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雄珠玑巷的名字近年越益深入民心。作为珠玑巷珍贵文物之一的“珠玑古巷吾家故乡”青石匾，至今已成为南雄县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但是关于这块青石匾的题匾人物——蒙志，其人其事如何?至今还没有半点考证文字问世，这应该引为一大憾事。笔者经过一番查证，近日蒙广西自治区平南县地方志办公室慨然提供有关蒙志其人的历史资料颇详，特为公诸同好，同时也作为向今次“珠玑文化”研讨会的一份献礼(实为“借花献佛”，未敢自专也)。试道其详如下：   

    这块青石匾位于珠玑巷中段的珠玑楼(又称中门楼)，该楼原属翔凤坊之楼，早塌，清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石匾题名珠玑楼。门楼中心有一长方形青石匾，刻有“珠玑古巷吾家故乡”，落款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第三师副师长蒙志题(上款)，民国十八年二月中澣(下款)”。1982年南雄县政府拨款重修，是“珠玑文化”的又一珍贵文物象征。   

    但是，关于题匾者蒙志其人其事，迄今还未发现国内外任何有关文字介绍(遑论考证)，即使近年南雄地方出版的“珠玑巷丛书”已出了多册，也未见有片字提及。笔者有志于此多时，也是茫无头绪。近于刘振威先生的《<平南县志>中三副对联》一文(刊于广州市越秀区文联主办之内部刊物《联海论坛》)得知，该县邑人郑湘涛有挽蒙志联，籍此获知蒙志是广西平南人。特为发出专函向平南县地方志办公室请教求助(本人也是从事地方志研究，现在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蒙平南县志办慨然承诺，惠赠蒙志其人其事的文字资料千余字，现将“原文”介绍如下：

    原文：蒙志(1887一1940)，字炳忠，号道征，(广西)平南县镇隆乡社洞村人。蒙志少时读书，青年时期有赌博恶习，被父蒙敬斋母龙氏严加训斥，便辞家随叔父生活。后来考取桂林军工学校，继而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与黄绍竑先后同学。1918年保定军校毕业回桂，在旧桂系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

    蒙志性格刚毅，指挥作战沉着果断，深得士兵爱戴。他在覃浩明属下当排长时，一次同粤军混战，连长阵亡，蒙志即主动指挥全连作战。他身先士卒，勇猛冲杀，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十多次，最后，只剩下拾余人，坚守了阵地。1923年，蒙志在陆荣廷旧部自治军首领陆云高部任营长，兼任平南县知事。

    1924年，“新桂系”崛起。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黄绍竑的讨贼军和李宗仁的定桂军联合讨伐割据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旅和张春如等自治军。蒙志率部投向“新桂系”。从此，蒙志在黄绍竑统率下，参与统一广西各战役，深得黄绍竑器重，擢升团长、旅长、副师长。

    1929年夏，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新桂系在蒋桂混战中失败。冬初，新桂系在政客汪精卫串演下，与张发奎组成“护党救国军”，进军广东，图谋打倒亲蒋的陈济棠，另立中央政府，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抗。蒙志在护党救国军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属下任第三师师长，攻粤败退昭平。吕焕炎在玉林倒戈，就任蒋介石委派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并暗中差人策动蒙志和第二队第一师长黄权倒戈归附蒋介石。蒙志虽然不满新桂系军阀连年混战，戕害人民，但又不忍背离一向信任提拔自己的黄绍竑。正在迟疑不决，事为白崇禧知道，要把蒙志杀掉。而黄绍竑则极力陈说蒙志对桂系一向忠贞，肝胆相照，建议将蒙志交他直接管辖。但李宗仁还有戒心，最后决定把蒙志、黄权扣留，从昭平押往桂林良丰幽禁。经黄绍竑反复说情，陈述利害，蒙志才得释放，寓居香港。   

    1930年夏，新桂系从两湖大败回桂，内部矛盾加剧，黄绍竑离桂投蒋，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前夕，经黄绍竑推荐，蒙志奉召入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抗日战争开始，黄绍竑先后委派蒙志任浙江省杭嘉师管区筹备分处处长，杭嘉师管区国民抗敌自卫总队长、第三战区江南挺进队副总指挥官兼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三纵队副司令兼第七团团长。1940年，在保卫金华之役中，蒙志率部奋勇杀敌，战绩卓著。这一役，蒙志得到上级赞赏，旋升为浙江省钱塘前敌总指挥，晋升陆军中将。        1940年9月16日，蒙志在浙江钱塘江往所患“闭口痢”，病危转金华福音医院，于9月23日病逝，终年54岁(按我国传统“落地占岁”计算)。   

    (以上为广西自治区平南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有关蒙志的历史资料，个别文字笔者作了微小修正。)据上述蒙志其人其事的史料，如何全面评价这个旧社会的高层军官，似非本文的研讨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家乡，已经通过近年新编的《平南县志》对他作了基本肯定——正面人物。   

    最后，笔者补充三点：   

    一、关于郑湘涛的挽蒙志联：   

    郑是广西平南县上渡乡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曾任平南县长。当蒙志死于浙江的死讯传来，他作了挽联为：“不马革裹尸而还，壮志未平胡虏恨；耻虾夷之族未灭，忠魂怒涌浙江潮。”该联已收入新编《平南县志》。

    二、关于蒙志题款的“民国十八年二月中澣”    这项文字实为“公元1929年2月中旬”的意思。按澣与“浣”通(户椀切，音缓，旱韵，又户玩切，音换，翰韵，义同)。古代有“十日一休沐”的惯例，故谓十日曰“浣”，如上浣、中浣、下浣，犹上旬、中旬、下旬。“浣”的本义是“洗濯衣垢”之意(见《说文》)。近年出版的新编《南雄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把蒙志题款的“中澣”误排为“中瀚”，按“瀚”乃是浩浩荡荡之意，广大貌，不合题款的时间概念，实误。

    三、据蒙志题匾：自称“珠玑古巷”为“吾家故乡”，可见经珠玑巷南下的先民，除赴广东外，还有流寓广西的。这一新的发现，足可补当前珠玑后人家谱族谱之缺，其史实价值更应表而出之。

(作者单位：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南雄珠玑古巷作为广府民系千百万居民的“祖宗故居”，近几年来正以其独持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及海外的珠玑迁民后裔前来瞻仰观光，寻根问祖。这些迁民后裔在领略珠玑巷内古朴的民俗民风和古楼、古塔、古榕、古桥等文物古迹的同时，自然地也倾耳聆听“吾祖故乡”那带有泥土气息的乡音——珠玑方言。有些后裔好奇般地试图用广府民系通行的“白话”——粤方言与巷内的乡亲交流，结果都深深感到乡音原来是那么的陌生难懂，有的甚至感觉得到它们即是两种不同的方言。为什么“祖宗故居”所说的珠玑方言与迁居后裔所说的粤方言不是一回事呢?难道今天的广府民系有大几十姓、一百多族来自珠玑巷仅仅是一种传说?

    从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家谱，到近代中山人黄慈博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以至于到近几年来的许多研究，都无可辩驳地表明珠玑迁民在广府民系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而正确地认识今天珠玑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无论是科学地解答上述珠玑迁民后裔的疑问，还是为进一步研究珠玑迁民与广府民系的关系提供一方参考，都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正确看待珠玑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首先要正确理解粤方言与珠玑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  唐宋时期粤方言已在本土形成

    粤方言俗称白话、广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粤中和粤西南及广西东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使用人口在5000万以上。粤方言是汉语中的一支历史比较悠久的方言，其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李新魁先生的研究，粤方言的形成包括5个历史层次(李新魅，1983年)：

    第一个历史层次，是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有大量的楚人来到岭南，才开始大规模地传播汉语，是粤方言分化的最初阶段。所以，楚方言的一些词语，仍保留在今天的粤方言之中。如《初学记>卷十九引《通俗文》谓“南楚以美色为娃”，《说文》也说“吴楚之间谓好曰娃”。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娃”为於乖切，音义均与广州话称美(鲜艳)为[wei⁵⁵]相合；又如扬雄《方言》作“南楚谓眄曰睇”，这个睇即是广州话表“看”的[tei³⁵]。

    第二个历史层次，是秦汉时期。粤方言接受中原汉语更多的影响，土著民族语言—古百越语的许多特点也在粤方言中沉淀下来。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古百越语在现代粤方言里所占的比例约为20％(李敬忠，1991年)。这个统计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粤方言中有比较多的古越语的成分却是语言学界不争的一个事实。如粤方言入声字按主要元音长短不同分化成3个调或4个调，即与古百越语的“后代”——壮侗语关系十分密切。

    第三个历史层次，是在晋代。中原相继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大批士民向南迁徙，他们所带来的中原汉语，又给正在形成的粤方言增加了新的影响，使粤方言接受更多汉语共同语的特点。如斗门、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等地的粤方言，鼻音声母带有同部位的塞音，读为[m^b、n^d、η^g]，即反映了魏晋时期中原汉语的语音特点。

    第四个历史层次，是在唐代。粤方言逐渐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方言，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和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如今天粤方言的语音系统，与隋唐时期的语音系统，即《切韵》音系(中古音系)有着极其严整的对应规律，如阳声韵-m、-n、-η三分，入声韵-p、-t、-k三分等，即今天粤方言的语音面貌表现出了与隋唐汉语共同语十分接近的现象。

    第五个历史层次，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的粤方言，大概已与现代的粤方言相差无几，它所用的语音和词汇，可能已经奠定了现代粤方言的基础。

    由此可见，粤方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研究粤方言的形成，必须同时注意岭南土著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双重因素，正如袁家骅先生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所说的，“造成粤方言特殊地位的原因，固然主要应该从汉民族入粤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但是，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另外一个对方言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那就是民族杂居而产生的语言相互影响。”

    唐代的广州，已是我国南方重镇，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贸易城市。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广州设置总管府。太宗元年(627年)设置的岭南道，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设置的岭南节度使，治所均在广州。广州及所属各县，从天宝元年至贞元年间(742—800年)的半个世纪内，户数由4．2万户增至7．4万户，说明岭表入迁岭南的人数之多。另外，当时还有大批的外国商船来到广州，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城“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珠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所以，唐代的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人口快速增长，经济繁荣昌盛，所有这些，都奠定了粤方言最终形成并趋于成熟的物质基础。

二  宋元以后珠玑方言来自赣南闽西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粤北人张九龄奉诏开凿了大庾岭道，自从岭南岭北的交通状况大大为之改善。这条大庾岭道经南雄下浈江而至广州，或者经南雄下赣江而至长江，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成为唐代以来五岭南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珠玑巷是大庾岭道上入岭以来的第一个重镇，历史上入岭的岭北士民商旅多驻足其间，或则就近定居，或则再事他迁。特别是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入侵，中原士民流离失所，一部分人跟随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部分人跟随隆祐太后逃至赣南，有的更南越大庾岭，寄寓南雄。珠玑古巷作为大庾岭路上的一个商业重镇，更是吸引了众多的移民前来定居置业。至南宋末年，元将吕师夔率大兵连陷南雄、韶州，那些从岭北越岭而来的氏族，有的又不得不再事南迁，流播到珠江三角洲一带。近代中山人黄慈博在《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文中，根据收集到的族谱、家谱所载，考证了南宋末年以后从南雄珠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3姓，164族之多。

    据史书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南雄州户数为8363，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仅仅一百多年内，南雄州户数增加到20337，增长了一倍多。经过南宋末年的丧乱，到了元代，南雄州的户数下降到10772，减少了近50％，除了在兵慌马乱中丧生的，应该尚有大量的人口沿浈江而北江涌向粤中地区。与此相反，地处粤中的广州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户数为143261，经过两宋末年两度的丧乱，到了元代，户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170216(梁方仲，1980年)，这其中应有大量来自珠玑巷一带的迁民。

    上述南雄州从宋初至元丰元年，仅仅一百多年内户数增长了一倍多，主要是出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云，“至于南、韶二州，宋高宗南渡以前，客户也还不多。道光戴锡伦修《南雄州志》卷九户口，引《太平寰宇记》，宋初，户，主七千七百三十八，客，六百二十五。……可知元丰以前，客之与主，差得很远；其后宋高南渡，元人进迫，于是而客家民系，始不能不大规模地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走了；到了元末，广东东部北部，诸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无法将主客户分别立册了。所谓‘其后屡经丧乱，主愈弱，至元初大只无虑皆客，《元史》所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主之非客矣。’”由上述情形推测，南宋末年南迁的珠玑移民，除了主户之外，应还包括一些立足未久的客户，即主要是来自赣南闽西的客家先民。从珠江三角洲南迁后裔保存的谱牒来看，珠玑迁民来自各大方言区，自然包括客方言区在内，详见下文。

