影响的地方。去年，来自珠江三角洲和16个国家、地区的1700多名珠玑巷后裔，在南雄成立“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并举办了第一届恳亲大会。热情洋溢、盛况空前。充分表达了珠玑巷后裔的爱国、恋乡与敬祖的情感。

(原南方日报社社长、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丁希凌在会上发言)“南雄珠玑巷，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魅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呢?必须从历史和人文，从岭南地域文化和文化传播上来综合考察。这是我们举行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

南雄珠玑巷的独特历史现象，珠玑巷后裔对岭南经济、文化建设的功绩，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祁烽认为：珠玑巷的概念，如果由具体到抽象，由狭义到广义的话，他说：

“珠玑巷的概念，由具体变成抽象、广义的含义，就是南北人口的迁移，南北文化的交流。由这些迁移到广东来，又发展到全世界各地。像这种现象，将来可能还会有，研究南雄珠玑巷，可能对处理我们当前许多问题，都有参考价值。”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在他们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对南雄珠玑巷的人文价值，珠玑巷人南迁的历史，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珠玑文化，珠玑精神等课题，一一进行了探索和讨论。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曾宪伟，代表曾昭璇教授等人作了《罗贵等南迁九十七人名考》的论文发言。曾昭璇是华南师大学者、名教授，在国际地理学界享有很高声誉。曾昭璇教授对南雄的历史研究，发表过多部著作。这次虽然没有亲自到会，仍委托其弟子送来长篇论文并作发言。

来自中山大学的黄淑娉教授，是我省著名人类学家。她提交《珠玑巷·冈州·四邑文化》的论文，通过对四邑文化的研究，寻觅到珠玑古俗的痕迹。

还有广东民族学院原副院长李天平，作了《珠玑文化与张九龄》的发言。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泽泓，作了《珠玑文化的意识特点》的发言。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明华作了《珠玑巷研究的文化史意义》的发言。他们以及其他研究人员的论文和发言，都从广泛的史实中，探索珠玑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韶关市和南雄市的研究人员，对珠玑巷的历史文化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韶关大学成立了《珠玑文化研究中心》，并已出版了《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和文化》一书。在这次研讨会上，韶关市和南雄市的研究人员就提交了12篇论文，韶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曾祥委副教授作了《试论珠玑文化》的发言。《韶关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沈涌作了《珠玑文化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的发言。原南雄市人大副主任庄味礼作了《试述珠玑巷文化的界定及其多重内涵》的发言。他们的论文和发言，受到这次研讨会的重视。在讨论中，他们的许多观点，得到省内外专家、教授的赞同。

这次研讨会，是第一次从学术上去探索珠玑巷的历史文化。与会人员都认为：珠玑巷是广府文化一个源头，珠玑巷南迁的后裔，推动了广府文化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对珠玑文化、珠玑精神应该继续深入研讨，使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韶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桂炎在会上发言)“这次召开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探讨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我想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去年珠玑联谊会的成立。它是在文化上为南雄市以及韶关市与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的文化交流又开僻了一条新路。”

(南雄市市长邱隆基在会上发言)“研究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关系，将使文化成为一条纽带，连结海内外数以千万珠玑巷后裔，同心同德，形成民族凝聚力……共创岭南以至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 (采访原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欧初)“研究

一个地区的历史，推动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进一步推动广府文化的发展，对今后开发经济都是非常有利的。这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们现在来开展这些文化活动，也可以提高珠玑巷、南雄市的知名度……。我想，对南雄和韶关今后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

梅关古道，连着黄河长江，珠玑古巷，通向五洲四海。“发扬珠玑巷人的开拓精神”，使珠玑巷后裔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在走向2l世纪的新纪元中，珠玑精神将继续鼓舞着我们创造辉煌的明天。

(韶关电视台拍摄撰稿：范炎兴)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究文集》

后记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的召开，《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究文集》一书的出版，是岭南地域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作为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府文化的研究正在扩大视野，逐步深入，呈现多角度、高层次的研究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域文化的研究，诸如中原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通过研究，弘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寻觅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借以开拓富有地域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欧初同志说：“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岭南文化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从渊源组合和文化特质的差异来看，广东地区岭南文化的亚文化类型，可分为广府、潮汕、客家、粤西诸文化区(或称方言区)，其中潮汕人“半在国内，半在海外”；而操客家方言的人口，全球累计上亿，由人口的迁移，以及“慎终追远”精神的弘扬，目前世界级的客属联谊会，以及国际潮人联谊会正以各种形式，形成声势，增强内聚力，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相对而言，海内外广府人的联谊活动与人文研究比较薄弱。

粤北是岭南土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原文化流播岭南的主要通道，南雄珠玑巷对广东开发的历史功绩历来口碑皆传。有些学者曾著文，提出所谓内陆传统型，沿海开放型，前者保守，后者开拓的观点。上述认识，不免偏颇，通过珠玑巷的研究，人们不难看出，由珠玑巷架起的桥梁，使内陆与沿海，同舟共济，共同推进着中国历史，构筑着中华优秀文化。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领导，高瞻远瞩，抓住时机，认准广府文化研究的突破点——珠玑巷研究，从而拉开了全面研究广府文化的帷幕。早在1995年春节前，学会执行会长丁希凌指示学会宣传委的同志，主动跟韶关、南雄方面的领导与学界代表，就珠玑巷的研究课题，进行磋商。

经过多次商议，在对研讨命题的确定上，几经斟酌，共同认为一个学术命题的成立，需持科学、严谨态度，要经得起时空的考验，与学术生命力的鉴定，为此，决定以“珠玑巷与广府文化”为主题，举办本次研讨会，并着手筹备，组织联络在本课题上，研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撰文立说，以文会友。经过半年多的密锣紧鼓，研讨会如期于1996年10月19日，在南雄市隆重召开。

研讨会的召开，在当地与广府地区引起了热烈反响，省市各大报章、电台、电视台等传媒，都以“珠玑巷，广府文化之源”的标题发布消息，支持学术研讨。

研讨会收到论文及论文提要40余篇，可谓是全方位地把珠玑巷置于历史的高度，在广府文化研究上，扎扎实实地开了一个好头。

现在奉献给读者面前的《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究文集》，即是本次研讨会的学术结晶；欧初、丁希凌两老同志、南雄市邱隆基市长，始终关心本书的出版，并就出版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原韶关大学校长、广东民族学院副院长李天平教授，“炎黄世界”杂志社副主编陈摩人副研究员、南雄市委常委、广东南雄珠玑后裔联谊会办公室主任曾昭佑同志，主持了本书出版的整体设计和协调工作；元旦期间，并与具体编辑的同志(姜永兴、曾汉祥、曾祥委)一起利用公假，集聚在韶关挑灯夜战，认真审读，对每篇论文，推敲琢磨，终于使本书能顺利面世。并获得欧初同志的面示，收本书列入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岭峤春秋》系列。

本书是“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究”的第一本集子，接力赛中的第一棒，希望今后能有更深层面的研究，通过研究，弘扬珠玑精神，凝聚海内外广府后裔，共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携手共进。

编者

1997年1月1日于韶关

岭峤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