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中土梦绕珠玑——广府民系珠玑情结的文化解读

谭子泽

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居住地的广府民系，习惯称之为广府人。她与客家人、潮汕人一样，是广东汉族的三大民系之一。就血统而言，广府民系是秦汉、特别是唐宋以降，历代岭北(包括中原及江南)移民与土著的混合。诚如众多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由于历史、地理诸因素，岭北移民不少是取道珠玑、或寓居珠玑若干代后，作为货真价实的“珠玑人”而继续沿浈水南下，进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因而，“现今珠江三角洲各县居民，以及他们的族谱、家谱常说自己远祖来自南雄珠玑巷。”甚至海外游子亦不例外：“广东和海外广东籍华人都把南雄珠玑巷当作他们祖先的发祥地……有一位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携带家属来到南雄……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祖籍是南雄珠玑巷’。”

就史实而言，岭北移民入粤，与南雄珠玑巷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无庸讳言，有相当部分的广府人与珠玑巷未必挂得上钩。即便现有的的全部方志、族谱的材料我们都视为可信，“珠玑巷移民后裔”充其量也只是“约占今日整个广府民系人数的60％。”至少犹有40％以上的广府人，不能算是珠玑移民的后裔。

然而，远自明清间的方志族谱、学者名流几乎众口一词“珠玑巷在沙水寺前，广州诸望族俱发源于此。”“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珠玑而来。”“广州士族俱发源于此。”近至今天广府民系，海外广府籍华人，十有八九都称其先徒自珠玑巷，珠玑巷是他们的“七百年前桑梓地”，“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

相当部分的广府人其先祖并非来自珠玑，而绝大部分的广府人(包括旅居海外者)都言之凿凿说自己是“珠玑巷的后人”，这的确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无妨将它称之为广府人文化心态的“珠玑情结”。对“珠玑情结”进行文化学角度的剖析探究，对广府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珠玑情结”并非今日广府人始有，它是伴随着岭北移民人粤的出现而产生的。众所周知，张九龄开通大庾岭古道之前，岭北移民入粤主要不由南雄珠玑巷古道。那时的入粤通道，主要是沿浙闽沿海进入粤东。陆路则主要经洞庭湖沿湘漓进入粤西。唐宋以降，由于大庾岭大道的开通，岭北移民跨越大庾岭而进入粤北，进而沿浈水南抵珠江三角洲方成为可能。今日居住在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无论是据氏族谱志，或是其口口相传，其先徙自南雄珠玑者，绝大部分为宋元以后的移民后裔。唐宋以前的岭北移民，其后人是否以珠玑为“桑梓地”，我们并无材料可以确认或否认；但是，至迟在明代，广府人认宗族发祥为珠玑者，就已对南雄珠玑巷产生了一往情深的故乡认同感，从而形成了沉甸甸的“珠玑情结”，这则是不争的事实。明代梁维栋、黄公辅俱为有诗集传世的知名诗人。梁氏的《珠玑怀古》就是他的“珠玑情结”的最深沉而最明了的抒写：“珠玑遗迹动凄其，厌说前朝有徙移。旧路人非芳草在，故园春尽落花知。”而黄氏的《过沙水珠玑村》则表达了与梁氏如出一辙的“珠玑情结”：“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已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支。遥忆先人曾赋此，百年泰运又还期。”

随着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广府人的珠玑情结越来越沉实，越来越炽烈，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怀抱这一情结的人越来越广泛。以至于“说起南雄珠玑巷，不但广东人熟悉，就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也并不生疏。广东人和海外广东籍华人，都把南雄珠玑巷当作他们祖宗的发祥地。”“不少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回到南雄珠玑寻根问祖，其中有人愿以重金购买珠玑巷的姓氏族谱。”

珠玑，珠玑，好一个强大的磁场，好一个光辉的圣地!她把广府民系及其海外后人的思乡之心牢牢地吸附、紧紧地把握!她使得千千万万的广府人及其海外后裔为之思念若狂，梦绕魂牵!人文科学工作者对广府民系这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心态，对广府人的这个强烈而沉实的“珠玑情结”，如果再熟视无睹、漠然置之的话，的确是有愧于珠玑古巷，更有亏于千百万的广府珠玑后人了。