    据调查研究，今天的珠玑方言具有明显的客方言的性质(林立芳、庄初升，1995年)，其由来，即始于上述宋高宗南渡引发的客家的第三次的迁移(罗香林，1933年)。经过南宋末年的丧乱，珠玑巷一带，包括整个南雄州，主户、客户都有不少人口播迁到粤中地区，以至到了元代，整个南雄州的户口比元丰元年减少了近50％。但是，应该也有一些新来乍到的客户，主要是客家先民，躲过了战乱兵燹，没有再事南迁，即成为今天包括珠玑方言在内的南雄客家方言的初民。据1991年《南雄县志》，今天南雄第一大姓刘姓，占全县户数的8．3％，“其始祖于宋季自福建宁化入粤”。

    由战乱引发的人口的大量流失，短期内必然导致劳动生产力的缺乏和土地资源的荒废，于是客观上需要周边地区的人口就近入迁，以适应发展生产的要求。到了明代，在数任知事、通判“徕流移”政策的鼓励下，赣南、闽西的客家先民又一度较大规模地入迁南雄府以及整个粤北山区。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四十八，苏州人欧文通洪武中任南雄知府时，“勤于参赞，尝奉檄招龙南诸县流民还集六百余户，安措有方”；荔浦人龙归，永乐中任南雄知事，“署始兴，招集流民，令各复业，请豁赋累三千六十余石。一时归籍者数万口，归皆为编置，百姓立像配食于社”。另据乾隆《保昌县志》卷四，到了万历年间，南雄府人口“客浮于主，至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者矣”。

    南雄府良好的交通状况也是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客家先民由赣南、闽西入南雄，除了走大庾岭道之外，还可以取道古乌径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谭大初编纂的《南雄府志》称：“乌径路，通江西信丰，陆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赣州大河。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在乌径设立坪田巡检司，南来北往的商旅川流不息。可以想见，有些客家先民即是取道乌径路而落籍南雄的。

    所以，包括珠玑巷在内的南雄客家，其形成也是颇为复杂的。从北宋末年到明代以降，客家先民络绎不绝地从就近的赣南和闽西入迁南雄，珠玑方言也相应地形成于这个历史时期。

三  从珠玑方言到粤方言的替换

    今天的珠玑方言具有明显的客方言的性质，已如上述。历史上的珠玑方言，也即岭北的移民入迁珠玑巷之后他们是各说各的方言，也即母语，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方言呢?或者是在各自家中各说各的方言，而在市井上则共同使用同一种方言呢?目前尚未发现典籍上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现实的语言生活来推断，上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即各个入迁者的母语方言在各自的家庭中使用并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至少在珠玑巷这个范围内，入迁居民为了达到相互的交际，都得同时掌握该地方的共同语，形成母语方言和共同语并存并用的双方言交际的格局。那么，作为当地的共同语，它到底是何种方言呢?是否即是今天珠玑方言的“前身”?目前尚无法作出解答。

    从今天珠江三角洲南迁后裔的各种谱牒来看(曾昭璇、曾宪珊，1995年)，除湘方言区之外，各大方言区都有移民入迁珠玑巷，尔后从珠玑巷再南迁到今天的各个住地。以东莞市为例，珠玑南迁后裔的先人分别来自北方、吴、闽、客、赣五大方言区，各举两例列表如下：

姓氏	原居地	原居地所 属方言区	迁入珠巩巷 时  间	迁出珠玑巷 时  间	迁往东莞 何  地	资料来源
房	山东定陶	北方	宋代中叶		篁村镇篁村	《房氏族谱序》
卫	河北大名	方言区	唐僖宗间	宋建炎问	茶山	《东莞茶园 卫氏族谱》
谢 陈	浙江会稽 江苏建康	吴方言区	宋末		南沙	《茶山乡志稿》
		宋宝辜占问		茶山镇塘角	《茶山乡志稿>
粱	福建泉州 福建莆田	闽方言区	宋南渡后	宋淳熙间	常平镇板石	<梁氏族谱序>
		元代		长安镇桥头	《东莞市地名志)
黎	江西虔州		宋熙宁间		东郊上土冈	《东莞县志》
陈	江西石城	客方言区	唐大中间	宋建炎问	虎门镇北栅	《风冈陈氏 族谱》
袁	江西袁州		宋南渡时		茶山	《袁氏族谱序》
李	江西吉安	赣方言区	宋真宗间		东坑镇塔冈	《东莞塔冈 李氏族谱》

 

    从上表可以看出，唯独没有湘方言区的先民从珠玑巷再事南迁到东莞。其实，珠江三角洲其他县市的情况亦然。是不是湘方言区的先民不曾入迁岭南呢?不是的。原来，唐宋以降，岭北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主要的即有5条。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卷一云，“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湘方言的先民入岭南，自然不会选择大庾岭道，而是走上述第三至第五通道。

    既然珠玑巷迁民原本来自岭北各个不同的方言区，那么，他们入迁粤中时说的一定不会是粤方言。但时至今天，为什么他们大都是说粤方言的呢?如上所述，来源的驳杂多样，决定了南迁的先民在语言上很难协调统一。假设他们还在珠玑巷时曾有过一种共同语，但到了粤中地区之后，这种共同语也会逐渐丧失其交际功能，因为南迁者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还是与当地人打交道为主。出于与当地人交往交流的需要，他们只好就地取材，学习和使用当地业已通行的粤方言。久而久之，从珠玑巷带来的母语方言或珠玑当地的共同语在家里也不再使用了，完全退出交际系统，粤方言取而代之。这是其一。

    其二，珠玑南迁先民不但来源驳杂，而且其迁移的历史层次也很复杂，这也极不利于其内部方言的统一。到了新住地，他们只好入乡随俗，学习和使用粤方言。广义地理解，珠玑移民应包括唐代珠玑巷得名之前，取道大庾岭，途径南雄的来自岭北的移民。根据文献记载，从秦汉一直到唐开元四年开凿大庾岭之前，越岭南迁的士民绵延不断，代有新人(曾祥委、曾汉祥，1995年)。鹤山市沙坪镇越塘村，据《鹤山县志》，  “元嘉十三年(436年)冯氏、邓氏、易氏从南雄迁此建村。”花都市平山村江氏，据《平山村江氏族谱序》云：五胡乱华，祖一龙携三子由吉安过梅岭居珠玑巷，黄巢后徙令入广州光孝街，后在城北四十里定居，土墙茅屋，称江村。两宋末年是珠玑移民的高潮，这里不再赘述。元代以降，一直到了清代，仍然不断地有珠玑迁民入迁粤中地区。以高要市为例，据1947年《高要县志》，沙埔吴氏、金屋金氏于元代由珠玑巷迁来，至1947年历21世；塘基头李氏、东冈周氏分别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和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珠玑巷迁来；长旗李氏、庆云社何氏分别于清代顺治年间(1644—1661年)和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由珠玑巷迁来。

    其三，珠玑南迁先民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而是播散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各个角落，形成“小聚居、大分散”的分布格局。这样，珠玑南迁先民所带来的母语方言或者珠玑当地的共同语不是在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某一地区继续频繁地使用，而是星星点点地分散到粤方言区的各个角落当中。久而久之，南迁先民原本所说的方言便被粤方言取而代之。

    如上所述，珠玑移民先后南迁并散居到珠江三角洲各地，他们不知不觉之中都放弃了自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母语而改口学习和使用粤方言，这种现象即是语言的替换现象。法国著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曾多次提到语言的替换，他说，“某一社会单位拿另一社会单位所用的语言来代替原有的语言现象叫做语言的替换(Changement de langue)。”按我们的理解，语言的替换可以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之间的替换，也可以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替换。前者在汉语方言岛中普遍存在，例如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茱萸洋村，历史上曾经是个说“汀州话”的客家方言岛。时至今天，全村只剩下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会说“汀州话”。可以想象，再过几年，这个客家方言岛将不复存在，其“汀州话”完全为福州话所替换(庄初升，1996年)。

    在语言生活中，民族语言之间语言替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例如，满族在入关之前仍然使用满语文。入关之初，大多数满族人还不会说汉语，满语作为母语，仍是他们唯一的交际工具。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的中后期，满族人不仅普遍通晓汉语，而且开始出现放弃本民族语言的趋势。到了咸丰、同治年间，会说满语的人已经很少了，绝大多数的满族人只会说汉语。到了光绪年间，全国唯有黑龙江少数的满族人会说满语，至此满语已基本上被汉语所替换；再比如畲族，学术界有人认为畲族源于汉晋时期分布在湖南西部的“武陵蛮”，与苗瑶族同源。畲族从武陵山区迁到以潮州凤凰山为中心的粤东地区时还普遍使用畲语(今广东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还有近两千畲族人使用畲语)。宋元以后，畲族向闽、赣迁徙，与大规模南迁的客家人长期杂居，久而久之，畲族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改口说客家话。时至今天，全国99％的畲族人只会说客家话，畲语已基本为汉语客家方言所替换。

四  余  论

    粤方言虽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远在唐代时就已基本形成，这是与当时广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珠玑移民大规模南迁的两宋时期，粤方言的面貌已和今天相去无几。珠玑移民在为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以粤方言为主导的语言交际的局面。相反的，南迁先民由于来源的驳杂不一，迁移的历史跨度长久以及入迁后居住地域的分散，决定他们带到新住地的方言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成一个独立的交际系统。出于与当地人交往交流的客观需要，他们只好人乡随俗，学习和使用粤方言，久而久之，原本带来的方言便不知不觉地退出了交际系统。现实生活中许多语言替换的例子，有力地支持了我们上述的观点。

    珠玑方言是宋元以后赣南、闽西入岭的客家移民带来的。一方面，它可能由于势力的相对强大，把固守珠玑巷不事南迁的“主户”的方言替换掉，使之改口说客家方言，成了今天珠玑方言的模样；另一方面，新来乍到的赣南、闽西客家移民，可能有一部分人又跟随南迁大军奔赴粤中，他们带去的客方言正如其他南迁者的方言一样，为粤方言所逐渐替换。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珠玑方言与珠江三角洲的粤方言会有如此之大的不同了。

    (作者单位：韶关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1．李新魅：  《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广州研究》，1983年1期。

    2．李敬忠：《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学术论坛》，1991年5期。

    3．林立芳、庄初升：  《南雄珠玑方言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5．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年。   

    6．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7．曾祥委、曾汉祥主编：《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8．庄初升：《试论汉语方言岛》，《学术研究》，1996年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6年8期。

 

      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大多定居于珠江三角洲，他们与当地族群一起，创造了广府文化。作为广府地区的区域文化，四邑文化具有广府文化的共同点，而又有自己的特色。

    据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诸姓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从北方南迁，寄寓南雄，宋末从珠玑巷再南下，先在冈州择地而居，然后散布到现居住地。秦、汉、三国时四邑属南海郡，南北朝宋时设新会郡，隋朝置新会县，唐代置冈州，今四邑当时大部属新会或冈州管辖，台山(旧称新宁)、开平两县始建于明代，至清代仍属广州府，恩平早在三国吴时开始建县。至今国外还有称为冈州会馆、四邑会馆等的华侨社团。冈州孕育了四邑文化。

    什么是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某一社会内的成员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某一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行为、观念、态度，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上获得这种传统。文化是社会所共有，作为社会性遗产世代传承，个人在出生时就被导入该文化之中。本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把文化分为语言的、物质的、社会的(或制度的)和精神的几个方面，沿用至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社会的生态环境、人口状况、生产工具技术、生计知识、生产关系、牛活方式、婚姻家庭、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阶级结构、风俗习惯、法律、道德、宗教信仰、民间技艺、心理意识、价值观念等等。

    笔者曾就我国时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研究的经验，探讨民族认同的理论依据，认为构成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是共同文化，共同文化特点和民族自我意识是民族认同的标准。而共同文化是基础，是群体自我意识的纽带。目前我们研究广东汉族的三大民系，认为作为汉族文化的亚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都有共同的汉文化的源头。汉人在不同时期迁入广东的不同地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原住民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民系及其文化，既有汉文化的共同性又有自身的特性。

    四邑文化为四邑地区族群所创造，其形成与这里的地理、历史条件有关。居住在此地的古越人、瑶人与汉人相融合，使四邑文化包括了不同族群的文化因素。四邑侨乡的形成又为四邑文化增添特色。

    四邑地处广东省南部偏西，濒临南海，在广州府范围内偏于海隅一角，山川盘错，交通不便。建国以后在台山发掘了8处新石器时代的沙丘和岗丘遗址，大多在近海的地方，发掘出的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磷（原字为左边‘石’，右边一个‘奔’字）、有肩石磷（原字为左边‘石’，右边一个‘奔’字）、石锤、砺石、石网坠、石纺轮等，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片，有绳纹、云纹、方格纹、条纹等纹饰。这说明在四千多年以前就有人在今四邑沿海居住，从事渔猎生活了。

