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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峤春秋
珠三角高氏考察记 高路加一
岭南移民文化研究要从宏观、概括，“可能、好像”发展到实证阶段，开展以姓氏、宗族为对象的实地考察、微观研究，已属势在必行。基于这种认识，笔者继1993年3、4月间粤东高氏社会历史调查之后，又于1993年11月、1994年3至4月分两阶段考察了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佛山、南海、顺德、番禺、中山、江门、新会等地的高姓聚居地。加上1993年2月走访过的花都市杨荷乡(旧名杨村)，1994年5月调查的东莞莞城镇，9月调查的花都市白石村，共亲身探访了10市17个村庄，发掘民间收藏《高氏族谱>7种。这是我的《岭南姓氏与移民文化研究>和《高姓宗族史研究>两项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选择花都杨村考察作为两项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是由于我讲授《中国民俗学》大学本科课程时恰好有一位来自杨村高氏的学生。她提供了杨村高氏的最基本情况。最有吸引力的是，她可引荐查阅当地的《高氏族谱》，这还是我发现的第一部岭南《高氏族谱》1993年2月4日上午，我兴致勃勃地走进有近万高姓子孙聚居。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中学)
颇为壮观的杨荷乡，果真在高燧辉先生家中见到《杨村高氏族谱》(明万历四十四年修，清光诸二十三年重修)。谱中说，远祖为唐从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入闽的高曦。入闽后居兴化府莆田县，南宋初传至第10世浚、浇、浼三兄弟，仍居福建。高浇的三个儿子师孟、师曾、师孔迁居广东南雄府保昌县沙水乡珠玑巷。南宋咸涥
九年(1273年)，高师孔携子维贤并师曾四子维峤、维华、维岳、维峦迁居珠江三角洲广州府南海、番禺、新会、香山(今中山)各地。师孔的族兄高铎迁至粤西雷州府遂溪县，师道则居于粤东潮州府。杨村(原属番禺)子弟于明代又陆续分迁从化、清远、增城等。也就是说，高曦的后裔形成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高氏的主干。然而，这究竟是否附合历史真实?换言之，《杨村高氏族谱》的史料价值究竟如何?还需要通过实地考察加以验证。这也就成了我下一步开展粤东和三角洲考察的主要动机。关于粤东考察的结果，我已撰成《粤东高氏的来源与文化传统》一文，收入《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中。总之，粤东高氏自认另有来源，未查到高师道后裔的下落。这个结果使我对杨村谱的信任大打折扣，因而也更感到进行三
角洲实地察访的必要性。
二
作为实施三角洲考察的前奏，我按照杨村高燧辉先生提供的地址，1993年4月13日上午来到广州中山五路小马站28号，寻找“高氏宗祠”的遗址。据28—9号住户高忠韶(约20岁)说这里就是高氏宗祠原址，原为木屋，后改建为砖瓦民房。高忠韶的父亲高恩江(已故)幼时随其母由原籍新会沙堆乡那伏村来广州读书，住在祠堂内，直至现在。
事有凑巧，我访问过的汕头市潮阳县和平镇高文豪先生不久后寄给我一份拟于1949年2月的《高厚余堂修缮先贤家庙筹备委员会章程》复印件，文中说“溯我高氏先贤家庙建于前清康熙辛未年(按：即1691年)，奉祀先贤子羔公而以资助建庙之三十六房子孙配之”，“本会设于广州市小马站28号高氏先贤家庙内”。文后附有参加建庙入主的36房名单：杨村、礼村、那伏、马溜、冲霞、甘竹、大泰、大岗、圆岗、白石、隔沙、平洲、石陈、官涌、洞溪、纪岗、金钗、蒙清、石头、中山、吉湄、莘村、塘步、岑溪、佛山、东莞、莲湖、棠夏、继善、棠溪、直庄、高边、凤山，又礼村(清公)、礼村(俊公)、圆岗(广仁公)；还附有高信、高彬、高倬云、高剑父等57名发起人名单。这36房清单和杨村谱中的线索成了我选择考察点的依据。
杨村谱提到高师孔在著名的南宋咸淳九年“胡妃之难”(参见拙文《“祖宗故居”——珠玑巷》，载《深圳商报》1993年5月1日第7版)中随珠玑巷居民南迁浪潮乘筏顺流而下抵达广州，“卜居于南海西边窑”，其子念七(即维贤) “始迁于上番禺之杨村(按：今属花都)”。同时念七众兄弟“念一承父基而发迹…念二后迁新会，念三偕一仆迁礼村……念五后迁圆岗香山、会城等处。”念七在西边窑时，因子少四“与指挥围棋相抗，以棋枰击落指挥门牙，父子远避于番禺慕德里司之杨村居焉。”有鉴于此，我决定首先去南海寻找西边窑和礼村。
1993年11月T7日，我开始了南海、顺德之行。根据佛山、南海二级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档案材料(见表一)中的线索，深入各高姓聚居村落。然而，历访了洞田、高斛、和顺鹤峰高边、官窑大岗、大沥高边、平洲江左各村，不仅未找到族谱，而且西边窑、礼村位于何方仍无下落。但是了解到南海高姓有三大来源。
一是金沙高斛、盐步西瑶、平洲城区高氏均称先祖来自珠玑巷；平洲江左高氏来自广州，也可看作珠玑巷南迁高姓分支。这一部分高姓有可能和高师孔兄弟有关。金沙镇高斛村同高姓聚居，约900余人。村干部高成珠(54岁)说，听说祖先从南雄珠玑巷迁到南海黄鼎司，后分迁到冲霞(即高斛)；南海南庄吉利、西樵联新、丹灶等地高姓均从此分迁去，此地高氏已传28代，本人属24世；高斛高氏有三兄弟分为东房、西房、南房三村，西房又分出右江村；出自右江村的高卓雄于1953年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出自南房的高埕为清宣统二年举人，曾任岭南大学教授。
二是洞田、大岗、大沥高边、和顺高边四地高氏均互相承认同源，实际又有二种来源。据洞田高锦(68岁)说，先祖为元德、大德两兄弟，自浙江鄞县一路放鸭，先到广东三水三江高丰，后迁来此地，大德迁去官窑大岗开基，大沥、和顺两镇高边均从洞田分迁去；小马站高祠春秋二祭，本人去过二次，见有十几个试房，本支就是36房中的洞溪房。此地25世高迺讫(20多岁)家中保存的一手抄家谱中记录了从始祖元德(字云朝)至其本人共25代世系。谱中还记载着，7世家寿、8世贵浦迁往三水鱼塘水洞；8世仁叟4兄弟迁往小良坑(即大高村)，明庚、明亮迁往西坑；10世伯颜、伯昶，12世文桢、文凤，13世高八、高九，16世高琳等均迁往广西；20世文柱6兄弟迁往广西廉州；9世佛奴、佛誉、佛道迁往高边；11世高珩之子迁往英德；16世彦圣，20世亚明、亚三迁往官窑；15世道远迁往灵山；21世高佳、储龙迁往安南(今越南)；20世文坚、文顺、文标迁往广州。和顺鹤峰高边高明辉村长说，我们的祖宗和大沥高边的祖宗是两兄弟，都是从花县白石迁来，听老人说从前去白石拜山，过去我们这里和官窑大岗春节都去大沥，也去洞田舞狮。一位70岁的老人也说，这里和大沥高边最亲，始祖是从白石来的两兄弟，和官窑疏点，和小塘无关；白石高边是很大的一个村庄，讲白话。官窑大岗高姓说，祖先是南宋时从珠玑巷来，先到三水县三江何村，村民本姓高，有个下人姓何，后来高姓病死很多，何姓反而人多，于是高姓迁来此地，原村仍保留“高江河”村名；大沥高边始祖是这里的侄，与和顺高边、洞田的关系均不知；大沥高边85岁老人高觐松(字演初)说，此地高姓从洞田迁来，已传28代，本人是23世；官窑大岗始祖是兄，这里是弟，同和顺高边不同祖宗。
然而，据花都赤坭镇白石《高氏家谱》(清宣统三年重修)记载，始祖巨庵公，名宏犹，字大任，世居南雄沙水村珠玑巷，为明代郡庠生，任广州南海儒学学正，后居于南海灵州，其子才信、才智迁居高村：至6世祖西庵公(名帝成)，从军讨贼有功，被授予千总之职，不久升为守备，任饶平制使，后见白石风景优美，从南海高村接父、叔、兄一同迁居此地。白石副村长高炳培(53岁)说，高村在今南海和顺镇逢涌。高飞(61岁)说，祖先从南雄迁到临河的逢涌后，高姓子弟常被强迫为人拉纤，故迁至附近山区的高村；白石高姓是6百年前第5代时从高村迁来，现已传到第23代，本人属19代。谱中记载说，二房5世祖明让与侄西庵等同迁白石，其孙汝富迁回高村，汝富之弟汝兴的4世孙吉所迁居番禺：三房5世祖明逊之孙石庄自高村迁汤村镇里社；长房1l世参宇(字万吾)迁居饶平。白石村长高桂全(42岁)说，白石高姓还有迁往清远龙塘、山塘和三水大塘的，迁往广西的一支已发展到1万人，白石附近的竹洞高升村高姓是第10世时由此地迁去的；清朝时，本村出过2名举人：高适令、高子衔。
如上所述，各个村庄的某位老人仅能记忆祖先历史的一些残缺不全的片断，甚至互有牴牾，是不足为奇的，可互相补充核对，不可轻率否定抛弃。把以上几说综合起来，可大体整理出这样一个迁徙过程：浙江鄞县高姓有一支于南宋时期迁入广东南雄珠玑巷，后有两兄弟元德、大德于南宋末经三水三江转徙南海洞田，大德又迁去官窑大岗，元德后人有从洞田迁往大沥高边的。此外，珠玑巷高巨庵于明代迁往南海逢涌高村，至第5代明谦、明让兄弟迁往今花都白石，第7世汝富又迂回南海和顺逢涌高村，其本人或后人可能又转徙邻近的鹤峰高边。这样，就把以上几说统一起来。
四
11月19日傍晚，我由南海抵达顺德大良。在方志办徐国芳科长热情帮助下，获得很多材料，特别是顺德市高姓分布情况。(见表二）
我首先走访了大良附近的云路、八坊、苏岗、永丰、荔村各村，了解到这一带高姓原总祠在八坊(俗称十二亩)。例如，云路高基全(71岁)说，我的祖宗从十二亩开支来此地，另外还有大洲、范村、荔村开支。八坊伦记小食店高少伦(64岁)说，为太公三兄弟同来此地，大太公葬在容奇飞鹅山，陈村、荔村、番禺浅海、万顷沙高姓也来拜山，本人是第24代，已有6个孙子。苏岗高锐光(45岁)说，祖先从福建来，约有1000年，起码20多代了；祖坟在新会顺峰山(按：疑为圭峰山)，有碑；太公坟在鲤鱼江，就是梁球琚中学后山。荔村一位79岁老人说听先辈讲祖先从十二亩迁来。但这一支高姓的始祖名号已失传。
顺德市陈村、石洲一带分布着另一支高姓。据石洲田心村高有权(75岁)说，祖先几兄弟从南雄珠玑巷“走难”迁来，先到新会“威风山”(按：疑即圭峰山)，后经弼教迁来此地；始祖是石台，本人是第21代；石台之后分4房，其中太灿分迁陈村，太源去向不明，太聚、太华均在石洲，两村高姓合称石陈房。有权老人还告诉我，礼村在番禺大石。由于有权老人说次日方能取回族谱，散我于22日下午暂从顺德进入南海境内的平洲。平洲大圩居委群众街2l号住户高伟奇(7l岁)说，此地高姓从沙滩迁来；解放后沙滩分为左、江右，江左高姓最集中，听说祖先从珠玑巷来，而江右高姓称先祖来自广州。23日一早，为一睹有权手抄族谱，我又返回石洲田心村。谱中记载：“远祖思曾公……由闽入粤，官居南雄府傈昌县…生四子维峤、维华、维岳、维峦，维峦号瀛卅，官至大理寺评事，所生一子曰(明)达，字石台，于宋朝而来(咸淳九年秋月)……与兄弟逃难至广州府南海县番禺县东莞县顺德县香山县新会县…瀛洲公寄迹在广州城厢……及至元朝成宗六年冬月，(明)达公在新邑(旧古岗州改新会)徙入立籍于顺德西淋都甘溪堡而居焉，是时乃开族之始祖也。”谱中又说，同治二十七年(按：同治仅十三年)将原太聚公祠改建为三大进的高氏始祖祠，堂号为“厚德堂”，此裥系与陈村太灿房分支、石龙超广公共建；此外，第七世仲澜公子孙迁往石湾。石洲谱所说先世部分和杨村谱基本吻合，只是杨村谱的“师曾”，石洲谱作“思曾”，当因粤音相同而误传。杨村谱说，维峦有三子：明达、静源、善台。与石洲相邻的平洲高姓称先租来自珠玑巷和广州，或许即静源、善台中之一人。十二亩高氏和石洲高氏的迁徙传说均提到福建和圭峰山，应是暗示着存在共同的渊源关系。