珠玑何以能成为圣地?珠玑何以得结成情结?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要探讨这一问题，得从剖析“珠玑”这一名目入手。自称为珠玑后人的所有氏族谱志，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两点：一是他们来自北方，是“华胄之后”；二是以珠玑为故乡，称之为“祖宗故居”、 “七百年前桑梓地”。有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是一对需要解决“如何统一”的矛盾。我以为问题并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自然统一的，因而也无须解决，也不必寻求“统一”。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强调源于中土和强调根植珠玑，都意在强调自己乃“华胄之后”，并且是“名门望族”之后。梦绕珠玑，亦即情牵中土；钟情中土，势必热恋珠玑。这便是“珠玑情结”的内核与本质属性。只要我们对珠玑情结的成因略作分析，便可知此言之不妄。

前文已述，珠玑情结是伴随着岭北移民入粤的出现而产生的。唐宋以前入粤的岭北移民，他们当然也有怀乡之思，恋故之情。那时的先民以什么形态来寄托他们的故旧之思，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们也有这种对故乡故土的思恋情结。因为“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乃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文化心态。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由于历史地理原因的汇合，入粤的岭北移民终于找到了“珠玑巷”这难得的外壳，以寄寓自己深沉的故国故园之思。于是，至迟在明中叶，“珠玑情结”便得以告成。前文引述的梁、黄二氏的珠玑歌吟，便是有力的明证。

岭北移民入粤史告诉我们，岭北移民，不管其是否与珠玑巷有瓜葛，也不论其人粤时间是在唐前或唐后，他们的祖居都在岭北的中原或江南。而移民的原因，除极少数因官而家者外，则不管是由于战乱，抑或是因为天灾，以至缘于人祸(如所谓的“胡妃事变”)，他们由富庶发达的岭北，来到这荒蛮之地的岭南，从心理上说，他们都是极不情愿，迫不得已的。《台山乡土志》云“五邑汉族先祖，历居中原，即今之河南一带。虽为旱地，黄河贯省中心而过，一片黄土，洪水横流，灾害并至。不过，生于斯，长于斯，若非金人猖獗，断不迁徙流离。”此言可谓切綮中的，道尽岭北移民入粤的无奈与尴尬。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特别重视血缘关系，特别看重地缘亦即谓地望渊源。“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手掌手背都是肉”，“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些古今民谚俗语，则正是其生动而通俗的表达。而李泽厚先生的：“任何民族性、国民性或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任何思想传统的形成与延续，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遗风的加固力量和长期延续……以血缘亲属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古老的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其顽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则是这种文化心态在理论层次的精辟论述。注重血缘、地缘(地望)的渊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最为重要的特色。“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是一样亲。”则是这种文化心态最简洁、最明确、最坚定的渲泄。

岭北人粤移民为了生存的需要，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无尽艰辛困苦，涉水跋山，从千里遥遥，万里迢迢的中原、江南、辗转曲折，来到化外之乡的岭南，来到烟瘴荒蛮的珠江三角洲，与当地土著一道，拓荒垦殖，开始了征服岭南的新生活，揭开了开发岭南的新篇章。为了生活，为了发展，为了开拓进取，他们付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愚公式的执着与顽强，终于使珠江三角洲赶上甚而超过了岭北的江南和中原。时至今日，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已为国人所思齐、世人所瞩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岭北入粤移民及其后人，在谱写生活与历史的新篇章时，当然少不了坚强的精神支柱。移民的当代及二、三世，这种思念故土、眷恋故乡的情怀，应是尤为激越难遏。他们时刻不忘并谆谆告诫后代，我们的故土在岭北的中原(或江南)，我们是炎黄子孙。于是，这种致力于血缘认同，地缘认同的文化认同感，终于孕育为魂牵中土，梦绕珠玑的“珠玑情结”。这情结随着时代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沉实，越来越牢固。

正如前文所述，广府民系的先人徙自南雄珠玑者，估计仅是60％左右。然而，为何绝大多数的广府人都云其先源出珠玑，都在心头牢牢系着“珠玑情结”呢?欲究其因，也只能从历史和文化方面去寻求答案。要探究这一问题，如下两条材料不容忽视。一是陈乐素氏《珠玑史事》中引述的：珠玑巷一名，宋元时代并不显。明永历年间，东莞陈琏写了好几篇族谱序载《琴轩集》中。在族谱序和其他几篇墓志铭、墓表中，他叙述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诸姓家世时，都只说他们“先世南雄人。而不言珠玑。”一是关于“珠玑”的得名。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钧《广东新语》云：“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与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因改所居为珠玑巷。”“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清代李星辉有同类说法：“相传珠玑巷乃宋汴京里名，簪缨所萃。洎高祖南渡，士大夫流人粤者，不忘故都，犹以旧居名其甬。”