    古代在这里居住的是越人和瑶人，可能还有畲人。《隋书·地理志》记载俚、僚椎结箕踞，巢居崖处，从事农耕，铸铜鼓，刻木记事。秦、汉时期的俚、僚泛指岭南的“蛮夷”，主要是越人，也包括崖居的瑶和畲。习于水、善于舟的越人多在沿海居住。有肩石磷是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古越人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俚、僚的名称后来成为越人一支的专称。生活在南朝梁、陈至隋初的俚族政治首领冼夫人的事迹传颂至今。冼氏为高州大姓，汉人冯融任罗州刺史，为其子高凉(今高州)太守冯宝娶冼氏女为妻，冼夫人率部保境安民，抚二十余州，为促进祖国统一和岭南安定作出重大贡献，受隋文帝封为谯国夫人，被誉为千古奇女子。她的政治活动范围很广，包括广州府地区。《新会县志》载：“隋罗州刺史冯融墓在新会西南那船迳之古冢岭”，即今台山冲蒌镇朝冲村东的狗冢岭。后来岭南大部分越人发展成为今天壮侗语族的少数民族，部分同化于汉人。但在越人生活过的地区，还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从四邑的地名可以看到越人的遗留。仅台山一地至今仍留下带“那”字的地名如那章、那眉、那洪等46个，大多分布于南部沿海的北陡、那扶、海宴、广海、端芬等地，新会和恩平也有那伏、那吉、那朗、那芬等地名。“那”，在壮侗语族的壮、傣语中是“田”的意思。   

    瑶族古代遍布于新会郡。清光绪《新会县乡土志》说吴置平夷县，以讨平夷族为县名，可能吴时新会尚为夷族所居，或汉夷杂处，至吴置县而汉族始占优势。明以前新会西界多有瑶人，县西45里的皂幕山至明代仍是广东瑶山之一。恩平瑶山有君子山等7处，民国《恩平县志》载有7处。新宁(台山)瑶人主要分布在3个地区，一是县东的北峰山，二是上下川岛，三是大隆峒，后者是主要聚居地。大隆峒在台山西南部今隆文镇为中心的周围山区，纵横六七十里。清末民初《新宁杂志》载文叙述宋明以前邑中瑶疍杂处，汉人来了以后，瑶人逐渐退到大隆峒的深岩绝壑之间，有首领，从事农业，种玉米，畜牧，射猎，与峒外各族语言习俗不同，不通婚姻，受歧视，官府规定不纳粮，不得参加考试。外人来袭，鸣角为号，以刀、矛为武器，召集族人全力抗击。   

    元代以来，瑶人屡次反抗起义。明代对两广瑶族进行了残酷的讨伐。对新会瑶人，早在景泰元年至七年(1450－1456年)间官府招抚和征剿并加。弘治十一年(1498年)，因新宁“扼诸瑶险要”，才从新会划出建县。正德十四年(1519年)，都御史杨旦平新宁、恩平等地“瑶乱”。嘉靖二年(1523年)，官军并调集广西俍兵进入四邑，突袭新宁诸瑶寨，擒斩无数。嘉靖五年、七年招抚瑶寨不成，又于1531年再次调俍兵入境镇压。万历年间，恩平瑶山诸寨被官兵讨平。   

    至清代，瑶人逐渐同化于汉族。清末大隆峒还有三个瑶村，有瑶民居住，但已改用汉人姓名，不承认为瑶人。乾隆时不再设瑶目管辖，编户入籍，逐渐与齐民同。乾隆二年(1737年)，上川瑶人甘大振等呈请立户被批准，此后川岛再也没有瑶人。乾隆年间出了一位瑶族名儒邓羽，字振翼(1715—1799年)，他是大隆峒永安村人，考试中第三名举人，受聘于新会某书院，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从冯融墓葬于台山这一事实，可见早在南朝末已有汉人在四邑居住。(1957年在台山都斛南村修水库时发现隋代墓葬，出土一件完整的六耳青釉陶罐，鉴定为晋末至隋初遗物)1972年在台山深井碧峰村后猪头山发现南宋石廓女墓，出土银饰、铜钱等。①据《新宁县志》载，原籍广海奇石村的僧人彭应玑在宋开禧三年(1207年)写的《灵湖山水之记》中叙述，其师永公高僧于乾道初(1165年)始辟路于龙祠之侧，筑庵而居。南宋末年南雄珠玑巷三十余姓97家人南迁至冈州，得到土人龚应达、冯天诚等接歇，保结向冈州立案要求定籍，并得到批准。①这些土人应是从中原移居而来的汉人以及为中原汉人所同化的当地越人的后代。南宋末以后以至元末明初，还有一批一批的汉人或个别族姓南下落籍于四邑。

    台山有濒临南海的地理优势，有长达587公里的海岸线，很早就成为中外交往的口岸。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的同时，在溽洲设望舶巡检司。宋人朱彧撰写的《萍洲可谈》记载，“广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商船放洋后归来，有寨兵防护至广州。溽洲即台山广海，这里是广州对外贸易必经之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宋时已有不少人聚居，经济、文化、商业贸易有所发展。上下川岛在16世纪初已成为葡萄牙人早期远东的商业基地。

    最后来到四邑地区居住的是客家人，他们大批迁来的时间在清初，缘于康熙年间的迁界复界。为了消灭沿海汉人反清复明势力，清政府勒令滨海居民内迁。康熙元年、三年，台山、新会滨海十里、三十里的居民两次内迁，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受破坏，人口减少了一大半，贫民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居民回到滨海地区垦殖，但内迁的人回去重建家园的只十有二三。广东布政司号召外地人来此垦荒。由雍正十年起，惠、嘉、潮三属客家人数十万陆续迁到四邑，仅台山就有30多万人。在大隆峒地区，客家人填补了大部分瑶人散失的空缺，与当地瑶人共同垦殖，至咸丰年间，客家人约占该地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余大部分人住在赤溪、深井、寨门等地的山区。恩平的客家人集中在过去瑶族居住的大人山、君子山等地。

    咸丰四年至同治六年(1854—1867年)，土客发生械斗达12年之久。械斗起于鹤山，扩展到四邑以及高明、阳江等县。恩平、开平、台山三县边区的土客斗争十分惨烈。省政府出兵干涉，将大量客家人安插到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等地和广西东部，从此三县边区没有客家人。省政府派湘军数万人进攻赤溪，客家人顽强阻击。最后土客双方议和，所失田里互相抵换，以后台山地区的客家人便集中住在赤溪。土客械斗是地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而酿成的，蒙受灾难的却是双方的贫苦百姓。12年中广东西路土客斗争中双方死伤散亡人口达五六十万人。仅台山地区土客双方被杀的在23，000人以上；乱离中因疫病死亡的两万多人，大量居民流落地乡；年轻力壮的纷纷渡洋往外邦谋生，土客双方把俘虏当作“猪仔”运去港澳转卖，加上自己卖身当“猪仔”的，约有两三万人。

    四邑人出洋，从唐代开始，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地区，一些新会人随广州外国商人奔向海外，侨居东南亚。①明朝时台山已有人集体移居东南亚各国。②19世纪中叶，美国开发西部金矿，美、加修筑太平洋铁路，招募劳工，其中华工大多数是从四邑去的。③四邑人出洋的原因，一是地土贫瘠，自然灾害多，除新会外，台、开、恩多山，旱涝灾、盐潮长年为患；二是战乱频繁，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海禁”、土客械斗等，迫使人们出外谋生；三是西方殖民者掠夺劳工，农村经济崩溃，农民向外谋出路。由于四邑有滨海之便，逐渐形成侨乡。至光绪二年(1876年)，仅台山人在美国的已有17万人。   

    四邑现属江门市辖。台山现有人口98万余，而旅居国外和港澳的达113万余人，分布在82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全国第一侨乡”。新会本土有88万人，旅居于40多个国家、地区和港澳的有67万人。开平有63．8万人，华侨及港澳同胞67万人。恩平人口42．2万人，华侨和港澳同胞22．3万人。也就是说，在外人口相当于在乡人口的90％以上，四邑本土之外还有一个四邑。四邑是广东的也是我国的著名侨乡。

    如上所述，特定的地理环境，珠玑巷人南迁经冈州而散居于四邑的历程，本地汉人、越人、瑶人文化的交融，都成为形成文化的因素汇合于四邑文化之中，客家文化也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华侨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语言是主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四邑地区使用属于粤方言系统的四邑话，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描述美国华人的团体时说，“会宁属广州府，恩开属肇庆，而会宁之人昵其异府之恩开，而疏其同府之南番顺，岂非异闻。推其原故，则言语之同异为之也。”是共同语言使人们趋于认同。四邑话可以台山话作为代表。根据语言学家李新魁等的研究，台山话与广州话有较大的差异，其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声母方面：台山话的突出特点是有边擦音生ㄓ，古心母字均读生，如“思”读作ㄓu³³。古精组声母变读为t，如“字”读作tu²¹，广州话读tsi³¹。端组声母t失去，如“定”读en³¹，广州话读teη³¹。透、定纽的平声和上声字，广州话声母为t，台山话变为h，如“天”读hen³³，“体”读hai⁵⁵。古日母字读η，如“日”读ηit²¹，广州话读yet²¹。等等。

    第二，韵母方面：台山话没有广州话的oe韵母，如“药”，广州话读yoek²¹，台山话读ziak²²。台山话没有广州话的y韵母，表现了较早期的语音特点。台山话保存i介音，广州话韵母不存在介意。广州话中a与ξ的长、短元音对立在台山话中不存在，是一个重大差异，广州话“埋”读mai¹¹，  “迷”读mei¹¹，台山话都读mai²²。台山话没有广州话的ey韵母，如“类”，广州话读loy²¹，台山话读lui²²。   

    台山话和广州话一样保存着整齐的6种韵尾：m，n，η，p，t，k。台山话只有8个声调，广州话有9个。

    不同族群的语言可能在四邑方言中留下痕迹。如“臭虫”一词，四邑话叫kau³³pi³³或keu³³pei³³，各地客家话与此相近，梅州话叫kon³³pi³³，福建长汀话叫ku³³pi³³，这些读音都近似畲语kun³²pi²²。毛宗武等研究认为，闽、浙、赣畲语“臭虫”叫kun³²pi²²与广东惠东、博罗一带的畲语和瑶语布努语巴哼话、瑶族勉强优勉话、标敏话相同或相近。②笔者认为，客家话kan³³pi³³是受畲语影响的，而四邑话的“臭虫”与其说受客家话的影响，不如说受长期在四邑居住过的瑶族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台山话“天亮”叫hen³³hau³¹(天皓)，用“皓”来形容明亮的颜色，而畲语“亮”也说hau²¹，却不见于客家方盲。四邑话也受客家话的影响，四邑话中还有不少词语在广州话中找不到，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处不一一举例。老华侨把英语词音带回家乡，使四邑话杂有不少外来语，如“全部”说呵罗(a11)，“提款”叫起崩(bank)，“光着身子”说脱百肋(blank)等。   

    四邑产生过学术上有成就、对社会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先贤哲人。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号石斋，新会人，居白沙乡，世称白沙先生。明末程朱理学仍然一家独尊，陈白沙提出“学贵知疑”，主张治学要独立思考，“求之吾心”，才“能自得”，“不为影响所附，以陷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③他早年在岭南传播理学，后来提出心学的思想，对王阳明心学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白沙毕生尊教重学，从学于其门下的弟子数以千计，有的“斋戒三日而后敢求教。”①新宁宁阳书院奉祀陈白沙，使学者得所景仰。新宁浮石举人赵天锡在《宁阳学存序>中说，由于陈白沙的提倡，使邑中响学之士日益增多，白沙的“余韵流风恂恂然及数百年”。今天仍保存的浮石乡古老的“民表巷”牌坊，传为自沙的茅龙书法手迹。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1873一1929)也是新会人。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中国要变革的主张，认为天地之间没有不变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②他在致力于变法维新之外，极力鼓吹倡导西式教育，创办女学堂，创立不缠足会；提倡“诗界革命”、“小说革命”，在文体上进行改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时至现代，四邑人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值得指出的是，过去出洋谋生艰苦备尝的老华侨的后代们，今天有许多人在科学技术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美国第一流的专家中，华人占了四分之一，其中有不少四邑人。