23日离开石洲后，我回到了广州。这次一路上每逢高姓老人，必问南海西瑶是否即西边窑，竟无人知晓。我决心专程前去探个究竟，便于24日一早出发，来到与广州毗邻的南海市盐步镇西瑶村，见到82岁老人高象贤。当我问到西瑶是不是西边窑时，老人当即回答“正是”，并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西瑶即原日西边窑，现在22传人”字样，并说，祖先来此烧窑，因在道西，故叫西边窑，道东至今还有东边窑；听前辈说，杨村高姓祖先是因为“打跤”(粤语，意为打架)从这里跑去杨村的，日本人来此之前年年来此祭拜祖先高应松。老人又在笔记本上写道：“清明时节杨村子弟到西瑶往泌冲礼始祖”，又说，从广州过来的高速公路就经过泌冲。我异常兴奋，终于找到了西边窑，进一步证实了杨村谱的可信性。这可说是我这一阶段考察的一大收获。
存在的问题是，“高应松”一名不见于杨村、石洲二谱，但《宋史》卷454有《高应松传》，称其为长乐人，开庆(1259年)进士、翰林院权直，元兵围攻宋都临安时，不肯起草降表，且坚守岗位，被升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后被俘随宋恭帝北狩，绝食七日而亡。此高应松确为高维贤同时代人，又都与福建长乐有渊源关系，然而高应松既死于北国，其墓何以在广东南海?不知老人所说“高应松”是否为“高师孔”在口耳相传中因音近致误?
五
在安排好其他工作后，我于1994年3月28日出发开始第二阶段的珠江三角洲考察。第一站径直前往番禺大石礼村。礼村沿公路一字排开三座牌坊，我从西边牌坊进村，不远即看见一座绿琉璃瓦，白瓷砖墙的“高氏宗祠”。村民说，此祠是由回乡定居的76岁港客高应缪老人发起募捐，于1992年在旧总祠原址重建的。村中还有上镌“渤海通衢”四字的明式石牌坊(高姓郡望为渤海)，老式青砖瓦房甚多，风貌古朴，村口华光庙内壁嵌有清嘉庆五年(1800年)所立石碑，上书《东华坊石街碑记》。应缪老人说，礼村有二千多人，其中高姓有一千多，本村高姓在海外的也有这么多，主要分布在香港，以及新加坡、加拿大；本地出过太学生，解放后，本村人高峰曾任四川内江市市长，现已70多岁；此地高姓已传32代，本人属30世。高应缪老人又拿出一本他手抄的家谱，里面记载着：“始祖台字子光，宣教官秩，娶钟氏，宋理宗嘉熙二年(按：即1238年)葬兆嘉山”。谱中2至7世失载，记有第8世至2l世14代世系。谱中还说，第8世起岩于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葬谢村。和1238年竞仅差37年，记载显然有讹误之处，疑第8世实为第2世。虽然证实了礼村确为高姓聚居，但年代较杨村谱所载咸淳九年(1273年)略早，两地高氏关系尚不能确定。不过，此始祖“台”和杨村谱中的“善台”有无关系似值得考虑，况且珠玑巷民南迁是否全部发生在咸淳九年，已有多位学者提出质凝。在36房高氏中，礼村占其三，但未找到另二支的材料。应缪老人告诉我，番禺境内邻近的圆岗(属南村镇)、陈边、塘西、山西等村都有少量高姓人家。
下午，我在前往南村镇的途中，见一镌有“圆岗”二字的牌坊。南村镇文化馆人员证实，此圆岗就是辛亥革命元勋、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高奇峰兄弟故里，是番禺市最古老的村落之一，人文荟萃，明朝才子伦文叙曾在此地书院就读。但村庄于抗战时期大半被毁，高姓已不多。晚抵市桥，次晨去统战部、档案馆、方志办，均未得到有关资料，故中午即前程往中山石岐。
六
30日晨，我在中山市方志办了解到城西沙溪乡豪涌附近的豪吐、大石兜两村高姓最多，因而下午即来到大石兜村。该村坐落在香山八景之一“虎逊岩”下，从公路到村口的柏油路名“高亮源路”，村口有“高亮源儿童乐园”、“高亮源医疗服务所”，还有由高亮源发动香港宗亲捐建的“大石兜学校”。据高文校长(40多岁)介绍，学生学费、书费全免，还设有“高亮源奖学金”；村头的高原工业大厦(内设制衣厂)、学原工业楼、宏兴窗帘制造厂、有利印花厂、塑料厂等实业均为港胞高亮源先生投资所建；本村宗亲除香港外，美国、加拿大也不少，在海外的人数超过村里，各方面人才很多，如美籍科学家高冠勋、高冠英，广东省财政厅高级会计师高惠广，广东省高教室主任高桂彪，佛山外贸局总经理高光伟等。大石兜村内传统的青砖瓦房和豪华的别墅式宅院毗邻交错，煞是别致。高校长还说，据岐亨高氏说，大石兜高姓从岐亨村迁来，此两村祖先和豪吐高姓是兄弟，本村老人也证实此说属实。高校长还拿出《中山地名志》，其中记载着：“大石兜……南宋宝祐年间，高维岳由南雄珠玑巷迁香山，第四代孙洪生分居此。”“岐亨……南宋宝祐年间，高维岳由南雄珠玑巷迁居香山县，其曾孙洪生在此建村。”“豪吐……原由陈姓人在此建村，公元1485年岗背村高忠生与陈姓人换村至此。”和两村父老传说可相互印证，且有确切年代，可见必有所本。
七
31日下午抵江门市。次晨，我经过两次过渡，来到江门市北面约六七公里的新会市荷塘镇霞村(旧属顺德马滘)，见到华南师范大学高美玲教授叔父高子拱、高子星两位先生。子星先生向我出示珍藏的祖父“存之高公真容”，是一幅身着清朝官服的彩色画像，极为精致逼真，从题款可知生于道光丙午年，终于宣统己酉年。在子星先生介绍下，我来到高建勋老人(80岁)家中。老人说，他7岁去香港，这次刚刚回来；他的祖父高业南生于清道光丁未年(847年)，曾二度考举人，1928年《越华报》举办老人长寿比赛，获第二名，后来在海珠桥通桥典礼中以年寿德高身份按本地风俗应邀作为嘉宾第二个步行过桥。老人说，本地高姓约2500人，祖先从南雄来，中山高姓是从此地分迁去的；小马站高祠重建发起人中文瑞、振庸二人是本村人。老人拿出由其祖父手抄的族谱复印件，上有“远始祖讳曦公，世居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生三子钦、旰、晴……”，世系和杨村谱所记基本一致。此谱较杨村谱多的内容主要有：“远二世祖讳钦，曦公之长子也，唐朝任广东肇庆司法参军，自王绪举光州时，以附秦宗权，王朝(按：应为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之，绪后拔二州，南走入闽，因之克定闽中，以桑梓故浸后固始人(按：原文如此)，故闽人言氏族者皆固始，以审知贵乡人也。”这段文字明确指出高曦乃是随王潮、王审知兄弟从固始出征而定居福建的。谱中又说：“远十一世祖讳师曾，浇公之子也，宋文林郎、大理寺评事，妣黄氏，生四子维峤、维华、维岳、维峦，公为评事，谪官南雄府保昌县丞，遂家焉。厥后，远十二世祖维骄公居揭阳、维华公居南海、维岳公居香山、维峦公居新会之那伏。”“远十二世祖讳维岳，公宋乡进士，由雄而入广，奠居于广州香山县西乡之濠涌里。”“一世维岳公，二世添公，三世宸英公，四世玄生公、梁生公、洪生公、忠生公，五世世绩公居香山、道绩公居马窑。”以上文字证实了《中山地名志》关于香山高姓始祖是维岳及洪生、忠生兄弟的说法，和杨村谱的相关内容也大体吻合，同时说明马窑霞村的始迁祖是香山高忠生的次子道绩。
4月2日，在新会档案馆查阅资料。次日为星期日，我一早来到新会市南郊的沙堆乡那伏村，见到81岁老人高伯杨。他说，祖父已上谱，为17传；小马站高厚余堂重修发起人中，高彬、高倬云是那伏人，高信是龙泉人，泉高姓是从那伏分迁去的。老人拿出一册在香港重印的族谱，其中《那伏族谱之简撰》开头就说：曦公世居……固始县。由二世祖入福建漳州府浦县，克定闽中，故闽人言氏族者皆固始祖”，“传至十二世北宋时避金人之逆，迁居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事缘宋度宗咸淳九年间事，则以谣传朝廷访缉逃妃之故。九年癸酉，先是宫妃苏氏(有的登载胡氏)因得罪贾似道惧诛而逃，易服为乞妇……牛田坊珠玑巷村民惶骇奔逃。我之始公维峤、次日维华、三日维岳、四日维峦，亦由保昌县逃奔至广州或新会各地带也。维峤维岳迁新会，维华维峦迁广州城内，维贤迁番禺，维岑迁高州县。至十三世听潮公于明朝洪武三十七年(按：洪武仅三十一年)择那伏而居”。那伏谱指明那伏始祖为维峤，这和霞村谱所说那伏始祖为维峦有所不同。但那伏谱说“维峦迁广州城内，维贤迁番禺”，均和石洲、杨村二谱相合。看来，那伏谱记载较为准确。
那伏是我这二阶段珠江三角洲考察的最后一站，然而那伏谱却是我在这一带发现的高氏族谱中世系最为完整、详备的一种。其他各谱关于先世的记载，多可在此谱中得到印证或补充。例如，“十三世祖讳明达号石台，瀛洲公(即维峦)长子也……由羊城迁居顺德石洲村后又分枝陈村”，“十五世祖讳洪生……居香山县龙眼都奇坑村”，“十五世祖讳忠生……居香山县龙眼都豪兔村”。那伏谱还提供了一些其他各谱所无的新线索，如：“十五世祖讳梁山…居香山县小榄都大榄村，后裔分枝顺德大良城内。”今顺德大良八坊(十二亩)高氏祖先来源失传，或者就是高梁生这一支。又如：“十三世祖讳静源(残)刘氏生三子(残)分枝隔沙”，在小马站高祠36房名单中，隔沙下正是紧接平洲、石陈(石洲、陈村)，很可能静源确是由羊城迁居平洲，后又分枝隔沙，还有谱中记载了11世祖师道之后至第18世的世系，其中师道任潮州府知府，16世高蒲仍居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待贤里黄村，18世高橙为明嘉靖进士，任广州府知府，16世高迁为明嘉靖监生，于庚子岁(1540年)到广州修谱。而杨村谱《叙》于明万历丙辰岁(1616年)，有可能各地分谱均根据嘉靖广州总谱所修。现存杨村、霞村、那伏、石洲各谱先世世系简历连措词都颇为一致，显然出于同一蓝本。广州小马站高氏总祠的初建是否与此有关，也可探讨。
那伏谱在迄今发现的各谱中最为完整地保存了广州总谱源流、各分支世系的原貌，质量较高，因而是最为可信的一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既可用来和其他各谱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又可据以订正其他各谱和民间传说的讹误。例如：(1)杨村谱既提到师孔生一子维贤(名念七)，师曾生四子；又说师孔生五子念一、念二、念三、念五、念七，分迁各地。前一说法和那伏谱完全一致，师曾之四子和石洲谱也吻合，看起来，念一、念二、念三、念五可能就是师曾的4个儿子，和念七是堂兄弟的关系，而念四、念六当为师孟之子。(2)石洲谱中的思曾应为师曾。(3)杨村、那伏、石洲三谱均称维峦居广州城内，后二谱还说维峦之子石台(名明达)由广州城内迁居石洲：而霞村谱却说维峦居那伏，那伏谱的记载是那伏始祖为维峤，两相比对，应该说霞村谱的说法是错的。石洲谱中关于始迁祖石台的名字，二处作“达”，一处作“明达”，而那伏、杨村二谱均作“明达”，可见“达”乃漏抄致误。
那伏谱在传抄、铅印过程中出现错漏、讹误也在所难免，同样需要利用杨村、霞村、石洲各谱相互参校。例如，那伏谱说：“八世祖讳积，麟公次子也，娶王氏，生二子，长日珮，次日圮”。“八世祖讳德，豸公长子也，生一子讳玮。”然而又说：“九世祖讳玮，积公三子也。”互相矛盾。查杨村谱《远祖十二代世系图》，玮为德之子。霞村谱也说：“远九世祖讳玮，德公之子也。”由此可判断那伏谱“玮，积公之子也。”一语为误记。那伏谱所缺的内容，也可据其他各谱补充的。例如：关于维华的去向，那伏谱谓“迁广州城内”，霞村谱谓“居南海”。现南海高斛等地高氏仅知先祖自珠玑巷迁南海黄鼎司，后分迁高斛，不知名号。那么，是否维华先居广州城内，后裔徙居南海黄鼎司，再分迁高斛呢?似亦不无可能。