史志证明，岭北移民入粤，多在宋元以后，而尤以明清为最。明初人编族谱，都不言“珠玑”而只云“南雄”，可见“珠玑”作为寄托故国故土之思的外壳，是时尚未普遍。南雄有珠玑巷之目，于唐已然。宋元之际，大批“簪缨缙绅”入粤，而路经南雄珠玑，刚好北宋故都开封(即汴京、祥符)也有里巷名珠玑，且该珠玑为“簪缨所萃”。南北两个“珠玑巷”的偶然吻合，使他们欢欣若狂。且“珠玑”一词，在汉语言文字中是一个既富贵而又不失诸文雅的吉祥字眼，于是，他们的思乡思故的情愫，终于天造地合地有了一个最佳的寄寓外壳。于是，魂牵中土，梦绕神州的“珠玑情结”便宣告形成。

综上所述，魂牵中土、梦绕珠玑的珠玑情结，是岭北移民文化认同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文化以血缘为纽带，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岭北移民文化心态上的真实而强烈的反映。外国人近年来方兴起的“寻根问祖”热，在中国却是一种由来已久，经久弥坚的顽强而执着的文化心态。正是这一文化心态的驱使，才形成了珠玑认同这颇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其实，珠玑只是一个标识、一个象征、一个浇胸中思乡烈焰的酒杯，一个岭北移民及其后代寄寓自己文化认同的外壳。我们不必深究细察广府人的祖先是否全部来自珠玑，但我们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同他们是珠玑的后人。正如我们全体中国人民都毫无疑义地是“炎黄子孙”，而肯定其中绝大部分人并非如屈原所云“帝高阳之苗裔”，都是帝王之裔。在这个意义上说，“珠玑人”就是广府人“炎黄子孙”的同义语。

珠玑情结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反映，她在开拓岭南，繁荣岭南的历史进程中曾经起过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我们坚信，珠玑情结在团结海内外同胞，进一步发展广东的经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广东的宏伟事业中，必定会放射出更加耀目的光辉，作出更为巨大，更加出色的贡献!

(作者单位：韶关大学中文系)

珠玑文化与张九龄李天平

一

到过梅岭的人都知道山南驿道边有一座“夫人庙”，供奉的是唐朝开元丞相张九龄的夫人李氏。这庙原在山脚，后来才搬到现址。在珠玑巷一带，整个南雄还有毗连的江西南安，民间都流传着张九龄三开大庾路为妖精所阻，张夫人舍身投火助其成功的故事。一些“异文”还说李氏以有孕之身刺血制妖，终至身亡。后人建庙以示纪念。

张夫人之事，史籍难稽。古代的大工程，甚至铸钟煅剑，常有人殉才得成功的传说，其实情如何似不必深究。重要的是，拨开那些神秘的云雾，把握民间传说中的真实内核。这个故事，显然表达了民众观念中所反映的开凿大庾路的艰辛、以火烧石的工艺、民众对大庾路开凿鬼斧神功的惊叹和对九张龄开路之功的敬仰、感激之情。

如果说，夫人庙的建立和民间口传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有浓重的下层社会色彩的话，那么梅岭原有的张文献公祠则更多地体现了上层社会对张九龄功绩的高度评价。据地方史志，张文献公祠在韶州境内有四处：一在曲江县城，一在始兴，一在南雄城内，另一在大庾岭上。这个祠，建于大庾岭上，显然为纪念张九龄开路而设。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十二“坛庙”谓张文献祠“一在梅岭云封寺，元至正丁酉达鲁花赤密里沙建，宣文阁监书博士金华王余庆记。明成化癸卯知府江璞迁寺后，翰林学士江朝宗记。正统壬申知府张岭修。嘉靖丙年巡抚张岳修，尚书何维柏记。”明代郭棐《梅岭曲江祠记》“初则山形嵲屼，行路崎岖，雨呖多艰，商旅告困。唐开元四年(716)，内供奉左拾遣张九龄开凿成路，行者自后无道难之叹，于是立祠上祀曲江公，报功德。其北有白猿洞，又北有霹泉。其下长浦之水出焉。”清乾隆间胡文伯《重修大庾岭张文献公祠记》“越二年，又因公至岭，周视祠崾，则右临通衢，左倚峭壁，欲扩之而无所施其功，惟祠后有僧寮数楹乃隙地丈许，欲别迁其寮而让地于祠，语南雄太守规度之。太守精明勤事，考制度，定规模，既有成议，白之大司空制府杨公、少司马中丞王公，咸得请。于是隘者扩之，缺者增之，卑者崇之，敝者易之，越月落成。”稍后，李梦韶的《使粤日记》则留下具体的描绘：“东边为文献公祠，龛中塑像以金，风度端然。又有楹联日：挂角何时，偶为岭上主人，犹想千秋风度；举头欲问，可许山中置我，试领万树梅花。”这些材料表明其祠自元代建立以后，一直到明、清两代，都不断地得到地方官吏的修缮以至扩大，他们用修祠碑记或其他形式，一再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景仰之情。而历朝过岭的骚客文人，则往往竭祠留下赞颂诗篇。