    体现中国传统社会特点的家族制度长期保留在华南地区，它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汉族三大民系的家族制度不完全相同。偏于一隅的四邑地区，宗法家族制以及依附于家族制的“细仔”制保留时间最长而完整。笔者调查的台山南部斗山镇浮石管理区，地处南海之滨，包括十个自然村。可称为台山望族的浮石赵氏，是南宋宗室赵必次的后代，宋丞相陆秀夫负帝呙于新会压山赴海，赵必次随同殉难。琼州知州林先山受托抚养其二子，隐居于新会陆州．至明初，一支留在新会霞露乡，另一支迁新宁浮石，立村已660余年。浮石风光绮丽，中心地区七个自然村连成一片，古老的大巷有几百年历史，屋字整齐，村前建有雄伟的大牌坊，显得很有气派，村后依山建祖坟，修筑得宽敞平整。现有1650户，6500多人。解放前赵氏宗族是一个自治单位，浮石有乡自治法，族长即一乡之长，乡正即族正，按各房分配名额选出。以“吾族无疏”为祖训，实际上实行以家族为本位的阶级统治。祠堂林立，至今还可以见到六十多座，除始祖祠外，下面各房经济条件较好的都建词堂。祠堂置族产，解放前浮石的耕地绝大多数是祖尝田，约12，000亩。维系宗族组织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祖先，有春祭、秋祭和冬祭，只让男丁参加，祭毕分胙肉。一再修纂的《赵氏族谱》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赵氏宗族的好资料。赵氏重视文化教育，1902年在村中祖祠开办浮石学堂，后来在广州建浮石书院。1934年办《浮石月刊》，1935年办《浮山月报》，为浮石赵氏族刊，《浮山月报》一直办到现在，是全国优秀的乡办刊物。浮石赵氏侨居国外的人数与在乡人数相当，月报为联系海外赵氏族人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中断多年以后，现在新会霞露和台山浮石的赵氏宗族又恢复数年一次轮流在双方共同祭祖的活动，国外的赵氏族人每逢春节在会馆祭祖。今天还存在的同源共祖的家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加强族群凝聚力的作用。   

    以家族制为基础产生“细仔”制，“细仔”亦称小子、细民、下夫。“细仔”是家族的世仆，即世世代代的奴仆，对主人家族有人身依附关系。珠江三角洲南番顺、中山、东莞、三水等县的“细仔”存在至清末。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在香港新界调查，著书描述当地五大家族蓄养“细仔”的情况，但他们不了解珠江三角洲存在的“细仔”制。解放前“细仔”在四邑普遍存在，台山几乎村村有“细仔”。梁启超曾谈到新会的世仆，“吾乡及附近各乡皆有所谓世仆者，其在吾乡者为龚姓，其人为吾梁姓之公仆。”①“细仔”多买来或投靠，子孙世代为奴。地位低贱，备受歧视。在主人的家族活动、祭祖及婚丧等活动中供役使，只能在“细仔”范围内通婚，没有政治权利，不得考科举，不得迁离主人村庄。台山浮石赵氏较富裕的房族(祖)像购置田产一样买进一户或几户穷人，作为祖尝“细仔”，浮石的25姓中，除主人家族赵姓之外，其余24姓都是“细仔”。解放时浮石有5，000多人，其中“细仔”300多人，抗战前曾达600多人。②

    为了延续家族世系，必须取得子嗣，传宗接代。这种价值观念在四邑因有大批华侨长期离乡出洋而更加强烈，无子必须在家族近亲中立嗣过继，或买子为嗣，因此过去四邑买子之风十分盛行，养子继承一房香灯，可以列入族谱。由于丈夫长期远处异国，也造成了许多妇女独守空房。有一道台山歌谣描写侨妇的苦闷心理：“青春守生寡，千里迢迢谁共话?想来想去心如麻!细想他，虽在天边云脚下，三更还望他回家!”

    以前缔结婚姻由父母包办，礼俗繁琐，基本上按照古代婚仪“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的程序，遣媒人说亲、相亲、合“八字”、下聘定亲、择吉日迎亲。近现代四邑农村婚俗已有许多变化，青年人实行自由恋爱，征求父母的意见而缔结婚姻，婚礼仪式从简。近年滋长索高额彩礼、讲排场的风气，需加以制止。

    四邑普遍流行拾骨重葬之俗。人死先用木棺土葬，立长堆墓，一两年后开坟将骨捡放在“金埕”内，再葬而立圆墓，将长堆墓葬去。这种葬俗与越人遗俗有关。   

    四邑的节日习俗与广府其他地区大致相同，也有差别。前者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少一些，原始宗教的多种观念重一些，特别重视节日敬祖；节日的礼尚往来的意义体现更明显一些，喜欢互相馈赠，遇喜庆、节日或走亲戚时将糍糕分赠家族中人以至全村各户。糍的品种很多，用小碗蒸的发糍、出糍、鹅糍、蒸弯梳、芋头包、咸汤圆等，不见或不同于其他地区。春节、二月初二土地诞、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冬至等节日，与广州地区大同小异。台山三月初三用米粉加乌勤藤(首乌)搓成黑色小圆团蒸熟，采土茵陈晒干擦成绒与米粉加甜馅做成“老鼠艾”糍，吃了可怯湿。这与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在三月初三食乌饭习俗相似，有的学者研究认为，食乌饭为古代越人所创造，通过民族融合和文化濡染而进入苗、瑶、畲等族和南方汉族之中。   

    四邑保留传统文化习俗，又不断吸收新的风尚。四邑的旧式民居为二间两廊的平房，人字形屋顶，无窗户或在山墙上开一小窗，靠天窗采光。中间是厅堂，一端有天井，厅堂中间设神龛供祖先牌位。两边是居室和廊，廊设灶堂。门开在两侧，分大、小门口。许多华侨回乡建造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俗称廊土上廊，中西合璧，前洋后古，或者外观是洋楼，内部布局则保留我国建筑传统。30年代前后，华侨在乡间建造的洋房有100多种式样。与此同时，为了防盗贼，许多村庄建碉楼，台山有碉楼5，000多座，多建于丘陵地带或靠近山区处，开平多数村庄有碉楼。碉楼高五六层，楼顶有嘹望亭，每层四边墙上有枪眼。有些华侨建碉楼式洋房，斗山晒谷朗村，全村18座洋楼，全是碉楼建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户建起别墅式、庭园式新房，更是引人注目。   

    四邑的饮食习惯类似广州地区，但烹制技术不如省城讲究。饮茶的习惯由广州传入四邑，19世纪70至90年代，广州有了茶居而后茶楼，四邑的茶楼也出现较早，到了1946年，仅台山县城便有茶楼、饭店、冰室299间。30年代，还是个小市镇的广海就有三家由华侨开的西餐馆，经营西菜和西式糕点。①

    1909年创刊的《新宁杂志》传播了民主思潮，它是华侨支持下创办的，也是全国第一本侨刊。台山有“排球之乡”的美誉，排球运动兴起于美国，华侨在本世纪初从美国传入中国。

    广大华侨是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传播者。通过华侨传入海外文化，本土文化经过选择而接受外来的新事物。珠玑巷的后人较少保守性，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很早就通向海外的四邑人也莫不如此，他仃保持着固有的特点而又不断吸收新的文化特质丰富自己。与此同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又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向世界上的众多民族展示和传播了中华文化。

    广大华侨是祖国建设的热情支持者。华侨一贯支持祖国的革命，抵御外侮，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早在1906年，旅美华侨陈寅禧便发动侨胞集资275万元，历尽艰辛，修筑了我国第一条民办铁路，以台城为中心，通公益、新会、江门、北街等地，全长142公里。当时设想将铜鼓辟为商埠，作为自治特区，孙中山曾颁大元帅令：“派陈宜禧为筹办铜鼓商埠委员”，后来这一计划未能成功。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更是热情支持家乡建设。新会至1993年底，海外捐建用于交通设施、文教卫生、公益事业方面的款项达8亿多港元，兴办工厂企业投资7．6亿元；台山至1994年底海外捐资也达8亿多港元。侨乡人民奋发图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至1994年，台山、新会的工农业总产值分别达121．68亿元和110亿元以上。

    四邑文化是广府文化、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侨们回国寻根。要寻的是共同文化这个根，要抒发和加深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这一共同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之中。

 

 

绪  论

    千百年以来，在东莞土地上开发、生息的氏族，据其族谱及祠堂碑记、墓碑神主、年谱、行状的记载，他们都来自北方。

    距今六七千年之前，东莞这块沃地，确有居民，从考古的发现可以看出。迄今已发现有1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东江河畔尤多，如企石的万福庵遗址、石排的庙边王遗址、虎门的村头遗址，出土有石器、陶器、骨器，贝壳更堆积如山。这些先民，在周、秦之际，发展成越族的一支。这越族的一支，不是千百年来居于莞地的氏族的祖先。这一支越族哪里去了呢?融合也，迁徙也。

    先说融合：

    记载首次融合的，是《史记>。在西周夷王之时(公元前880年稍后)，楚王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①“杨粤”，即后之广东。楚之民开始人粤。

    东周显王时(公元前339年稍后)，楚威王熊商入粤。“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称齐高奚之族，楚熊灭越而臣服之，是为楚威王。固归楚，为威王相。”①当时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威王不能看懂，铎椒作《铎氏微》解释《春秋左氏传》，高固献诸威王，于是楚国文教乃兴。高固，南海人。

    秦始王并六国，“略定杨越(即杨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③据《淮南子》载：“秦王使尉睢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到秦二世时，龙川令赵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为士卒衣补。”④给士卒衣补的1．5万人为无夫家之女，分明把她们与秦士卒为妻。   

    上述三宗，是周秦之际，广东的越族与中原氏族融合的证据。东莞先民，是越族一部分，当不例外。

    再说迁徙：   

    《汉书》卷九五《南粤传》颜师古注：秦军入越时，“越人逃入深山林丛。”进入深山老林的越人，因生活艰难渐渐转移到东南亚一带，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寿祺先生面告，今越南、泰国、缅甸等国之人，为越族的遗裔。据东莞氏族族谱的记载，中原氏族入莞者多在中原逐鹿，战乱频仍之时。唐以前，中原易代，人多避祸于江浙；唐以后，中原战乱，其时江浙人稠，不易发展，于是度岭而南。尤其是五代之际，南北宋之间，宋元改朝之时。   

    中原氏族的入莞，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高超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当时中原的语言，今天莞人口语，多用唐宋词汇，音多古音，即其明证。(这方面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据东莞氏族族谱及词堂碑记、墓碑神主、年谱、行状的记载，大多数经南雄珠玑巷迁入东莞，故莞城有珠玑巷。

    南迁的氏族，他们以勤劳的双手，开发了东莞，繁荣了东莞。了解今天的东莞，了解往日的东莞，才是全面认识东莞。明瞭东莞氏族的来源与发展的轨迹，对研究东莞的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总会有帮助的。

    可惜的是，本来极易见的家谱、族谱，经历代的水火兵虫，尤其是“文革”的秦火之馀，东莞的家谱、族谱，百不获一；名人墓碑，在近年大规模的平山建厂风气中，十毁八九。笔者经二十余年的搜求，始能得其一二，兹据之写成下文，记由南雄珠玑巷南来的氏族，共28姓48族，异日有得，当为续之。   

挂一漏万之讥，当不能免。指我瑕，赐我教，拭目待之。

东坑丁氏

    丁氏世居广东南雄州保昌县(今即广东南雄县)丁家洞，传至丁迪隆，素性慷慨，好游，他因爱罗浮，于宋太祖乾德间(963—967)迁居东莞文顺乡，乡距县城40里。

    文顺乡在什么地方?不仅当前出版的《东莞市地图》、《广东省地图集·东莞》中找不到，就连民国、嘉庆、雍正、康熙、崇祯五种《东莞县志》也没有记载。查明初成书的《永乐大典》卷一一九0五《广州府》中有东莞县图一幅，是存世最古的东莞县图。图中标示文顺乡在茶山东北，黄家山西南，大概相当今天的茶山镇东北部，石排镇西部一带。

    丁迪隆迁莞，为东莞丁氏始祖。

    十五世祖丁麟，字世祥。时在元代中叶，迁居周坑。周坑，据《丁屋丁氏家谱》载：在今东坑丁屋之左，东门外数十步。

    丁氏在周坑传三世，至二十二世祖丁松确(1346—1429)字茂坚，雅不喜混俗，慕清白，遂号雪村。元末，为博罗县主簿，入明，不仕，洪武五年(1372)，开创琥珀坑(丁屋为琥珀三姓之一，余二姓为彭、黄)，建义塾，以朱熹之教为宗，启迪子弟，泽及四周他姓子弟。又命长子丁恺以十四世祖丁贵所录《勘基簿》后世次为纲，修成族谱。丁氏之族，在琥珀坑发展生息六百四十余年。

    (《丁屋丁氏家谱》)

邓    氏

    邓宣先世居江西吉水白沙里，子汉黻，宋初为承务郎，开宝间(968—975)迁南雄珠玑巷。曾孙符(字符协)，宋崇宁四年(1104)进士，授阳春令，权南雄州倅。邓符精堪舆，南游东莞，乐挂角山(今属香港新界)山水之美，筑力瀛书楼，讲学其中。迁三代墓于元朗。符二子，长邓阳，迁于福隆(今东莞石排福隆围)，次布，居岑田(今名锦田，属香港新界)，阳子珪，布子瑞，珪子元瑛、元禧，瑞子元祯、元亮、元和，是为五大房。   