关于珠玑巷高师孔兄弟父子南迁的时间，杨村、那伏、石洲三谱均作成淳九年(1273年)，但《中山地名志》称“宋宝祐年间(1253一1258)，高维岳自南雄珠玑巷迁香山”，杨村谱也说维岳自南雄“迁居新会县旧南门，后迁香山县西之豪涌坑，登宝祐六年乡楞…葬新会县北门外。”联系到高维贤(念七)生于宋嘉定元年(1200年)，咸淳九年为65岁，则其父师孔至少已85岁，如似杨村谱所说，仓惶乘筏南逃，溺水后漂至岸边，实难想象。如果是在宝祐初年，则维贤方45岁，一师孔约65岁，此时逃难则较合情理，因而高氏南迁时间当不迟于宝祐年间。还有一个不解之谜，咸淳九年，因“胡妃事件”集体南迁的33姓97户中高子启、高学思、高易举三人，后裔在珠江三角洲竟然踪迹全无，答案尚须进一步探讨。
八
5月17日下午，我在从深圳大学返广州途中，顺便到东莞市莞城镇作补充调查，虽未找到高姓聚居村落，但从地方文献档案中查出民国时期高姓党政军警人员147人名单，足以证实东莞确有高姓居民。
两个阶段的考察，圆满解答了我的疑问，证实了杨村谱关于这一支高姓在广东的迁徙分布世系记载的可靠性，至于入粤前的先世世系和迁徙，则有待日后去福建实地考察予以验证。重修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杨村谱是我迄今发现的珠江三角洲各高氏族谱中唯一清代刻印原本。是最为古老的版本，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对于岭南广府民系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我国学术界一度对族谱倾向于持否定态度，甚至一概斥之为“攀附”、“伪造”。但从新发现的杨村等地《高氏族谱》来看，并末攀附任何高姓历史名人，关于在广东的分布、世系大多得到证实，可见对族谱的史料价值应作具体分析，不可陷于虚无主义。在未得到其他反证材料的情况下，不宜轻易舍弃族谱提供的宝贵线索。
考察的结果，已使我能够勾画出珠江三角洲高氏的主干的源流和概貌：珠江三角洲高氏主干的共祖是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黄巢起义浪潮中随王潮、王审和兄弟从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南征入的高曦。2世祖高钦于唐末任肇庆府司法参军，后居福建长乐县；家族于第5世高坦、高憬、高侃起居莆田；7世祖高豸官至兵部尚书；9世祖高玭任屯田尚书，有文集十二行世，死后葬于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待贤里黄村山；10世祖高浇生三子师孟、师曾、师孔，于南宋时迁广东南雄保昌县沙水乡珠玑巷，11世祖师曾任大理寺评事，生四子维峤、维华、维岳、维峦；师孔任大理寺都事，生一子维贤(名念七)；维字派兄弟于宋后期大约宝祐初(1253年)南迁，成为珠江三角洲广府高氏主干各分支之祖。分迁情况见附图。
如上所说，主要源于南雄珠玑巷师孟、师曾、师孔三兄弟的珠江三角洲和粤西高氏，分布地区北自清远、南至新会，东起东莞、西抵遂溪，多聚族而居，大小村落呈大分散、小集中之势。各村族人均有不少散居海外港、台、新、美、加等地，涌现大批各界人才。这支高氏村落多为创建于南宋至明初的古村，至今相沿四五百年以上，反映出三角洲自元明以来基本保持稳定。这一带高氏，在语言上，全操汉语粤方言(即广府话)，在经济上，大多务农，兼事渔桑，主要种植水稻、甘蔗和香蕉、荔枝、菝萝、柑桔等瓜果。各村落的传统民居，完全是典型的三角洲广_府民系建筑式样，和粤东福佬、客家两系建筑风格迥然有别。各村多有大小庙宇，奉观音、北帝、关帝、土地等佛道神祗，未见粤东常见的妈祖、三山国王神庙。虽有部分村落保存旧式宗祠建筑，未见有予以重新修缮、恢复祭祖活动的；也不似粤东乡村那样建有“高姓理事会”等宗族组织；经过历次冲击后，保存族谱的仅有少数村落；除个别老人外，多已不能记忆家族渊源、先世历史。所有这些，说明三角洲一带高氏和粤东福佬、客家两系高氏相比，宗族意识已趋淡薄。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破除封建宗族观念，加速建立和巩固新型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使年轻一代了解祖先艰苦创业的历史，继承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陶冶爱乡爱国情操，提高民族凝聚力，也不无损失，因而，组织一些人力，加强对岭南地区姓氏宗族的实地调查，抢救记录口碑传说，搜集整理族谱资料，乃是一件于国家、于民族大有益的事，刻不容缓，应给予足够重视。至于笔者，则愿继续在岭南广阔的山川田园间默默探索，为岭南姓氏与移民文化研究不断挖掘提供新材料，一点一滴奉献新成果。表一南海高姓分布情况
表二 顺德高姓分布情况
(作者单位：广州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室)
南雄珠玑巷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教育文化的贡献林子雄
岭南处于与中原基本隔绝和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岭南与中原的沟通，影响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入和给岭南教育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障碍。长期以来，岭南广大地区缺师乏教，人才难得，被视作化外之地，被称为瘴疠之乡，人也被列为“蛮夷”。自唐代张九龄(676—740年)开凿大庾岭新道，“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这条新路对岭南的贡献很大，但就当时来看，其主要作用仍在于交通、邮驿、运输、贸易等方面，而对于整个岭南地区教育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则延至北方大批人士经过此通道至南雄珠玑巷，又再举南下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定居以后才开始的。
一、入宋后岭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兴起与南雄珠玑巷氏族密切相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岭南建立南海、桂林和象郡，南海郡治在番禺。郡尉任嚣修筑番禺城，俗称“任嚣城”，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秦末，赵佗利用北方扰乱的时机，自封南越武王。南越王统治时期，岭南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番禺成为“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此时的广州已是岭南政治、经济、商业和外贸中心。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也在这时期逐渐输入岭南，但受地理、交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唐代以前，岭南大部分地区仍然地旷人稀，其教育文化(学校、书院、科举、人才等)仍十分落后，远远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处于一种“诗书之教废而仁义之泽竭”状况。
从唐代起，岭南教育文化以粤北地区较为发达，这与其地理位置及北方移民的迁入不无关系。据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载，广东进士最早登第的，是张九龄的伯父张宏雅；最早举乡贡的是张九龄的从弟张璮龄。唐代广东进士38人，举人8人，其中韶州、南雄府属始兴、曲江二县进士7人，举人4人，翁源举人1人。北宋初，中原人士受北宋地区少数民族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陆续由此路迁居岭南，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记载，仅北宋前期，即太宗太平兴国至神宗元丰(978—1078年)的百年间，南雄州户籍数由8368户升至20339户，新增11976户，居广东各州户籍增长率之首。北方的移民或居南雄，或徙曲江、英德等地，进一步有助于粤北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率先在岭南兴起。韶州府学建立于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公元1131年以前韶州属下的曲江、英德、翁源诸县均设有县学，而广东最早的书院——涵晖书院，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始创于英德南山。南宋乾道六年(1169年)，知州周舜元为祀周濂溪在曲江新建相江书院，淳祐六年(1246年)，改名濂溪书院，这是宋代广东规制较完备的书院，“得地于帽峰之麓，相江之滨，越月而成，右为祠五间，继以讲堂，间亦如之。左右为两斋相与佐之，教养之需，于是粗备。”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中说：“相江书院所以较他处为早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南北交通之孔道，宋代从江西南下不断的移民，故那时曲江文物的颇为发达的；一方面又因为曲江接近江西，得书院风气亦较他处独早。”