不仅如此，唐以后岭南历代的地方史志，所有的岭南史、岭南文化研究著作提到大庾岭，都少不了写上一笔：唐开元四年，张九龄开凿大庾新路。

张九龄开凿大庾路，同时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丰碑!他“文场元帅”的美称也许知者不多；他显赫一时的地位，容或为人淡忘；他温柔敦厚的诗篇可能庶人不读，但他开凿大庾路之功却着之竹帛，流传民间，脍炙人口。

二

恐怕，张九龄自己也万万想不到他扬名后世居然一大半靠这条只花费他数月之功开凿的大庾路。在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条路会对粤北、对岭南的发展起那么大的作用。谁也没有想到岭南历史发展的契机借了这样一件貌似平凡的事件来体现。也许，没有张九龄也会有别的人来开凿这条路。但历史就是这样，有时所有的必然全靠一个偶然。

唐代前期的岭南，依然是蛮荒之地，瘴疠之乡，经济落后，人烟稀薄。中原声教远难施及，文化异质带来的政治离心力时隐时现。广州地区的对外贸易、经济、文化虽有相当发展，但关山阻隔使它孤悬岭外，遥远难制，一旦风荡波摇就出现异功。岭南与中原的联系，或溯西江而灵渠湘水，或由连州而桂阳，或经武水上泷口，或由海道渡江淮，都备极遥远、艰险。大庾故道虽历史悠久，却因特别险峻被视为畏途：“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显（原字为上边‘山’，下边一个‘亚’字）截，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因交通不便而闭塞，因声教、财货不通而落后、贫穷，粤北今韶关之地的开发在当时甚至远远落后于交通相对利便的连州。

《汉书·地理志》载，汉朝桂阳郡有户28119，口156480，这些数字包括粤北在内。但到《晋书·地理志》中第一次记载始兴郡7县户口，只有户50。再后至《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贞观13年，韶州领曲江、始兴、乐昌、翁源四县有户6950，口40416；而同期连州领桂阳、阳山、连山三县亦有户5563，口3193。人口似乎有所增殖，仍然地广人稀。我们知道，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中，社会生产力主要由人力决定，人烟如此稀薄，经济发展的状况又能如何呢?

这种状况，在大庾新道开通以后迅速改观。

开元四年，张九龄去官归养，家居期间献状诏委开凿大庾新路。他“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乘农隙之时，纠集农夫，凿成全长15公里，“坦坦而方五轨”，“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的新路，沟通了岭北岭南。一下子，使大庾道成为岭南通往中原最方便、最重要的捷径。宋代余靖的《武溪集》谈到这时说：“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渡梅岭，下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九十里马上之役，余皆篱工楫工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

交通的便利，带来巨大的变化：

1．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促进了岭南的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

岭南自古物产丰富，以秦汉起朝廷偃利其财富，力图开拓这方土地。但由于交通不便，直到初唐时岭南岭北的经济往来仍十分有限。大庾新路一通，交通、运输、邮驿随之便利，朝贡、商旅亦自增加。南北物产得以交流，岭南人的商品生产意识亦受到刺激。自唐以迄清季，岭南的物产由此道源源北上，珠江三角洲农业、渔业、矿业、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发达，实在得益于此道。

2.促进了对外贸易，提高了广东通商口岸的重要地位。

岭南很早就是对交通的重要口岸。汉代以后，粤西成为海上的交通要道和主要的外贸口岸。其原因是由灵渠上溯长江水道，交通相对便利。三国以后，外贸重心渐次移向广州，但受到交通条件的较大制约，发展不快。大庾新通开通使局面为之一新：“海外诸国，日以通商”①，奇珍异物由殊方蜂拥而至，经大庾北运。唐代长安的香料，很大程度上抑给于广州口岸。岭南的外贸迅速发展，地位亦渐提高。后代一些时期朝廷闭关锁国，广州甚至成为仅有的外贸窗口，对外交流长盛不衰。究其原因，大庾道之便利是重大原因。