    元瑛子孙居东莞竹园、鲤鱼石、莞城南街等处。   

    元禧子孙居屏山、白蚝等处。   

    元和子孙居东莞怀德。   

    今居香港之邓，为元祯、元亮两房之后为多。据香港政府调查所得，香港新界邓氏建50村，又据1981年1月17日香港《成报》载香港邓氏，人口逾百万。   

    元亮子惟汲，尚宋宗室女，惟汲封郡马都尉。 (邓步云《南阳邓氏开宗族谱源流考》、《锦田邓氏师俭堂家谱》、《青衣潭蓝田村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等及香港萧国健先生《香港新界邓氏源流考》)   

 

漳澎孔氏

漳澎孔氏，孔子之后。孔子三十六世孙如珪，居冀州。  (据《旧唐书》卷154《孔巢父传》)如珪生岑父、巢父，岑父玄孙昌弼(孔子四十一世孙)于光化三年(900)，因中原纷扰，战祸频仍，于是避居南雄。是为入粤始祖。

    孔昌弼生孔葆，孔葆生孔承休(孔子四十三世孙)，承休迁居广州虹桥。是为孔氏入广州始祖。承休宋初卒，葬望岗。(番禺沙湾小龙《孔氏家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关于保护广州孔氏始祖墓问题的复函》)孔承休传四代至孔粹(孔子四十七世孙)，由南海潘溪迁番禺沙湾司小龙，是为沙湾小龙孔氏始祖。

    (沙湾小龙《孔氏家谱》)

    孔粹生二子，元勋、元凯，孔元凯传七世，至孔道广(孔子五十五世孙)，道广之子希尧，移居东莞漳澎，是为漳澎孔氏之始。

    漳澎孔氏以孔道广为始祖。以后子孙蕃衍，至今，最晚为孔子七十八世孙。

    (《漳澎孔氏家谱》)

梅林邝氏

    东莞邝氏，南宋中叶自庐江迁南雄，再迁东莞。始迁祖日八致政(致政，为官退休，行八)，八致政生二处士(处士，平民的美称，行二)，处士生碧松、碧溪，碧松生彦良、彦辉，彦良字同寿，父子兄弟都精于绘画，名传一时，彦辉又编成《邝氏世系图》，明初，东莞名士黄受益作文赞之。彦辉次子应深请南京礼部侍郎陈琏作《邝氏世系图序》。

(见陈琏《琴轩集·邝氏世系图序》)

 

卢    氏

广府(即珠江三角洲)卢氏太始祖，是卢依(字肇元)。卢依,以卢氏得姓计起，为三十七传。卢依生三子，长卢瑞。卢瑞生四子，长子渊，字少九；次子穆，字明远；三子镜，字智亮；四子睿，字明达。居于南雄珠玑巷。 

北宋末，南雄珠玑巷人罗贵，因金国南侵(曾一度打到江西)，组织居于珠玑巷者三十三姓九十七人南迁(南迁各族族谱，多谓南宋末因胡妃之事罗贵组织南迁。不确。笔者有专文考证)。   

罗贵带领众人，先到冈州(今新会)大良都朗底村，然后分居各地，这是珠江三角洲许多氏族谓自南雄珠玑巷来之因。   

    《东莞英村罗氏族谱》载《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铬》有“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之语，户姓在其中。该谱又有《计开赴难团词人九十七名》中有卢明远之名，据东莞东坑《卢氏族谱》载，卢瑞四子卢渊、卢穆、卢镜、卢睿都有后代在广府，可见兄弟四人同迁。《卢氏族谱·芝湖序》说：“(自南雄珠玑巷)三月六日起程，四月尾始到冈州大良，后各分居觅食，乃至番禺、神山(广州地名)，择地为家，耕种为活。”今卢渊兄弟后裔，分布于广州、番禺、南海、顺德、花县、从化、东莞、中山斗门、珠海、增城、江门、新会、阳江、开平、恩平、三水、清等广大地区。

    东莞卢氏的发展情况：

    卢瑞四子，居莞者，为长子卢渊、四子卢睿之裔。

    卢渊，字少九(二世)，生二子，次子卢尚志(三世)，其子孙迁莞城步步高横街。其后有名谷叟者，迁增步之卢屋。由卢屋再迁于茶山卢边之下巷坊。

    卢渊长子丹公(三世)，其曾孙仕宏(六世)，迁顺德弼教。仕

宏曾孙洞溪(九世)，迁樟村。东坑之寮边头、茶山卢边之上巷坊及水边坊、大朗之黄草朗、寮步之药勒上围、厚街之古村俱属樟村分支。东坑之中心巷、茶亭楼、长安塘均由寮边头迁至。

    卢渊次子尚志(三世)，其子孙有名永昌者，迁增城之大墩，厚街之白濠、万江之新村、道滘之深涌、小河村、大鲩涌均从大墩迁来。

    卢睿，字明达(二世)，生二子。长卢俊，字荣基；次杰，字创基(三世)。兄弟二人迁东坑新门楼，是为卢氏南迁东莞之始，其时当在南宋之初。

    后有名永泰者，迁寮步之药勒中围。

    还有虎门的卢屋、村头和望牛墩卢氏，也是珠玑巷南迁卢氏之裔，惜其谱牒不传，无从稽考其世系。莞城宝积巷(今名宝积街)卢氏，从樟村迁来。

卢氏人东莞八百多年以来，文学武艺，颇可与他族抗衡，综观东莞志书所载，卢氏名人，分布并不普遍，以靠近莞城的樟村、增步和莞城的步步高及宝积巷为多。

(东坑《卢氏族谱》)

 

茶山刘氏

    茶山社吉坊刘氏，原籍彭城，南宋迁居江西袁州，传至刘葆真，景炎间(1276——1277)，元兵攻江西，葆真迁南雄，再迁凌江，继迁茶山，遂为茶山刘氏始祖。(见《茶山乡志》卷十二《社吉坊刘族谱序》引刘葆真神主)

    茶山社吉坊刘氏入籍东莞以来，子孙蕃衍，分支惠阳的塘角、东莞的增步、及于广西、海南等地，而留居本土者，蕃衍殊慢。至清末，茶山社吉坊刘氏“最繁盛时，不过四百余人。”至于功名，至清末，“科名绝少(略)无有领乡荐(即举人)者”。

(东莞茶山《社吉坊刘族谱序》)

 

长表刘氏

    长表，今属凤岗镇，在雁田水库之东，为东莞最南端之乡。长表刘氏，原居南雄，宋末，刘富始来长表。元代末年，中原大乱，岭南亦不安宁，长表刘氏有刘春台，起义兵保卫乡里，被元兵镇压，其侄刘显兴([民国]《东莞县志·前事略》作“卿”)继叔志，屯义兵于竹山、下平湖，保卫千余家。

    当时盗贼蜂起，各地豪杰，纷纷举兵，防盗贼而抗元兵捍卫乡里。刘显兴，举兵者之一也。入明，以功授博罗县尹。宣德(1426—1434)间，刘本毅与族中长者编成《长表刘氏族谱》，陈琏为序。

(陈琏《长表刘氏族谱序>》

 

水南、松柏朗刘氏

    南宋刘宗可，字荣世，徐州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授从政郎。累官浙西、江东制置使，知平江府。贬为团练使，判南雄州，家于保昌(宋为县，即今南雄)。生四子，长碧清，仲碧潭，叔碧湖，季仲琛。

    刘碧清(1243—1336)字湛之，号秋波。仕宋为南雄巡警。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八月，东莞布衣榴花村人熊飞起兵抗元，会合新会令曾逢龙收复广州，克韶州，占领南雄，刘碧清兄弟加入抗元队伍。元元帅吕师夔围南雄，曾逢龙、刘碧湖战死，熊飞退保韶州。十一月十四日，吕师夔围韶州，二十一日，熊飞部将刘自立开城门出降，熊飞巷战死。刘碧清兄弟南走，至黄木湾(今黄埔)，仲弟碧潭失散，碧清偕四弟仲琛走至水南头(今属石龙)立籍，刘碧清是年三十五岁，以后水南刘氏以刘碧清为一世祖，而尊刘宗可为始祖。

    刘碧清来莞后，再娶同里谭氏，生二子，长文发，次文俊。刘文发生六子：仁宗、仁礼、仁安、仁富、仁敬、仁杰，蕃衍为水南刘氏之族。

    刘文俊号德昭，洪武三年(1370)举人。授泷水(今广东罗定)县丞，升浙江金华府武义县知县。生一子与俸，与俸生培。刘培为邑庠生，迁居松柏朗，是为松柏朗刘氏始祖。(以上据东莞水南(刘氏家谱》)

    水南刘氏九世孙刘杰(水南《刘氏家谱》)，字春沂，居莞城东门。警敏多艺，精于天文、谶纬、数学之学。远离师法，不墨守成规，而洞析奥微。

用勾股算法，演算历法，深得郭守敬、僧一行之秘。西洋人庞迪莪三陵曾与之辩论，自以为不及。万历三十年(1602)，因历法失度，下诏求天下之知历者，刘杰上献《历考刍言》万余言，直指(朝迁派往地方直接处理问题的官吏)田金生奏闻于朝(据[民国]《东莞县志》卷七十四刘杰传)，朝延征刘杰为钦天监，以老辞不赴(据水南《刘氏家谱》)。刘杰创造百刻香、袖中日晷、马上罗经。著有《尺五谈天》、《罗经解略>、《奇门指示》、《天文图》、《罗经图》等(据[民国]《东莞县志》卷七十四刘杰传)。

 

牛眠石祁氏、棠梨涌(今名梨川)祁氏

    东莞牛眠石祁氏、棠梨川祁氏，系出春秋晋国祁奚之后(据明祁顺《明故耆德府君祁公墓表》，耆德府君祁公，为祁顺的曾祖父祁以泰)。 

    祁奚之族，散处四方，有迁徙于南雄者。至南宋，有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的，始迁东莞牛眠石(在寮步镇石龙坑之南，大岭山镇马蹄岗之北)。银青光禄大夫之孙应辰生士贵，士贵生子贤，子贤生以泰。  

    祁以泰(1339—1413)生丁元末，中原大乱，岭南纷扰，以泰流离逃难，迨明太祖定鼎金陵，天下平定，以泰返回故居。于洪武十年(1377)左右，迁居莞城之北棠梨涌(今名梨川)。 

    祁以泰迁居棠梨涌以后，“修拓产业，家日饶裕”，“且耕且学”(明祁顺《明故耆德府君祁公墓表》)。以泰为人正直，为乡里排难解纷，众人心服，以贤德闻于时，有司征为乡老。洪武二十三年(1390)，有司援例举荐人南京，朝廷将任以官，以泰辞不就，甘老于林下。永乐(1403—1424)初，东莞县令卢秉安礼聘为乡饮宾。祁氏之族，从此声誉日隆，子孙蕃衍，屡获功名，遂成望族。

    祁以泰生四子，长子胜宗，次子守宗，三子振宗，四子受宗。胜宗，永乐八年(1410)以《诗经》贡礼部，官安南(今越南)建平府长安知州。

    祁振宗生二子：祁顺、祁颐。祁顺，天顺四年(1460)进士祁颐，成化十年(1474)举人。

    祁顺生五子：祁敏、祁孜、祁政、祁敕、祁敦。祁敏，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祁孜，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祁政，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祁敕，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

    祁氏一门，五十余年间，父子兄弟，三进士，三举人，可谓功名鼎盛。东莞各族，历代功名，无出其右。

(《明故江西左布政使祁公墓表》、

《棠野祁公墓表》)

 

望牛墩、横沥伦氏

    伦氏原居京兆(今陕西西安附近)，至宋迁居南雄，南宋末，伦元(字晚兴)为广州府学教授，遂与兄伯兴、亚兴、仲兴、宥兴同迁南海魁冈，是为南海伦氏之始。

    五世伦文叙，弘治十二年殿试第一(状元)，官翰林院修撰。文叙堂弟文镒迁望牛墩，为望牛墩伦氏之始，仍以南海伦氏排辈，称六世祖。民国初年著名藏书家北京大学教授伦明，是其后也。传六世，至十一世祖伦耀迁望牛墩之横沥，是为横沥始祖。仍以南海伦氏排辈。

(东莞望牛墩《横沥伦氏族谱》)

 

上沙、员头山孙氏

    孙氏郡望为乐安(今山东的高清、博兴一带)。东莞上沙村原有乐安亭，纪其族之郡望也。(该亭前数年已拆，改建汽车站)