北宋时，南雄珠玑巷人始向广州等地南迁。“东莞李氏，先世南雄保昌人，自南雄府君来居吾邑，迄今已有十三传。”而较大规模地从珠玑巷南下的，则是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以罗贵为首的97户33个姓氏的人家。尽管宋朝对地方官学的兴办十分重视，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诏令“州若县皆立学”，并规定凡立学者可赐学田。但在公元1131年以前，广州地区仅有府学、县学各一所及“训蒙堂学舍40间”，广州府学于北宋庆历中(1045年)，用一简陋的孔子庙改造而成。“制尤未备”。大部分的县既无县学，又无社学。至于书院，广州地区也是空白。宋元祐元年(1086年)，蒋之奇任番禺县令，当时距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1307年，距赵佗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6年)1292年，距张九龄开通大庚岭新道(716年)亦415年。但蒋氏所见番禺学宫“多历年所，堂庑庳狭，隅奥侧陋。师生所庐，曾莫攸处，讲肄之次，寝以毁废，怵然于心。”宋绍圣二年(1096年)。章粢（原字为上边一个‘次’，下边一个‘呆’字）撰《广州府移学记》曾分析过广州(番禺)教育落后、人才劣少的原因：1．地处偏僻，官吏“锄剪寇盗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2．商业发达，本地人士多重利轻文。 3．俗喜游乐，不耻争斗。章氏还补充说：“当稽考载籍，自晋唐以来，守兹士者，名臣巨公，不为少矣。治效伟绩，班班见于方策，太抵多以清自称。至于劝学育材，作新人物，则寂然无闻。考寻学校之迹，宜其无睹也。”可见此前来任的官吏对发展广州教育文化已是无能为力。而南宋以后，南雄珠玑巷迁民落户广州，他们当中不少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官绅和宿儒，长期受孔孟之书、先王之道的熏陶，十分注重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他们在广州各地，深入散布在城市乡村，不忘其本，言传身教，影响和带动本地原居民重视教育的风气，从而有助于官府推行教育政策，促进了广州地区教育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从现存的资料看，两宋时期从珠玑巷南迁的氏族，在广州地区落户后，其功力主要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开发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力量”。而他们对广州教育文化的发展作过积极的贡献。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从南雄迁移东莞南街的翟徽长子翟杰创广州地区首间书院——桂华书院于东莞。随后广州、建立禺山书院(嘉定年间)和番山书院(淳祐四年)、义斋、九峰、鼎斋书院(咸淳年间)等九所书院。同时，广州各县县学亦先后建立：香山县学(1206年)、南海县学(1209年)、番禺县学、(1241年)和清远县学(1244年)。这些县学的建立，究其原因，主要属各新任知县奉命行事之举，但却不能忽视当地人士，其中包括珠玑巷迁民后裔的支持。如东莞县学，据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知县王中行撰《迁学记略》称东莞“邑左三里许，有闯予榛营间曰学也，栋宇绵蕞，弦诵寂寥，今几何年矣。余领邑未阅月，邑士群以为言，诘其地，以一二对，率众往觇。有自东矫而南去邑余百步，正与黄岭相宾，主中夷外，旷地属黎氏，余一叩得之。”这个愿捐地建县学的黎氏，便是“先世居虔州(今江西宁都)，，宋熙宁间(1065—1077年)，黎董孙官于南雄，宦游入广，卜居莞城东郊上士冈”的后人黎晦，当时黎晦日：“某有地在东城外，术者谓当世出科第，与其私之吾家，孰若公之一邑!”由于县学建于此，后人称上士冈为“学右”。
南雄珠玑巷迁民当中不少是官中和富裕人家，有着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意识，他们家学渊源，至性嗜学，即施教予子孙，又惠及同乡。如番禺伍氏，“先世南雄人，宋季来迁羊城，后徙番禺河南桂林里。……公为人庄重，言论闲雅，有古君子风，读书务以明理，不屑屑为章句或肆笔，赋诗有唐人风格，尤精九章数学，虽生宦门能刮豪习，谨厚自将，未尝有纨绔子弟态。”又如东莞李春叟(李用三子)“以经学训生徒，诱掖奖劝，甚至故及门者后皆知名，乡邑化之儒风翕然为振。”又有东莞梁文奎建迎翠楼，“讲学其中，四方多就质焉。”而番禺李昴英(1201～1257年)，字俊明，其“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来迁。”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授汀洲推官，擢右正言，累官至龙图阁待制、史部侍郎。李昴英是南宋名臣，政绩昭著，为宋代珠玑巷南迁氏族后裔中成就最高者之一。淳祐元年(1241年)，李昴英与知县诸葛珏共同谋建番禺县学，开番禺学校之先。嘉熙二年(1238年)东莞知县许巨川，倡建东莞县学之经史阁，李昴英撰《东莞儒学史经阁记》加以称赞鼓励。
由于迁民及其后裔重视教育，推广文化，亲历亲为支持兴建学校书院，令南宋以后广州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各地人才辈出。据杨宝霖先生统计，“宋代，东莞进士(连特奏名进士在内)共33人，可考知属南雄南迁之族的有13人，占39.4％，其中有些一家三名或兄弟同登科第，如翟粟及其侄景先，梁文奎与其侄梁该、梁诩，李春叟与弟得朋等。”而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载，后宋(公元1195年～1279年)广州府属各县进士(不包括特奏名进士)共118名，而其中南海县48名、番禺县35名、增城县12名、东莞县10名、顺德县9名。而此时期韶州府属仅有进士17名(曲江县8名、保昌县9名)。两府教育文化水平已逐渐接近，广州部分县份或已超越在前可知。
二、陈白沙等兴学倡教与明代岭南书院的鼎盛
入后，广州继承了南宋后期教育文化发展的势头，元朝广东新建书院8所，广州地区占其半数，它们是顺德桂洲翠岩书院(延祐年间)、东莞聚秀书院(至元十八年)、新会古冈书院(至正年间)、番禺罗冈玉岩书院。其中兴建东莞聚秀书院的翟龛是从南雄迁居东莞南街翟徽的后人。元代广州官学中，最有特色是蒙古小学、医学和阴阳学。当时广州专门开办蒙古小学，为方便驻穗的蒙古族少年儿童“背诵孝经，小学习汉人字。”广州府和顺德、东莞、香山、新会、新宁、清远诸县都普遍设立了医学和阴阳学，并一直延续至明。科举方面，元朝广东进士33人，广州占13席，而韶州则无一人。
明代广州的官学主要是儒学和社学。广州儒学，除宋元原设置者外，新建立了顺德县儒学(景泰三年)、从化县儒学(弘治七年)、新宁县儒学(弘治十一年)、三水县儒学(嘉靖六年)。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各地遍设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诏书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社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寻民善俗，称朕意焉。”明代广州社学虽建立稍迟，但发展却快。“嘉靖元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始毁淫祠、寺观，通行改建(社学)。其规制俱有堂，有书舍，有门屏，轩豁弘敞。每岁各举有学行者为教读，俾与童生正句读、习礼节、端容仪，暇则教之射。其教法俱有条款刊行，童生能进之于儒学。”广州社学初立便颇为正规有序，同时也为儒学提供了生源。自嘉靖六年至嘉靖四十年，广州共建起社学234所。其中广州府8所、南海县105所、番禺县48所、顺德县42所、增城县2所、东莞县1所、香山县3所、新会县15所、新宁县1所、清远县8所、从化县1所。
明代，私人讲学风气流行，至明中后期达到鼎盛。当时讲学授徒的人，多是当地名儒，人们争相拜其为师，广东新会的陈白沙就是其中的一位。陈自沙(1427～1500年)，名献章，字公甫。其“先世仕宋，自南雄迁新会”。因住在新会白沙里，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陈白沙参加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落榜。27岁时前往江西崇仁从学于吴与弼。数月后回到故里，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及宗儒著作，在静中求得真知，学问大有进益。成化二年(1466年)就学于国子监，以和宋代杨时《昔日不再得》一诗为国子监祭酒刑让所赏识，被认为是真儒复出。于是名满京城，士子上门求教，陈白沙的教育活动由此开始。
不久，陈白沙返新会，以讲学授徒为生，他的讲学很有影响，全国各地的学者纷纷投其门下。白沙教育门徒，首先要求他们静坐，从静坐中体认圣贤之道。这种教育方法，是以他自己求学经验为基础的。他曾自述其求学经过：“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日：‘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据《新会县志·白沙弟子传》，陈白沙弟子共106人，他们正是接受了这种在“静坐”中排除杂念，显于本心的方法，多有建树成名。仅广州地区就有东莞林光、番禺张诩、顺德梁储、增城湛若水等人考取进士。
陈白沙除了亲事教学，培训弟子外，还积极促进广州乃至岭南的教育文化事业。如社学，白沙云：“以小学言之，朱子小学书，教之之具也；社学，教之之地也。天下之事，无本不立。小学，学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将，以驯致乎大学，教之序也。然则社学之兴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何可少哉，何可少哉!”如论重视学校教育，“古者，王畿置小学于辟雍之则，其在侯服邦国，是列于庠序之右。今之郡县学，占之大学也；今之社学，犹古之小学也。天下风俗美恶存乎人，人之贤否存乎教。”陈白沙在宣传学校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勤奋。“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然自汉而下，求诸学样之所得名世者几人，有不由庠序而兴者乎?是故学校之设，其重在于得人；学之道，其要在于为己。”陈白沙鼓吹重学兴教，对明中期广州社学的蓬勃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而接受陈氏理学之培养和影响的湛若水。陈阳明等人，毕生致力讲学，建立书院，使明中期广东乃至全国的书院鼎盛。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平生志笃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处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50岁以后，他在广东讲学，70岁以后，一他周游列郡，四处讲学。90岁高龄，他还从增城出发前往南京，一路不停讲学。湛若水在讲学之处，一定要建立书院，奉祀陈白沙。因他一生周历列郡，所以创建书院甚多，仅广东一省即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云樵山建云谷书院，两年后又在此地建大科书院。嘉靖十六年(1537年)在罗浮朱明洞建甘泉精舍，二十九年(1550年)在广州城东建天关书院，三十一年(1552年)在增城建明城书院，三十八年(1559年)又于增城建龙潭书院，此外嘉靖年间还在增城建独冈书院和莲洞书院。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所创立著名的“阳明学派”受到陈白沙的影响，“在白沙的高足弟子中有一位湛甘泉，甘泉与阳明是亲密的朋友。尽管如此，‘白沙——甘泉’路线却逐渐衰微，并被‘白沙——阳明’路线所压倒。”王守仁从34岁开始讲学授徒，直至去世，历时23年之久。他驻足之地，皆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并亲自讲学。嘉靖六年王守仁曾任两广总督，他大力推广初等教育，又视书院为高等教育，把书院作为传播自己学说的重要场所。刘伯骥先生总结明代广东书院盛况时说：“自正德年间起，广东讲学风气与书院兴创便为之一变。在这个时候，广东理学经陈白沙的揭标之后，继之以王阳明抵驻广州，士子云趋景附；魏校提学到粤，也常召儒士辟书院以讲心性之旨。而湛若水、霍韬、方献夫、黄佐、薛中离等皆为理学名儒，各承师说，辟书院以讲学。所以明代广东书院，以这时为最盛。”