3．加强了中原文传播，促进岭南归化。

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南北文化交流也相应加强，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更为广泛，岭南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土著的汉化过程也大大加快，岭南异质文化造成的离心力日见消除，对中原的政治归化也日趋明朗。特别是大庾道交通的便利导致大批中原移民入粤，很快改变了岭南人口的民族比重，最终导致岭南民系的汉化基本完成。

总之，大庾路的开通给岭南带来巨大的利益，丘浚《开凿大庾岭碑阴记》说：“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逮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正是由于大庾路的开凿带来的全面变化，奠定了日后岭南迈人经济、文化先进行列的地位。

三

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对岭下的珠玑巷、南雄盆地影响更为直接、迅速和深远，他客观上为珠玑巷人的发展、珠玑文化的培育、成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1．珠玑巷的形成与大庾道直接有关。

此点我们可以人口的增加来说明：大庾新道通后粤北的人口增长迅速。据《唐书·地理志》韶州到天宝年间有户31000，口168948。户、口较贞观13年增4倍有余。具体到南雄州，最早的只有宋代的数字，但也很能反映问题。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南雄州户 8363，到元末年间，相距100年，户数已高达20339，增长一倍半。其人口密度甚至高于当时的粤中地区。这样迅速的人口增加，显与移民有关。

移民们或因躲避战乱，或因追求发展，大批入住珠玑巷和附近地区，珠玑巷居民社群的形成的时间大约不会迟于大庾道开凿太久。

根据史料，终唐一代，广东仅有进士9人，可见中原声教在岭南传播比较落后。但其时敬宗巷张昌一门孝义受朝廷奖赏。其七世同居，正是中原儒教的躬行。从这点看，张昌很可能是北方移民。其同居七世，自敬宗时上溯，历史至今百年，其时珠玑已有巷。再根据广府氏族许多家谱的记载来看，珠玑巷的形成与大庾道的开通直接相关。

2．珠玑巷的繁荣全赖大庾道。

大庾新道开凿之后，由于其交通便利，很快取代了原来几条旧道的大部分功能，“下浈水者十七八”是当时的实录。交通、运输、邮驿一下子挤到这条路上来。大批的商旅、行人通过、歇脚，使珠玑巷和整个南雄成为交通南北的最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珠玑巷成为著名的商贸、服务中心。前人的诗句“南来车马北来船，十部梨园歌吹尽”写出了当日的盛况。浈江上行驶的船只不下五百，梅岭道上经过的货物日逾千驮。珠玑巷客栈林立，商家栉比，据说越过千家。大庾路的开通一下子使珠玑巷由食本地薄产的穷荒，变成集南北之财的富地，变成一方充满发展机会的热土，成就了它发展的规模和长达千年的兴盛。

3．珠玑巷的动乱也因大庾道。

随着大庾道的开通，珠玑巷成为冲要之地，长享华灯绿酒，百丈软尘；而这种冲要地位，也使珠玑巷屡经兵劫，饱受沧桑。大庾岭扼南北交通咽喉，兵家必经、必争、必据。一旦地方骚乱，天下有变，珠玑巷即首当其冲。大量史料表明，珠玑巷在朝代更迭之际，特别是三省边区动乱频繁的宋元两朝深受其累。以宋末咸淳、建炎间为例，元兵三占雄韶，两过大庾，宋元势力在闽、粤、赣边反复拉锯，抗争长达7年，造成珠玑巷和南雄盆地居民的大批逃亡，直到今天，广府氏族的家谱对当时险恶情景的记载犹令人怵目惊心。

对珠玑巷人来说，大庾路于他们有至关重要，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入住珠玑巷，成为珠玑人，因为有大庾路。他们生活、行旅、经商贸易、交通运输、邮驿书信、游学科举，在在依靠大庾路。他们因大庾路的便利奔命而来；他们因大庾路遭兵，避灾而去；到了粤中，他们的生产、经营、贸易仍与大庾路有关，以上求学、赴考、经商、行旅都经过大庾路。对他们来说，大庾路是求命之路、衣食之路、致富之路、发展之路，南迁之后各方面还常常要仰赖此路，大庾路又是他们深深眷恋着的故乡之路!