    上沙孙氏，明初迁来。《上沙孙氏族谱序》云：

    至宋熙宁(1068—1077)时，历官枢密副使，世袭金吾，太始祖温靖公讳固，字允中，号和父。望重朝端勋铭竹帛，其平生行谊，不能备述。

    嫡孙常德公，讳八郎，号员沙，仕元为杭州刺史，诰授奉议大夫。当元祚将衰，顺宗昏暗，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辈蜂起，生民涂炭，靡有宁居。公即洁身去难，流寓于南雄珠玑巷。迨明太祖定鼎金陵，世泰时和，公之长子贵荣公，次子贵华公，三子贵绍公，四子贵武公复迁宝安(霖按：民国三年[1914]之前，宝安即东莞；民国三年，改新安为宝安，从此东莞、宝安并列)。

    贵荣公字子敬，居员头山，与我乡同邑。

    贵绍公字子厚，居三株竹，又名三多竹。

    贵武公字子伦，居南海。

    贵华公字子贤，居上沙，是为我乡之始祖，而实则本族之二世祖也。

    《上沙孙氏族谱序》作者何人，作于何时，均不可知，末署：“民国庚午拾九年伍月廿一传侄孙惠南重录”。此序所言，迁南雄者为常德公；迁东莞、惠阳、南海者乃贵荣公兄弟。《上沙孙氏族谱》在序后有《孙氏世系辨>谓：

    (常德公)因靖寇而至南雄珠玑巷寓焉。祖与东莞伯何公交善，爰是卜居莞之员头山，长子贵荣公定省在家，而世居于此。贵华公则偕二弟学游天下，贵绍公卜居三株竹，贵武公卜居南海，唯贵华公卜居沙头村，今则改名上沙。常德公号员沙，长次二子同邑居住，则将员头、沙头两村而为别号。

    《上沙孙氏族谱序>所提到太始祖孙固，《宋史》卷三四一有传，谓孙固(1016—1090)字和父，郑州管城人。擢进士，治平(1064一1067)升为太子(即位后，为神宗)侍讲，曾反对王安石新法。累官至枢密副使(相当于国家军委副主席)，拜观文殿学士。元祐五年(1090)卒，享年七十五，谥温靖。

    据此，常德公原籍郑州。

    《上沙孙氏族谱》、中山左步头村《孙氏始祖图谱》载，常德公生于元成宗大德二年戊戌(1298)，卒于明洪武三年庚戍(1370)“长子贵荣公定省在家”一语，及“常德公号员沙，长、次二子同邑居住，则将员头、沙头两村而为别号”之言，则常德公迁上沙时，常德公尚健在，则孙氏之迁员头山，在元末；贵华公卜居上沙，与之同时。

    元末，孙贵荣(字子贤，号鹤湖)由员头山迁上沙，上沙孙氏尊为二世祖，以孙八郎(字常德，号员沙)为元始祖。贵华生三子，长名康念(中山左步头村《孙氏始祖图谱》作“康会”)，字礼和，号碧谰；次名马儿，字礼忠，号沙洲；季名戊申，字礼禋，号耿明。今上沙孙氏，俱贵华三子之后，以人口论，礼禋房为最，礼和房次之，礼忠房又次之(近日实地调查所得)。

    礼禧生三子，长子受，次子广，季子晟。孙受号福善，生三子，长子能，次子通，季子玄。孙玄号昌远，生一子，名上，字禘儿，号乐川。乐川迁居香山县大字都左步头村，是为香山左步头孙氏始祖(据中山左步头村《孙氏始祖图谱》)。亦孙中山之始祖也。孙氏迁至上沙，于今七百余年。

(东莞长安《上沙孙氏族谱》、中山

左步头村《孙氏始祖图谱》)

 

李    氏

    东莞李氏，笔者能找到资料说明其源流者，有篁村镇白马李氏、石鼓李氏、长安镇乌沙李氏、塘厦镇林村李氏、石排镇塘尾李氏、黄江镇龙见田李氏，莞城县后李氏、莞城内李氏、常平镇横岗厦李氏，桥头镇厦朗李氏，寮步镇浮竹山李氏，东坑镇塔冈李氏，大朗镇高英李氏、樟木头李氏、大岭山镇百花洞李氏、梅林李氏，厚街镇大迳李氏。支派虽繁，其源则一，均出陇西。

东莞李氏，分七个系统：

一、茶山李氏，建炎(1127一1130)中自南雄迁至。

二、县后李氏，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自南雄来。

三、乌沙李氏、白马李氏、石鼓李氏、林村李氏、塘尾李氏、龙见田李氏，南宋初自南雄来。

四、朗厦李氏，宋高宗时自南雄迁来。

五、莞城内李氏、横岗厦李氏、浮竹山李氏，南宋中由南雄来。

六、塔子头李氏、高英李氏、樟木头李氏、白花洞李氏、梅林

李氏，南宋末自番禺鹭江(今中山大学附近)来。

七、大迳李氏，元代从长乐(今五华县)玉茶迁至。其中六、七两系，与南雄无涉，其他四系叙之如下。

 

茶山李氏

李氏居南雄保昌柯木里，建炎（1127-1130）中南迁，居莞城。至第八世李定道，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避乱于茶山，遂定居。  

(东莞《茶山李氏族谱》)

 

莞城县后李氏

李宣号圣善，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自南雄迁莞，卜居县后坊莲花巷，县后李氏始祖。

    李宣长孙李宋英(三世)，嘉定七年(1214)特奏进士。宋英曾孙李甲元在宋末建庆远堂于莞城龙头第一关内(庆远堂1658年拆卸改建为东莞师范附小)祀六代祖先。

    到九世李叔荣，生四子，立为四房：长子守安，大照壁房；次子胜安，苑头房；三子慎安，县后坊；四子闰安，高石房。慎安建流光堂于东城街，从此，县后李氏以庆远、流光两堂分支派。自清以降，县后李氏子孙蕃衍，名人辈出，于东莞屹为望族。

(东莞莞城《李氏庆远堂本支世系图》)

 

白马、石鼓李氏

    白马李氏始祖李卓，字天挺，仕宋为朝议大夫。  (见[民国]《东莞县志·李用传》)。李氏后人称之为朝议公。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李卓于宋高宗建炎(1127一1130)间南迁，驻于南雄沙水。绍兴(1131一1162)间，  “抵宝安，览川原之胜，因卜居獭步村”(《李氏族谱·始祖派》残本)。“宝安”，历史上指东莞。獭步，[崇祯]《东莞县志》卷一《舆地》有其名，在今长安镇涌头一带。李卓卒葬涌头。

    李卓生二子，长景完，字元亨；次子景宏，字廓宇。

    景宏迁居白马。相传有神人骑白马现于此，故以名乡。景宏仕宋为承务郎，卒，还葬獭步(《李氏族谱·始祖派》残本载：土名凤栖岗，近新安沙井)。

    景宏生李用。李用生三子，长春叟；次得朋，号梅边；三松叟，字秀山，号梅际。

    春叟生三子，长昌期，字时可；次昌辰，字昭可；三同文，字献可(《李氏族谱》残本谓李春叟第三子名昌文，误。今据李春叟墓前天启六年(1626)重修李春叟墓碑及[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七○《李春叟传》)。   

    得朋生二子，长名简，字行可；次通甫，字际可([民国]《东莞县志·李得朋传》谓得朋二子，长通甫，次行简，今从《李氏族谱》)。

    李简第四子号慎斋，迁居南坑(今厚街镇南坑)，开南坑李氏一派。

    松叟生二子，长观可，次光可。观可继子分居石鼓，遂出石鼓李氏一派。

    昌辰生二子，长子栎庵迁居塘尾。栎庵字杰甫，生庸斋，庸斋生仪轩、静轩，遂开塘尾李氏一派(据东莞石排镇塘尾李氏大宗祠神位)。

    昌期无子，由昌辰次子蒙英过继，蒙英之后，十五世乐真与盖堂迁居梅塘龙见田村，龙见田李氏自此始。 

    白马李氏，传三世，大显于莞，功名之盛，为李氏后代所不及。李用一家，父子兄弟，在20年间，出了四名举人：嘉熙四年(1240)李春叟，淳祐六年(1246)李得朋，宝祐六年(1258)李昌期，景定二年(1261)李通甫。尤其难得的，在国家、民族危难之秋，白马李氏，出了李用、李春叟两位著名的爱国志士。 

(东莞石排塘尾《李氏族谱》残本)

 

乌沙、咸西、锦厦李氏

    南宋初李卓定居獭步涌头，长子景完，次子景宏，景宏迁白马。景完字元亨，仕宋为昭州恭城(今广西恭城县)县尉，迁靖康场(今长安乌沙、虎门怀德一带，景完居址，在乌沙李屋)。曾舍田百余亩人庆林寺。(舍田事《李氏族谱》不载，见李春叟《庆林寺陈氏舍田记》) 

    李景完生五子：泳(字思潜)、源(字敦化)、泾(字清化)、洵(字乐诚)、济(字集海)。源生颐，号沙岗。颐生佳(一名彦忠)号罗洲。佳生二子，长子泰来，分居咸西，为咸西李氏之祖。次子绍兴，居锦厦，遂开锦厦李氏一派。

(东莞石排塘尾《李氏族谱》残本)

 

莞城城内、横岗厦、浮竹山李氏

    莞城城内李氏始祖李淇，字行渐，号箓园，原居南雄。

    李淇卒，李淇妻原氏偕四子入莞，居于莞城城内，其时在南宋理宗年间。以后子孙蕃衍，遂尊李淇为始祖。

    李淇以子得顺贵，赠通直郎。一世李得顺生五子，长子李智，字应哲，咸淳九年(1273)贡元，入国学(州、县秀才中成绩异者优者，选入国子监读书称贡生，贡生第一名，为贡元)。次子李习。字应明，咸淳四年(1268)贡生，授迪功郎，江西上犹税监。三子李时顼，字应丰远。四子绍光字志传，五子行季。

    李行季生三子，第三子李好善迁居横岗厦(今常平镇横岗厦)，遂出横岗厦李氏一派。但世系以李得顺为一世算起，李好善为第三世(见东莞《宝安李氏家谱》)。李山李氏一派，仍以横岗厦李氏例，李仙是第四世。

(东莞横冈《宝安李氏家谱》)

 

何    氏

    庐江何楷，在唐代中业，迁番禺清水濠，何楷子何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进士，何鼎之孙何昶为南雄清海军节度使，其子何迥遂定居南雄沙水。迥长子何范，范之孙何任重生二子，长子伯达，仲子伯逢，自何迥至伯达、伯逢兄弟世居南雄。(见《员头山《何氏族谱》） 

东莞莞城的北街何氏、茶山的员头山何氏、大岭山的杨屋何氏、虎门的赤岗何氏、万江的大汾何氏，同出一源，均从南雄沙水来，不过时间不同而已。  

 

北街何氏

    莞城的北街何氏，“其先世南雄人，宋崇宁(1102—1106)中，有讳宏者。由四会令摄东莞，卒于官，子孙因占籍焉。”何伯达生一子何宏，一名何勋(四十七世)。崇宁(1102一1106)中，任四会令，摄东莞令，遂居北街(今莞城北正路)，是北街何氏的始祖。

    五世孙有日月溪者，迁居大汾村之鹅颈坊后立祠日贻燕堂。月溪生四子，分四房。

    元初，何东起由莞城西北郊之濠篱贝迁入大汾，后立萃涣堂，今大汾何氏有二族，一为北街何，一为汾萃涣堂何。

(明陈琏《琴轩集》卷十《讷庵处士何公墓表》、东莞

员头山《何氏族谱》、东莞《大汾何氏志》）

 

员头山何氏

    何任重次子伯逢仍居南雄，传五代，至五十一世何雍，生八子：贵一郎、贵四郎、贵五郎、贵六郎、贵七郎、贵八郎、贵九郎、贵十郎(五十二世)。 

贵七郎生三子，长何嗣，次何袭，三何受。时方宋末，元兵南侵，何嗣、何袭、何受兄弟奉母避难，由南雄迁莞城西门外的栅口，母死，葬戙船澳。兄弟三人，随即分迁。何嗣迁员头山。何袭迁广州。何受迁茶山森巷。

    员头山何氏奉贵七郎为一世祖，何嗣为二世祖。何嗣生发藻(1137—1192)  (三世)，发藻生七子：伯贞、仲立、仲和、叔膺、叔贤、季坚、季直(四世)，叔贤生二子，长何真，次何迪。

    何真有子八人：荣、华、富、贵、崇、宏、弼、维(六世)。何荣袭封东莞伯。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蓝玉案牵连，荣、贵宏俱被杀。何真弟何迪疑祸作遁归广东，占海岛，为广东都司击杀。(据[民国]《东莞县志》卷三十一《前事略》)

    何真次子何华，逃避于何真曾驻之地笋岗(今属深圳市)，遂为笋岗何氏始祖。何真第三子何富，寓居莞城。何真第五子何崇逃难于寮步岗头村，是为岗头何氏始祖。

    何崇生四子，第三子公勋、第四子公宣仍居岗头。长子公秀迁莆心(今属深圳市)，次子公悦分居大莆心(今属深圳市)，是为两地何氏始祖。

(东莞《员头山《何氏族谱》》

 