据统计，嘉靖年间共48年，广东建书院78间，其中广州地区25间，由迁民后裔兴建并掌教的有：嘉靖年间霍韬建慎德书院于广州。又在西樵山建四峰书院，与方献夫所建石泉书院、湛若水建的大科书院鼎足而立，并在其中讲学十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何维柏在南海小港建天山书院。有在外地执教的：东莞李春叟之后李一宁，在河北掌教漳川书院；祁顺在贵州右阡任知府时，因当地“素不知学，自开郡来无贡举。乃兴集儒生，亲为讲授，数岁而擢科者数人。”而东莞陈琏，“致仕后，开万卷楼，书多秘馆所无，四方学者至，必馆谷之。”陈氏是广东最早开放私人藏书供人阅鉴的藏书家，这对于封建社会封闭式的藏书楼和古人保守的藏书观念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科举方面，明代广州府属有进士462人，韶州府属仅13人，前者为后者的35倍强。参见附《唐宋元明广州、韶州、南雄州进士人数一览表》。该表中虽只是局部反映唐宋元明四朝广、韶、南雄三州进士人数的变化，但从中或可窥见广州的科举人才随着南宋以后学校、书院的建立而增加，后又随明代书院教育的兴旺而鼎盛的情况。自南宋至明的五百多年间，广州教育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并已成为广东乃至岭南教育文化的中心。
三、清代珠玑巷移民对教育文化的贡献已不仅在广州或岭南，而扩至中国和世界
明末清初，由于多年的战乱，全国各地的学校和书院多遭到破坏，广州地区经历南明政权在当地抵抗清兵和“三藩之乱”，其教育设施受战争的影响更大。其中广州府学，龙门、新会、清远县学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县学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它们大都是在平定“三藩”后才得以恢复。清代，广州的社学继承明制，但数量有所增加，共306间：南海112间、番禺47间、顺德74间、东莞14间、新安6间、从化1间、龙门3间、新宁1间、增城7间、香山3间、新会15间、三水11间、清远8间、花县4间。
至于在明代一度鼎盛的书院，清统治者因担心其活动会使反清复明思想蔓延，顺治九年曾下令禁止建立书院。康熙初年，禁令稍弛，各地书院开始重建。当时在广州私立书院者，番禺屈大均算较早的一位。屈大均(1630～1696年)，字翁山。“屈氏之先，自宋绍兴间，迪功郎翰林诚斋公，讳禹勤，由关中来，止南雄珠玑巷，已而复迁沙亭，是为南屈之祖，先生其第十八世孙也。”属大均的父亲屈宜遇，“课大均至严，日诵不问何书，必以数千言为率；亲为讲解，弗以诿之塾师也。家贫，每得金必购书，谓大均言，吾以书为田，将以遗汝，吾家可无田，不可无书，汝能多读书，是则厥父播，厥子耘耔，而有秋可期矣。”从屈氏南迁移居番禺沙亭至大均时已有500余年，其家族始终保持着崇文尚儒的传统，这是南雄珠玑巷迁民后裔家庭教育的典型例子，也是他们之所以重视文化、支持教育的基础和根源所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屈大均“于广州城南得室数椽，以为三间书院，奉三闾画象其中，以宋玉、詹尹、渔父为配，辑刻《三闾书院倡和集》。”三闻书院曾刊屈大均与何磻撰的《四书补注兼考>二十八卷。是书每页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屈、何二氏考注之文，下层为四书原文、旧注和补注，而补注多有阐发，言精而切、简而尽，殊有功于经传与教学。考察三闯书院，活动主要有三：先是屈大均与文人朋友称诗说易、雅集酬唱之地；次是屈大均认为广东没有三闾祠庙，乃将书院作为纪念屈原、宋玉等人的场所；再就是教育学生，“今与斯会者若干人，皆大雅君子，能别邪正，知道术之所归者，故先以所撰诗、赋、乐府辑之为《三闾书院倡和集》，岁时有事，俾子弟弦而歌之。”
清代广东大儒朱次琦(1807～1881年)，字稚圭，南海九江镇人。学者称他为九江先生。其先祖“度宗咸淳未，保昌民因事移徙，有讳元龙者与弟元凤、元虎浮桴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元潖江铁头冈、新会水尾等处，而九江上沙尔元龙公之族也。”朱次琦，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任山西陵县知县，颇有政声。后辞官回家，在九江礼山草堂讲学，前后凡二十余年，始终不离讲坛。他讲授儒家经典时，注意阐发孔子学说的根本，反对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要求归宗于真正的孔子学说。在教学上，他很注意学生的道德品质修养，提出“行孝弟，崇尚气节，变化气质，检点威仪”四点要求，以达到诚心、谨慎、克己、力行的规范。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他说：“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对此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学生康有为赞扬道：“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
朱次琦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其爱国爱乡的言行上。他在家乡领导抗御洪水和设乡约宣传禁赌，誉满乡里。鸦片战争期间，他对琦善等人的卖国投降极为不满，曾斥之以诗：“卖国通番贼，天津起祸胎。乱离民似草，远近炮如雷。江海含冤气，烽烟逐劫灰。楼船诸将帅，何日得生回?”朱次琦勉励学生上进，为国效力，做到“经世致用”，不但教育了康有为、简朝亮等人室弟子，据说连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亦受其影响。“予闻之花县骆氏父老言，朱九江老师来花县讲学一月，洪秀全亦迳门拜听讲云。”
朱九江弟子康有为也是南雄珠玑巷迁民的后裔。康有为(1858一1927年)，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康南海自编年谱》首句云：“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又名苏村。”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他生活在清朝国势日蹙、内外交困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生死搏斗的时代，也是闭关自守的中国接触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时代，康有为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无不熔铸着时代的印记。康有为的教育主张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教育的作用。康有为把教育的地位提得十分高，在他看来，教育比军事更重要，他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他指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不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康有为还认为教育是人的善恶智愚的决定因素，主张社会国家如同人性一样，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改良的。因此康有为特别重视学校的开民智作用，在《大同书》中他表述，在理想的“大同”社会里，学校教育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手段，这对教育的改革和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都有促进作用。
第二、废八股、停武试。康有为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病，上书光绪帝，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在光绪帝面前，康有为痛陈八股之害，将割地、赔款、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弱、民贫都归结为八股所致，促使光绪帝当即同意废除八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1898年6月23日)诏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同年五月，康有为还上呈《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学校折》，极力主张停止传统无用的弓矢之武试，代之以广设武备学校，来培养兵学人才。康有为废八股、停武试的主张，对改革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提出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康有为在提倡变科举的同时，极力主张开设学校。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他上《请开学校折》，建议仿效德、日学制，通令全国各省、府、县、乡开设学校。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乡立小学，儿童7岁入学，学习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8年毕业，此阶段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儿童14岁入学，先入初等科学习2年，再入高等科学习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专门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大学分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四科；京师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大学堂，此外还建议设立图书仪器馆、师范学堂等。这些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部分得到了实施，对于以后的学制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提出了胎教、幼教和女子教育的要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儿童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教之于未成形质以前。”这一思想前所未有，意义重大。对幼儿教育，康有为主张婴儿出生后即送入公立育婴院，3岁后转入公立慈幼院受幼稚教育。这是他首次提出对婴幼儿进行教育，应有可取之处。在女子教育方面，康有为主张“男女同权”、“教育平等”，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入小学、中学和大学。他提出“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大同书》)。康有为提倡女子教育，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无疑是一种突破。
第五、主张中西兼学，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康有为在教学中，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在他设置的课程中，既有中国哲学，又有泰西哲学；既有中国经学，又有万国史学、地理学、格致学；既有中国词章学，又有外国语言学。此外，对西方自然科学也很重视，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皆学之。康有为主张学生集体学习，互相观摩、互相启发，并以比较法和启发教学法来教育学生。康氏学识渊博，讲课内容均为他平日学术研究的心得，观点新颖，富于启发性，非常受学生欢迎。康有为是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导师，其教育思想对清代教育改革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影响。
康有为一生重视教育活动，为了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在广州大塘街云衢书屋讲学。次年迁至广州长兴里邱氏书院，名长兴学舍，“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求中国之法，来学者多杰士。”他每讲一学，则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援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一讲就是半天，强记雄辩，滔滔万言。他手定《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分“学纲”、“学科”、“科外学科”三个部分。他主张德育占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还特别重视体育，推动了旧教育的革新。光绪十九年，“长兴学舍”改名为“万木草堂”，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万木草堂被清政府下令封禁辍讲为止，康有为在广州办学前后历时8年，培养了一批领导维新运动的骨干。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曾在桂林讲学四十余天。两年后他第二次去桂林设广仁学堂，他讲课生动活泼，有独创性和现实感，因而“来问学者，踵履相接。”他还撰写了《桂学答问》和《分月读书课程表》，指导学生们依课程研读，并将心得写成札记，质疑问难。由于康有为在桂林办学，使广西人士“知爱国御敌，兴学堂，重教育，设会讲学，文武兼重，风气之变速而巨。”1926年至1927年初，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宣讲中西政治学原理、西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道。
康有为在三地兴学教授，从游受业弟子甚众，“各省学子，千里负芨，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 “可谓盛矣”。据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一书，共收康氏弟子219人，其中广东103人，占其半；而广东弟子中籍贯广州者74人，占三分之二强，他们不少继续办学兴教：新会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办时务草堂(1897年)、在上海办万木草堂小学(1897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1898年)、在美国西部办干城学校(1900年)，番禺韩文举在广州创办南强公学和觉是草堂(宣统初年)，三水徐勤在日本横滨办大同学校(1897年)，南海康同薇在日本横滨创办横滨女校(1899年)。以及从清末民初起新会陈荣衮、卢子骏在港澳地区办学几十年，倡行妇孺蒙学和平民教育等，都说明康有为及其弟子对育文化事业的贡献已不仅在广州、广东，而是遍及中国和世界。
梁启超(1837一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其祖“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干，……与叔焘同择居于南雄珠玑里。”梁启超自幼攻读经史典籍，18岁始接触西学。1891年至1894年在万木草堂学习，思想上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同样持有“教育救国论”的观点，他也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他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学校总论》)
梁与康不同的是，他更强调教育应有明确的宗旨，即指出教育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教育是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苛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夫培养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开奴隶之智，亦何尝非民智?”(《论教育当定宗旨》)
梁与康一样，主张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里，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今古，不知五洲，其蔽皆由于此。”他认为，如果不变科举，人们仍被功名所引诱，不愿入新式常学堂。即使办了新学堂，也培养不了有用之才，因此他向光绪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他积极提倡兴学术，并模仿日本的学校制度，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22岁至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梁启超在办学校方面，比康有为更有远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有才干、懂得政治法律、能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他提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和管理人才。梁启超的这些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就是今天也还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师范教育的论述。他认为“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学校总论》)他专门撰写《论师范》一文，集中阐述了师范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基础，他说： “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柱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也。”所以他的结论是：“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三级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程度。他把师范教育看成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当作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母机”，这是深刻、卓越的见解，表现出一位杰出教育家的战略眼光。
梁启超亦极力主张小学义务教育，他认为无论从中国前途着想，还是从培养国民的教育目标来看，义务教育都十分重要。他说：“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他要求“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罚其父母。”梁启超所说的义务教育的涵义是“义务云者，其一，则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入学之义务也；其二，则团体之市民皆不得不担任学费之义务也。”为了普及义务教育，他主张，凡有千人以上的市镇和乡村，必须设小学一所，而小于一千人的乡村，可以数村合设一所小学。应该肯定，梁启超关于义务教育的见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客观上有利于劳动群众获得最低教育的权利，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清代的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是南雄珠玑巷迁民的后裔，又是三代师生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具有创造发展的继承，即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和理论超越了朱次琦，而梁启超又在朱、康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为清末建立完整的新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亦有积极的影响。