杨屋何氏

    员头山何发藻(三世)，发藻生七子。长子仲和(四世)(何真为发藻第五子叔贤长子)，生五子。次子茂卿(五世)，茂卿生一子光弼(六世)。光弼，元授屯田万户。生二子，长子宥逊，次子志逊(七世)。时何真诸子祸作，志逊逃避于篁村白马，宥逊时年十八，隐姓名，星夜潜逃东浦。洪武二十四年(1391)奠居杨家村(今大岭山镇杨屋)，是为杨屋何氏始祖。   

    杨屋何氏仍遵贵七郎为一世祖，杨屋何氏以七世祖始。

(东莞大岭山杨屋《何氏家谱》)

 

赤岗何氏

    贵七郎第三子何受初迁茶山森巷，后迁海南栅，传四代，迁赤岗(今属虎门镇)。明陈琏《何氏族谱序》载：“赤岗之何，其先南雄沙水人。以讳行者为一世祖。”何受之四世孙，当为何行。

(东莞员头山《何氏族谱》)

 

大汾萃涣堂何氏

    据东莞大汾《何萃涣堂族谱》载，何氏一世祖公至五十世何栗(1089—1126)，字文缜。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二十七，以进士第一登第(状元)，官拜御史中丞，论丞相王黼奸邪专横十五罪。钦宗即位(1125)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丞相)。靖康元年(1126)，金兵陷汴京，掳徽、钦二帝，何栗侍帝北迁，陷虏庭，不食死，年三十九。

    霖按：《宋史》卷三五三《何栗传>、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一○八《何栗传》、《北宋经抚年表>等书，均载何栗为四川仙井人。《何萃涣堂族谱》载，三十八世何楷，在唐代中业，迁番禺清水濠，何楷子何鼎，何鼎之孙何昶(四十一世)为南雄清海军节度使，其子何迥(四十二世)遂居南雄沙水。自何迥至四十九世明允、五十一世雍，均世居南雄沙水。明允，何栗之父也；何雍，何栗之子也，由何楷至何明允共十三代，十三代人都居南雄，父也居南雄，何栗岂能独为四川仙井人?《宋史》、《东都事略》、《北宋经抚年表》等书，据国家档案资料编写，丞相为何方人氏，不容有误。

    又《何萃涣堂族谱》所记祖宗迁移，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卷二《前谱》记四十一世何昶为南雄清海军节度使，其子何迥(四十二世)遂居南雄沙水。自此至五十一世何雍，均无迁徙别处的记载，而卷首有乾隆时何孚衡的序，内有语云：“时高宗南渡，雍祖兄弟迁于南雄沙水里珠玑巷居焉。”既然大汾《何萃涣堂族谱》明载，姑仍其旧。《何萃涣堂族谱》载，何栗有二子，长子雍，次子熙(五十一世)。何雍，生八子：贵一郎、贵四郎、贵五郎、贵六郎、贵七郎、贵八郎、贵九郎、贵十郎(五十二世)。贵七郎长子何嗣迁员头山，次子何受迁茶山森巷。贵七郎为员头山、茶山森巷两地始祖。

    贵九郎携子七二、七三、七四，贵十郎携子仲远、仲达，于咸淳十年(1274)正月迁广州桂华坊暂住，次年(《何萃涣堂族谱》谓咸淳十一年，误。咸淳无十一年，咸淳十年七月，度宗死，恭帝即位，明年改元德祜)择香山(今中山市)小榄村风山三角社奠居。

    贵十郎为小榄何氏一世祖，仲远为二世祖。

    贵九郎与长子七二，俱居小榄。七二字九继，九继子名旸，字东起，仕元为沙湾巡宰，在任9年，任满，卜居莞城西北郊之濠篱贝，东起生胜川，升川生佐(1365—1431)，佐号邦俊，迁居大汾。

邦俊生八子：佛生、同生、惠生、观生、济生、永生、潮生、晚生，何氏族始大而蕃，是为大汾何氏。

大汾何氏奉贵九郎为始祖，九继为一世祖，东起为二世祖，邦俊八子为八房。

(东莞大汾《何萃涣堂族谱》)

 

桥头、大沥利氏

    宋初，利隽卿由南雄迁东莞大沥，后世分支桥头。(今天东莞常平镇桥沥乡。桥头、大沥合为一乡)

(《东莞地名志》)

 

陈    氏

东莞陈氏，同出颍川，按其入莞之源，有五系：一、莞城亭头、兴贤里、大朗陈氏；二、厚街桥头陈氏；三、茶山陈氏；四、北栅、圆冈、凤涌、堑头等地陈氏。自南雄来者，为四、五两系。

北栅陈氏

    陈氏系出颍川，唐大中(847—859)间，由江西石域县竹园迁

居南雄保昌严塘里，建炎(1127—1130)间，陈常仕宋为朝奉大夫，官广东盐政，驻东莞靖康场(宋东莞五盐场之一，靖康场在今东莞长安镇乌沙、虎门镇怀德一带)，遂留家于大宁，传六世至陈述，迁北栅凤冈下。遂为北栅陈氏一世祖。至今为东莞望族，除散居外地不计外，聚居北栅者，近三千口。

    至明，有陈益(1532稍后一1595)，字德裕，号素讷。万历八年(1580)，附舟游安南(今越南北部)，万历十年夏，得薯种及种植之法归，初种于花坞，是秋结薯，“挖食甘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凤冈陈氏族谱》卷七)随即在小捷山祖父陈志敬墓右租地35亩植薯，“自是播种天南，人无阻饥”(同上书)这是中国引种番薯之始。

(东莞北栅《凤冈陈氏族谱》)

 

茶山燕喜堂陈氏

    陈彦清，本徐州人，金兵南侵，其曾祖避乱居南雄。彦清登庆元二年(1206)进士，任福建泉州刺史(霖按：宋代地方官中无刺史之名，殆该族谱误记)，父孔范随任，任满，从水路归，经东莞。时流寇蜂起，水陆阻绝，遂寓居茶山，孔范卒，葬莞城南郊黄旗山，彦清于是置田宅于茶山龙湖头，即定居。今茶山超朗之龙头、夏朗之陈屋，皆其后也。

(东莞《茶山陈氏燕喜堂宗谱》)

 

圆岗陈氏

    江西石城柳溪人陈积中，有二子，长轼，次牟氏(1005—1065)。宋真宗时为南雄府保昌县尉，举家迁居南雄，是为入粤始祖，陈氏后人尊之为八府君。

    八府君生七子，长子晦叔，次子弘权，从母曾氏回江西居住，五子散居广府番禺、从化、东莞等地。

    陈晦叔生云伯，云伯生士恭，士恭生庄，庄生敏。陈敏号勉斋，(1104一1173)由江西迁东莞桥头(今属厚街镇)，陈敏生三子，长子昂，迁石步(今寮步镇石步)，为石步陈氏始祖。

    陈敏次子晏居桥头。

    陈敏三子昴，字彦清，号礼谦(1294—1200)，为广东龙川令，迁居东莞铁岗，居二年，迁塘厦，塘沥村。昴生三子，长子九畴，迁新安(今深圳市宝安)，次子九思，回江西居住，三子九德留居东莞。

    九德名谦，生二子，长陈达，字允中，号正道。陈达生四子，第三子陈良(1342—1425)，字创垂，号季昌。陈良生六子，派分如下：

长子以详(朗贝《陈氏族谱》作“以信”)，支派南面、下南。

次子以和，支派凤涌、周塘。

三子以赞，支派北栅、水头、石厦。

四子以观，支派马嘶、北城。

五子以政，支派圆岗。

六子以瑞，支派堑头、东村。

以政名仄(1372—1458)字济安，号以政，生十子。

派分如下：

长子文宪，支派细石冈(今名漱石冈)。

次子贵郎，支派田寮步，田头角。

三子远宗，支派圆岗园。

四子隐溪，支派朗贝、田头。(隐溪(1404—1477)生三子。

    长子悦台居板石陈屋；次子悦南居朗贝；三子悦可居田

    头。)

五子六郎，支派陈屋边。

六子日章，支派陈屋贝、沙面。

七子岩居，支派石兴冈。

八子贵，支派坳厦。

九子平齐，支派麦园。

十子庆郎，支派赤珠冈。

(东莞常平圆岗《陈氏族谱》、

东莞常平朗贝《陈氏族谱>》

 

凤涌陈氏

    江西石城柳溪人陈积中，有二子，次軝(1005—1065)。宋真宗时为南雄府保昌县尉，举家迁居南雄，生七子，三子晦叔、四子世宁、五子世清、六子世昌、七子世盛(同书又作世盈)奉父及生母吴氏同居番禺流溪都凤翔社。世盛迁黄田。

世盛曾孙陈就于乾道九年(1173)迁增城山关。陈就之孙文德，自山关徙仙村。文德曾孙天元有一子耕于东莞凤涌下沙，生德智。德智子道兴(一名光启)，元末隐居大墩屯，是为凤涌始迁祖。(番禺《凤翔陈氏谱源》)

 

栅口张氏

张文弼居南雄，宋代理宗时，迁居东莞城西门外栅口(今莞城花闸门附近)。

(陈琏《琴轩集·张氏家谱序》)

 

东莞房氏

房氏世居山东定陶，唐房玄龄之后。宋代中叶，有房氏之朝奉公者，宦于南雄，后游东莞，家于篁村(东莞篁村)。

(明陈琏《琴轩集·房氏族谱序》、

明吾庆善《房氏族谱序》)

 

英村罗氏、章村、寒溪水罗氏

罗贵居南雄珠玑巷，绍兴元年(1131)组织97家33姓南迁，罗贵居冈州大良都古甲朗底村，罗贵长子清之(1102—1163)，迁番禺车陂永泰里(今属广州黄埔区)，卒葬车陂上塘边(今107国道车陂路段广州往东莞方向右边)。清之生四子，长子风，次子鸣，三子翔，四子冈。翔徙东莞英村，是为英村罗氏始祖。

    翔之曾孙应庚(五世)迁章村(今名樟村)，是为章村罗氏始祖。   

    英村罗氏传至七世孙罗亨信致仕后居莞城西门，是为“西门罗”之始(莞城谚云：“东门古，西门罗，南街邓，北街何，市桥下有只大‘鹏’哥[市桥街旧多彭姓]’，)

(《英村罗氏族谱》、《章村罗氏族谱》)

    清之长子凤、次子鸣、四子冈，留居车陂永泰里。鸣生二子，长维盛，次维清。维清字沙堂，号涧谷。宋末，元兵南下，德祐二年(1276)维清避兵乱，迁居番禺横沙(今广州黄埔区横沙)，是为横沙罗氏始迁祖，其族人仍以清之为一世祖，维清为三世祖。(据黄埔横沙《罗氏族谱》) 

    维清生四子，第三子元振，官于南昌，弃官，游莞，爱铁冈山水秀美，卜居焉。后迁寒溪水(今属东莞茶山镇)是为寒溪水罗氏始祖。其时，当在元代。   

    元振生七子：映箕、映壁、映奎、映娄、映胄、映毕、映恭，分为七大房。  

(东莞茶山《寒溪水罗氏族谱》)

 

中堂旧楼罗氏

罗氏居南雄珠玑巷，宣和七年(1125)迁居中堂，其子罗锐，任广西苍梧县吏，回乡后建一高楼，后遂以此名其村曰旧楼。(《东莞地名志》)

 

石步封氏

    封氏世居南雄保昌封坑，封氏朝奉公之父兄弟三人南迁，一居新会，一居羊城，一居东莞。居东莞者生朝奉公，朝奉公于政和(1111－1117)间与妻罗氏同葬白泥坑。

(陈琏《琴轩集·宋朝奉封公墓碣铭》)

 

茶山钟氏

    钟氏浙江霅川(今浙江吴兴)人，雍熙(984—987)间，钟穆为南雄别驾，因居珠玑巷。长子钟，徙新会。数传至钟克贤，掌教宝安(宝安，东莞古名)遂家焉。传四世，至钟亮，隆兴(1163-l164)问任福州归宁县主簿，乃迁茶园钟屋。(《茶山淳家坊钟氏族

谱》)

 

东山姚氏

    《东山姚氏族谱》云：“姚姓虞帝，生于姚墟，因以为姓。”传106世，至宋，有寿昌，迁居南雄珠玑巷。生二子，长宗辅，宗辅于北宋天圣间(1023一1031)迁博罗龙岗，居五世，至六世祖丰考一郎，迁铁岗(今东莞企石镇铁岗，深巷)，东莞姚氏尊为一世祖。传至五世细一郎，迁东山旧围(即今下截)。

    寿昌幼子宗卿，守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授广东提刑，熙宁(1068—1077)间，隐居番禺簸箕堡，后迁博罗宿鸾岗，又迁增城。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卒，至十一世子禄，迁东莞企石上截。