清末民初，南雄珠玑巷移民后裔中对岭南乃至中国的教育文化作出过贡献的还有陈荣衮、卢湘父、陈垣等人。陈荣衮(1862－1922年)，字子褒，广东新会外海乡人。《陈氏族谱》记石头陈氏后代有衍外海的说法，《龙溪县志》云：“(陈白沙)先生高曾祖居外海。”即其与白沙先生同宗。子褒与康有为同应乡试，一同考中举人，后入康氏万木草堂就读，并成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作为中国编写通俗小学教材第一人，他对教育的贡献主要在于注重启蒙教育。1895年，陈荣衮在广州出版《妇孺须知》，1897年又出版《幼雅》等通俗小学教材。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在流亡日本期间，遍察日本各地小学教育状况，特别是学习了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所创造的经世致用的教学宗旨和主动活泼的教学方法，日本教育家重视基础教育、平民教育的经验给陈荣衮很大的启发。回国后，他抱着改良小学教育的宏愿，在澳门设馆教学，始设蒙学书塾于荷兰园，继而创办“教育学会”和“蒙学会”。陈荣衮首先实行废止小学读经，采用日常生活题材编写白话《妇孺三字书>及四字书、五字书来代替《三字经》、《千字文》和《神童诗》。所编写的36种白话教材均采用粤语，图文并茂“以便粤东妇孺”。这些蒙学读物多由澳门蒙学私塾编辑，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间由广州明经阁、古经阁、经史阁、同文堂、石经堂、启智书局、蒙学书局、聚文书局等刻印，并在粤港澳地区广泛发行。陈荣衮编写白话小学教科书，推行白话从儿童日常生活用语人手，对于清末蒙学教育和白话文运动了推动了作用。
卢子骏(1868—1970年)，字湘父，广东新会潮连乡人(今属江门市)。《江门市地名志》：“陈、卢、区、潘等姓先祖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从南雄珠玑巷迁此。”1894年，卢湘父由陈荣衮介绍入万木草堂读书，拜康有为为师。求学期间，他与陈荣衮一样，热心从事改良蒙学，编著通俗蒙学课本，先后编成了《妇孺韵语》、《童蒙三字书》、《童蒙四字书》和《童蒙五字书》等启蒙教材，为学校授课和儿童学习之用。1899年，应梁启超和徐勤之邀请，卢湘父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教席。1900年归国，任澳门张氏家塾的专席教师。1905年，在澳门创办湘父学塾，任主讲席，并采用自编蒙学新教本。1911年，湘父学塾由澳门迁至香港，1916年，倡办女子学校，同时续办男校。1928年，澳门创办孔圣堂，旨在弘扬圣学，卢湘父为创办人之一。1934年，湘父学塾改名为湘父中学。陈子褒、卢湘父都在港澳地区办学达二三十年，他们为发展港澳文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港澳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号圆庵，广东新会石头乡人。《陈氏族谱》说景炎间(1276—1277)金人陷汴，迁珠玑里，咸淳间陈猷迁新会下洞，再由下洞迁石头乡。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新会县案首入学，次年赴京应试失败后改而习医，宣统三年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堂。1917年，北京大学研究所成立，聘其为国学门导师。1921年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旋辞官，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校长，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1949年，辅仁大学改组为北京师范大学，陈垣任校长，又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在教育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有卓越成就，师表群伦。
从宋开始，南雄一直是“自北而来者不少，望南以去者亦多。”这种情况延续至明。据载从明永乐十年(1412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的170年间，经南雄向南迁徙的移民有13098户，464519口。随着大量的北方氏族经南雄而南迁，移民家学渊源，有严厉的家风家教，他们首先注意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始终保持传统的思想品德。此为继承性的一个方面。继承性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南雄珠玑巷迁民后裔之间，亦师亦友，相互继承，将教育事业代代相传，发扬光大。由此，广州乃至岭南的教育文化逐渐兴起，科举人才也不断增加。南雄珠玑巷迁民及其后裔对古代岭南教育文化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建立学校和书院，而是在教育思想、理论方面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其培养出来的亦不仅仅是进士、举人等封建科举人才。近代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或推行变法维新，或跟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或毕生从事教育，或潜心钻研学术，成为一批政治家、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大师等等；从而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附：唐宋元明广州、韶州、连州、南雄州诸府进士人数一览表
注：本表据阮元[道光]《广东通志》第六十六卷《选举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7一1177页。
小榄菊城文化摭谈 岑逢长 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广东中山市小榄镇秉承先祖遗训和以开放心态举办了甲戌菊花大会。这届菊会观众600万人次，盛况空前，令人叹服；它充分体现了当今小榄菊城文化得天时地利人和地发展，体现了它的对珠玑巷人南迁后裔传承与创新、特点与水平。试从现代视角，以小榄菊会和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化举措活动为例，就小榄菊城文化这一岭南文化个例作评述和分析。
1994年甲戌小榄菊会概述
共和国甲戌小榄菊花大会，于1994年深秋举办。这是小榄每隔60年举办一次的菊花大会的第四届盛会。第四届菊会“筹备近三年”，“集资二千万”，冀与“四海嘉宾”、“五洲赤子”，“同赏金菊之神韵，共观榄城之新姿”，展示经济发展的成果，祝愿未来的更加辉煌。(引自第四届《菊会序》)菊会共展出盆菊60万、品种1567个，营造出一个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花的世界；还有戏曲、展览、巡游等活动助兴。菊会为期17天，观众逾600万人次。盛况空前，蜚声海内外。
小榄菊事活动源远流长。早在清朝康乾盛世前后，“岁岁黄花看不尽，诗坛酌酒赏花村”的诗句，即反映小榄已形成赏菊、咏菊的时尚。菊事活动逐渐演变成为传统的民间节日。在这基础上，从1814年起举办过四届甲戌菊花大会，第一届在清嘉庆甲戌年(1814)，第二届清同治甲戌年(1874)，第三届民国甲戌年(1934)，第四届共和国甲戌年(1994)，四届菊会都分别展现文化风采。其中共和国甲戌菊会更被普遍誉为“超越历届菊会的水平”，是“在新期弘扬小榄文化传统和展示改革开放成就的盛举”。
小榄菊城文化的现代检视
共和国甲戌小榄菊会是一个融赏菊、写菊、画菊、咏菊、唱菊、演菊、食菊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盛会。与此相联系的小榄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文教举措与活动，人民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公民观念与素质等，体现当今岭南文化特色，下面从十个方面作初步检视。
一、共和国甲戌小榄菊会既有传录，又有创新，是小榄传统盛会、民间盛事和长期的文化积淀在20世纪90年代综合的集中的展示；从某种意义说，大抵也可说是当今岭南文化的一次展示、一个缩影。小榄文化体现了当今岭南文化具有多元性、现实性、开放性、兼容性和蕴蓄朝气、充盈活力等鲜明特点。了解小榄文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具体地了解岭南文化，进而了解推动岭南文化发展的动力和诸种因素。
二、小榄在改革开放的第十五个年头，由镇人民政府和香港榄镇同乡会联合主办了这一空前盛大的菊会，是凭借几百年来举办菊事活动的声誉、经验和地处珠三角、毗邻港澳、海外乡亲众多等优势，是凭借新的观念先行，是凭借胆识和魄力，特别是靠经济迅猛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强劲，物质基础雄厚。小榄镇“建国以来产值超二千倍”，1993年在全国百强乡镇中排列第8位，己跻身于全国名镇之列。具备举办空前盛会的条件。因而举办菊会，就得心应手，一举成功。
三、共和国甲戌小榄菊会举办成功，还因为具备了其他条件和因素。菊会获得特大成功，不仅有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大的背景，也有个人、家庭、小环境等具体的条件。包括：小榄人不仅自身作出了努力，还善于借用和利用海内外力量，这不仅表现于菊会期间，更主要的是实际行动见之于菊会之前，他们注重“借船出海开拓致富”，“借他人之梯登自己发展之楼”；小榄人面对机遇与挑战，敢于自我亮出开发能力和开发水平，公开检阅，从严检验，以进一步求拓展，增优势；小榄人虔诚遵行并发扬光大有着深厚内涵的祖训，以维系并增强海内外乡亲凝聚力。