东山旧围原居者为黄氏，族大势强，姚氏人丁稀少，不易立足，姚氏十世祖姚有信，率子三人康保、康胜、康宁往东山新围开基(其时在明天启间)。今企石东山、上洞、深巷皆其裔也。

 

蕉利、麻涌、厦漕莫氏

    东莞蕉利、麻涌、厦漕莫氏，为唐大中五年(851)莫宣卿之后。

    莫宣卿世居封川金井村。传四世，至莫怀，为青州别驾，迁居南雄凌水。莫怀子莫勇，莫勇生子名永昌，为宋景祐(1034—1037)进士，任福建莆田县令，迁广州府学训导，居广州清风桥。生三子，长子莫愚、迁居番禺韦涌；次子莫鲁，迁居南海老村；三子莫钝，迁居东莞。

    莫钝之子莫违，迁居东莞蕉利，是为蕉利莫氏始迁祖。时宋高宗时也。

    莫违(1089—1125)号肖叟，宋元符二年(1099)献策，入粟助边，进朝奉大夫，生七子。

    长子莫威，乳名念一，官至广西柳州武宣县尹，居蕉利。东莞轮头、赤岭、板桥莫氏，皆其裔也。

    次子莫猛，乳名念二。东莞石水口、大漩、远塘、火冈、清水沥、龙叫莫氏，皆其裔也。

    三子莫官，乳名念三。东莞莫屋村，高步、泊洋、湛翠莫氏，皆其裔也。

    四子莫韬，号震峰，迁居麻涌。东莞之东浦、九宅、新基、大汾、厦漕、鹤田莫氏，皆其裔也。

    五子莫略，东莞海南栅、白石、南蛇郁莫氏，皆其裔也。

    六子莫辅，东莞寒屋水、增步、鼓镇、坳头、朗厦莫氏，皆其裔也。

    七子莫弼，东莞宝塘厦、英村、上墐、茶山莫氏，皆其裔也。

(《东莞蕉利莫氏族谱》)

 

袁家涌、石碣、横冈、夏朗袁氏

    袁臻，号泽庵。原籍江西分宜，居河南汴梁(今开封)。金兵南侵，袁臻兵居南雄柯树乡珠玑巷，袁臻二子，长弘德，次祯。绍兴三十年(1160)，兄弟随父入东莞，弘德居石碣，是为石碣袁氏始祖。

    弘德生三子，长玧，迁居沙亭(今名袁家涌)，为袁家涌袁氏始祖。次子琛，迁潮州。三子瑁，居石碣。

    祯字天佑，居茶山。生二子，长子琚，迁横冈，是为横冈袁氏始祖；次子珂，居夏朗，是为夏朗袁氏始祖。

    袁家涌、石碣、横冈、夏朗袁氏，同一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不同乡村发展，八百余年后的今天，这四地的袁氏，子孙蕃衍，名人辈出，在东莞蔚为巨族。

(明·林光《南川集·茶园袁氏族谱序》、

《东莞茶园雄绪堂袁氏族谱》、石碣

《袁氏祠堂记》)

 

板石、梁家村、两头塘、白石岗梁氏

    梁格世居福州三山(今福建福州市)，二子，长熙嘏，次熙学。熙学(宋孝宗时丞相梁克家叔父)流寓韶州南华寺，后迁南雄，赘居许塘许氏。其孙克登(1074—1144)，号实斋，掌教增城，卒于任。四子：文奎、文璧、文治、文定。文奎登开禧元年(1205)进士。卜居板石(今东莞常平镇板石乡)。克登为板石梁氏一世祖。文奎为二世祖。(《梁氏崇桂堂族谱》)

    文奎二子，长琏，次瑜。瑜迁梁家村(今属石碣镇)，是为梁家村梁氏始祖。(《梁家村梁氏房谱》)

    文璧(1132－1222)迁居两头塘，为两头塘梁氏一世祖。

    文璧三子：该、诩、谟。梁该，登嘉定七年(1214)进士。

    梁该之曾孙蔡斋迁南海伦教(今顺德伦教)。(《两头塘梁氏旗谱》)

梁瑜之孙同芳迁居白石岗(今常平镇梁屋)。(《梁氏崇桂堂族谱》)

 

小享梁氏

    粱氏先世南雄人，元初梁一郎迁东莞小享。元末，梁氏三世孙子政为金利(今三水金利)巡检，是盗贼蜂起，梁子政保卫地方有功。

(明陈琏《琴轩集·重修梁巡检墓记》)

 

麻涌、田边、木伦萧氏

    萧武华，兰陵(今属山东)人，宋仁宗时，流寓南雄，居珠玑巷，生四子，长德富，次德贵，三德兴，四德隆。德隆(1095—1189)字名世，号太初。由南雄珠玑巷徙居东莞古梅乡(今麻涌)，是为麻涌萧氏一世祖。

    德隆生三子，长祯，次祥，三祈(二世)。祥生五子：士进、士远、士近、土洪(三世)。士进迁龙门，士洪迁从化。

    士远生四子，第四子太玄(四世)之子廉(五世)迁石冈(今名石排)田边。是为田边萧氏始祖。

    廉生三子，次子承远的第五子公禄，迁木伦(今属常平镇)。是为木伦萧氏始相。

(东莞麻涌《萧氏族谱》)

 

南社谢氏

    谢氏本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宋末，族人谢希良者，为南雄

推官，卒于任。值国乱，元兵克赣，不能归，其子尚仁，徙东莞，

居茶山芦荻墩，转卜居于南社。

(《南社谢氏族谱》)

 

望牛墩、井美谢氏

    江西弋阳人谢元伟为南雄司马，卒于官，其家遂留南雄。其后代有名君玄者(1158—1214)，字崇德，号拱宸，携二子挺秀、毓秀迁居东莞城之石崇巷(今名石涌巷)，挺秀居之(井美谢氏《笃行堂家谱》)。谢毓秀奉父迁茅墩(属东莞望牛墩镇)(《望溪谢氏族谱》)。两地奉拱宸为始祖。

    挺秀之子文可(1204-1272)字章祥，号国祯，任汉阳府教授，致仕归，奉父迁居草塘(今东坑新门楼附近)。(东坑《馨远堂谢氏家谱》) 

草塘谢氏传至十二世谢宗学(字汝勤，号樵南)，于明嘉靖元年(1522)迁居井美(今东坑井美)。(井美谢氏《厚德堂谢氏家谱》)

 

琥珀坑、田坑、霞坑、土塘黄氏

    琥珀坑、田坑黄氏，为江夏黄氏分支。江夏黄氏传至四十二世，有名僚者，为宋高宗丞相黄潜善之弟，仕宋为朝奉大夫。其长子庆吉，始迁南雄，居七星树下。历八世至黄旦，于南宋末，由南雄游莞，爱小铁岗山川秀美，风俗淳朴，奉母陈氏，携妻朱氏居焉。生九子，长子守福，次子守寿，居小铁岗，三子守康，五子守平、八子守泰，九子守和，同迁琥珀坑(今东莞东坑镇黄屋)，琥珀坑黄氏，尊黄旦为始祖，黄旦夫妇，葬于琥珀坑。

黄旦长子守福生五子，三子名球，迁居田坑(今东莞横沥镇田坑)。四子名流，迁霞坑、土塘(俱在今东莞常平镇)。(俱见《田坑黄氏族谱》)

 

椎山黄氏

先世南雄人，黄锦于宋末徙惠阳之水东，又自惠阳迁东莞县城市桥，称“市桥黄氏”，六世孙思实，厌市桥烦喧，迁椎山称为“椎山黄氏”。(陈琏《琴轩集·宝安椎山黄氏族谱序》)

 

大宁谭氏

    谭氏世居江西虔化(今江西宁都)西俊村，建隆元年(960)避乱，谭宏帙定居南雄保昌珠玑里沙水村，建隆三年(962)回虔化。景德二年(1005)宏帙次子瀚再度回珠玑里，其曾孙惟月迁东莞大宁，时在绍兴(1131—1162)，至今已二十六世。今谭氏后人除聚居大宁外，还分支金洲之洲头(今虎门镇金洲乡村)及中山小榄、惠阳等地。(《东莞大宁谭氏族谱》)

 

南街翟氏

    先世居休宁(今安徽休宁)贤福里，靖康(1126－1127)之变，中原大乱，翟徽驻南雄，继迁东莞，居莞城南街。生九子：侃、休、杰、兴、思、信、储、俦、俊。翟徽为一世祖，今东莞罗村、周溪、翟氏，翟徽之后也。

    翟徽(1069—1176)字文岳，号翠峰。元祐六年(1091)进士，为工部郎。

    翟侃(1128—1209)隆兴元年(1163)恩贡，以予景先贵，赠承德郎。(以上俱见《翟氏族谱》)

    翟杰，登绍兴五年(1135)进士；以父百龄，不仕居家，构桂华书院，集四方英杰，讲学其中，成就甚伟。

    ([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七○)

    侃子景先(1195—1297)，淳祐七年(1247)进士，官至枢密府府签。

    景先之弟景祥(1197—1263)，宝祐六年(1258)岁贡，授眉州学正。

    景先之子翟龛(1224—1314)咸淳六年(1270)乡荐第一，为东莞主簿。(以上俱见《翟氏族谱》)

    翟氏自南雄迁东莞，功名鼎盛，传播了文化，给东莞以深刻的影响。   

翟氏为长寿之族，翟徽一百零七岁，翟侃九十二岁。翟景先九十八岁、翟龛九十一岁。

 

东莞翟氏

    翟卷石，先世大梁(今河南开封)，宋南渡初，有翟某为南雄太守，遂家焉。其子贡元，迁羊城。贡元生直学，迁东莞，生卷石，登进士，授德庆泷水(今广东罗定县)主簿。

(陈琏《琴轩集·宋泷水邑簿翟公墓表>》

 

沙头蔡氏

    原籍汀州(今福建长汀)，迁南雄，居柯子里珠玑巷，宋末，蔡安徙东莞靖康场(今长安镇沙头一带)，至明末，分支今宝安松冈沙浦村，清初，又分居赤坎(今深圳蔡屋围)。

(《琴轩集·蔡府君墓表》、

《深圳罗湖蔡屋围蔡氏族谱>》

 

茶滘黎氏

黎氏先世居南雄，绍兴(1131—1162)间，黎氏之致政公迁居茶滘(今为中堂镇槎滘乡)。

(明陈琏《茶滘黎氏族谱序》)

    霖按：莞城上士岗(即学右)黎氏、莞城大塘头黎氏、中堂潢涌黎氏、常平上坑黎氏与中堂槎滘黎氏，均同出一源，黎献臣之后。

    《南塘黎氏族谱》载：黎献臣，赣州梅村人。绍圣元年(1094)进士，任惠州太守，卜居博罗之白沙。生四子，长子远，次子逊，三子通，四子达。逊一名董孙，迁莞城上士岗，是为上士岗黎氏始祖。宋李春叟《东莞黎氏族谱序》谓“熙宁间有讳董孙者，发身文艺，为枢密院佥判，由江右掌贡来官于广，乐宝安(宝安，东莞古名)山水，遂占籍而家焉。”逊之玄孙黎珍丽(1126—1209)迁居南塘(莞城之大塘头)。

    《潢涌黎氏族谱》载：黎献臣长子远，生悦，悦生二子，长宙，次宿。宿迁居东莞樟村，旋迁潢涌。是为潢涌黎氏始祖。献臣次子序，序生三子，长源，次流，三清，清迁中堂槎滘，是为槎滘黎氏始祖。

    《上坑黎氏族谱·京兆郡待举祖分派献臣公世系》载：黎献臣次子悦八世孙宇强，迁居东莞常平上坑，是为上坑黎氏始祖。上坑黎氏以黎献臣为一世祖，宇强为九世祖。(《潢涌黎氏族谱》谓献臣次子序，序次子流迁东莞上坑。与此异)

陈琏，明初人，他所序的《茶滘黎氏族谱序》，为其友黎观友重修，陈琏所言，当得其实。潢涌等谱不言自南雄来者，殆疏略耶?

 

上坑黎氏

唐黎粹白之后有曰有者，世居浙江之处州，为处州黎氏九世祖。迁南雄珠玑巷。生二子，长勤，次勋，勋之子名宣义，时当宋南渡，金兵南侵，黎宣义避乱卜居东莞望牛岗之西北。以勤王授东莞县丞，是为一世祖。至五世名保胜，居上坑，亦常返望牛岗，七世名道成(1340—1428)，定居于上坑，为上坑黎氏始祖。道成四子：英、雄、铿、杰，分为四房。(见《上坑黎氏族谱>)

    上坑黎氏，有两族。一为赣州之黎，一为处州之黎。黎献臣之后者，赣州之黎也；黎有之后者，处州之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