四、小榄“菊城新花”深深扎根于小榄“菊城土壤”上。共和国甲戌小榄菊会，向海内外炎黄子孙广泛征集咏菊诗稿并编印《咏菊诗集》，名家书画、摄影、建设成就展览也展登了贺词。广东谢非的贺词“花香万里，情系百方”，北京孟庆峰的贺词“借市场沃土，育菊城新花”，道出了菊会盛况空前的情状、背景和条件以及对新菊城“新花”的礼赞。史籍记载，南宋咸淳九年(1273)，原先来自中原的粤北南雄珠玑巷定居者，为“避胡妃之祸”、“逃天灾地劫”，再度纷纷南下，其中一部分人于甲戌年秋季到达小榄，落籍繁衍，栽育艺菊，举办菊事活动。1994年，是小榄纪念开村建业720年和首届菊会举办180年的年份。当今的小榄“菊城新花”，是植根于深厚的小榄“菊城土壤”上的。
五、共和国甲戌菊会有效地促进小榄两个文明建设走上新台阶。小榄菊会融主流文化、民俗文化、旅游观光和经济贸易于一体。菊会提出“以菊会友，以菊传情”， “让世界认识小榄，让小榄走向世界”。小榄以“菊花搭台，经贸唱戏”固然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效，又必将继续促进小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树立和塑造了小榄的新形象，更提交了小榄的知名度，激励小榄人增建新功业、求得新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可以预料，“一个繁荣、富饶、文明而美观的小榄一定会建立起来”(小榄镇长语)。
六、小榄菊会的文化蕴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更具开拓性、开放性。康乾年间的菊事活动和第一第二届即嘉庆甲戌年和同治甲戌年菊会，寄寓了思祖思乡之情，弘扬了小榄传统文化。第三届民国甲戌年小榄菊会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两年多之前举办，提出“保全乡粹”，“振兴民族精神”，“以菊花会为契机，唤起炎黄子孙抗御侮之意识”(引自第三届《菊会特刊序》)，鲜明地体现了面对外敌侵扰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共和国甲戌菊会举办于国运昌隆的和平盛世，更是极其鲜明和满腔热情地赞时代、歌盛世。总起来说，以小榄菊会为代表的当今的小榄文化，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表现和讴歌新时代的文化；是以史无前例的强度和力度去图镇强民富的文化；是以时代精神哺育和培养跨世纪一代新人的文化。
七、小榄的种种文化活动，具体生动地说明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的特点与功能。经济和文化，是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小榄文化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又伴随着文化的传播而进行。这两种基本活动方式通过在当今社会环境中小榄人的具体活动而紧密联系起来。其中不免存在着冲突。能够努力从冲突走向和谐，谋求经济、文化的同步互助、协调发展，两个文化建设成效就显著。经过一时间的摸索和总结，目前，小榄人对文化意识、文化设施、文化管理、文化经济，初步有了与新时期改革开放格局大体相适应的认识并逐步落实了相应的举措。再就文化的特点与功能来说，文化是历史积淀和现实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既代表着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又与多彩的当代现实紧紧牵连，反映新的水准；文化一直靠人们把握机遇以自觉活动去推进；文化的发展会影响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小榄通过举办代表小榄文化的菊会文化活动所形成的“小榄菊城现象”，已经对此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说明。
小榄是个被誉为“文风甚浓”的城镇。重视教育，注重奖掖青少年学习深造。有的村学生考上中学或大学，就分别奖给每名师生500元或3000元。舍得投资抓好百年大计的各种设施的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俱全。有的村还建起了文体中心和小公园。整个镇宣传、文化、教育风气浓浓的。
小榄已建成了某种意义的现代化城市。新城区总体规划由建设部规划设计院负责设计。新城区按现代化标准建设，新建筑、新道路、新园林、新景观，实现美化、绿化、净化，既方便实用，又具观赏价值，形成人工美与自然美的协谐统一。这优美城区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开放时代新的内容新的格局的文化。
八、小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方式趋向现代化。笔者手头有一组对比材料：1979年即改革开放第二年小榄举办展出菊花，3万多盆、观众逾百万人次的颇具规模的菊事活动时，人口近3万，有一定经济实力。15年后即1994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第十五个年头举办第四届甲戌菊会时，全镇连9万外来员工在内共有23万人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小榄人口的增长同经济的发展成正比。同时，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方式趋变。小榄全镇1994年已进入小康水平，人均储蓄1万元。镇民实现了食用营养化、住房宽敞化、衣着舒新化、耐用品多样化…
九、小榄具人才意识，着意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小榄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同时，努力营造一个引导人们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环境；九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健康的活动愉悦人。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和手段，提高镇民的综合素质。他们认识到，现代化要通过人来实现，人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说，素质高和比较高的人对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关键作用。
十、观念更新和具使命感以及公仆意识的小榄干部的骨干作用表率作用，于小榄建设事业功成事就上，堪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小榄带头人以身作则，自我要求严格，他们发出锵锵话语：“掌权为民，为民造福!”“如果群众不富，干部暴富，那是于部的耻辱!”“团结，拼搏，求实向上!”小榄干部以自己的思想行为塑造了公仆形象。小榄干部注重兼容吸纳，博采众长，举凡华南大都市广州之长，深珠汕特区之特，港澳台和海外之新，珠三角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超前研讨建立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的所想所做，他们都注意从本地实际出发研究借鉴参考，真干实干，带动群众。镇里有这样的带头人，镇民当然会奋发努力，镇的建设事业当然会功成事就。
从大文化角度检视当今的小榄文化，上举这些当然远未能包容一切要项。笔者抛砖引玉式摭谈，用意只在说明小榄文化的确是值得我们继续去作专门的深入探讨的。
小榄“小”文化同样可在社会
主义新质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岭南文化史告诉我们，五岭以南的百越本土文化长期受到书籍传播以及南下官员、文士、商贾、移民带来的中原、荆楚等文化的影响，并受到因海洋开发、经贸往来而进境的海外文化的影响；经过漫长岁月的文化交流融汇从而形成并发展为岭南文化。近现代岭南的文化吸纳和文化适应以及反复剔粗留精、适应融汇，继续不断学习和筛选融入外来文化的精华，使岭南文化更趋于兴旺并呈现新姿。地处一百多年来得风气之先和开风气之先的南粤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小榄，近十多年来又充分把握和利用改革开放这一大好机遇，因而经济文化都获得更为快速和更有成效的发展。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要求改变远未如人意的封闭落后状况，恢复和扩大与港澳海外的交往和互补关系，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走共同富裕之路，是早就蕴藏于小榄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小榄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宽松的环境下开挖潜能、释放潜力、发挥地缘等诸种优势所取得的辉煌的成绩，比原先预期的要大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小榄文化融汇在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广府文化中，又反映广府文化的共性和特点。小小的小榄文化与大地域文化以至中华民族文化，有内在的联系和密切的关系。根据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断言：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加速推进，通过纵横的经济联系和各种文化的交流，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质文化将会逐渐发展，创造出代表新时期最高水准的文化和相应的文化模式来。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推进，有赖于各种文化交融，互展互取所长，当然包括像小榄这样的数量众多的“小”文化的兴旺发达、交流辐射。小榄菊城文化只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属下广府文化的个例，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个例本身。
(作者单位：《炎黄世界》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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