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珠玑人心目中张九龄的地位，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在大庾岭上建祠纪念张九龄和他的夫人，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珠玑巷人和他们的后裔将张九龄开凿大庾路的事迹神化并广泛传扬。人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为他们作出过贡献、为他们献身的人。而这，正是珠玑文化和广府文化中一个含义丰富、深沉的事象和内容。

四

把握珠玑巷人崇拜张九龄的实质，我们就可以进而了解张九龄对珠玑文化的巨大影响。

珠玑文化是北方移民移徙岭南带来中原声教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当地土著文化和地理环境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亚种。它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接种、孕育、发展的一个源头，又与广府文化有着血肉相连的亲情关系，情同母子。而它的形成与张九龄开凿大庾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已在上文中进行了探讨。

还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张九龄于珠玑文化尚可能有更直接的影响。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历史的长期沉淀和积累而逐步形成的，珠玑文化也不例外。珠玑文化除了直接承传中原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生产技术外，还有数代移民以及南来的文人骚客的文化遗存的影响、消融、结合。其中张九龄的文化思想对珠玑人来说是客观的存在，以他在珠玑人中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决定了珠巩文化中留有他深刻的印记。

从家谱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可知，珠玑移民中多世家望族、官宦人家，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于张九龄的诗文、思想的接触，应当更为亲切，张九龄的崇高人格、风骨，他的忠君、孝悌、直节、恤民，都为后人留下了榜样，以他世受珠玑人香火的近似神明的地位，不可能不对珠玑人产生影响。而他子孙的一支，也有迁居沙水村的，由此可以说明，文献家风融入珠玑文化。而具体的影响如何，那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主要参考文献

①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②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③曾祥委、曾汉祥主编：《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i995。

④王镝非主编：《张九龄研究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⑤曲江县志办，曲江社科联编：《张曲江研究资料选辑》，1988。

⑥始兴县文史委员会：《始兴文史》，1988年第8期，《纪念张九龄诞辰一千三百一十周年文集》。

⑦阮元：《广东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⑧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⑨赣州地区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赣南民间故事选》，1986。

⑩刘斯翰校注：《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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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璇张永钊曾宪伟谢港基曾宪珊

一、罗贵等南迁97人名考

1．罗贵为牛田坊十四图籍，祖居珠玑巷(里) (见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抄本)。牛田坊即今沙水河下游牛田村地，当时珠玑巷因当梅岭大道，已成南雄城外围的卫星城镇，与附近的“祗芜城”、“中站城”、“通济镇”(亦古梅关大道所经)等“石围”建筑相比，已是鹤立鸡群，因沙水河当时还在野河状态，可通竹筏，故沙水驿亦设于此。沿沙水河常有一片片冲积平原存在，成为富足的农村，如著名的“叟园里”即上万人(宋时)，牛田村亦为沙水河中游冲积平原区，多富户，“曾称千家户村”(见刘兴洲《珠玑巷古今》1995)，如富民黄贮万亦该村人。当时珠玑巷亦为牛田坊辖下一村，各谱亦每记为“牛田坊十四图珠玑村”(见《英村罗谱》)，可见沙水河以水陆交通方便，牛田坊属村在宋已有57村之多(黄香石《藤阴小记》、《英村罗谱》记有58村)。今珠玑巷一带仍操珠玑话，可见当日珠玑巷商业之繁荣，物阜民丰，南腔北调，相汇于此。故语言风俗，自别南雄城区，今天珠玑话的分布正好和南雄话分布相邻而不相同，各有数万人之多。正好说明珠玑巷在古代已成为一方中心，属于沙水村的珠玑巷离南雄城只有1l公里，能成为一方经济文化中心是很不简单的。而在当时政治动乱中，能引起当地富民迁徙达97家之多，也是一宗少见的事。这次罗贵串连南下的牛田坊57村居民97人，还有名有姓，记录在南下迁民各家族谱中，虽详略不同，姓氏有异，但细心查究，亦有可记者。

2．东莞《英村罗谱》97人名字

选择本谱而论是因为《英村罗氏族谱》是罗贵谪系亲属族谱，记录估计较准确。因谱乃祖罗贵先世为官，如《开平县志》云：“狮子罗村，其先世宝兆，随宋太祖渡江讨叛，至广东南雄始兴县遂家居焉。七代贵翁(即罗贵)绍兴元年(1131)，从南雄蓢底，即今新会良溪也。”又云：“贵次子利用分居开平狮子罗村，男女人数约七千余。”

其次，《罗氏族谱》存世较多，分布脉络清楚，故选其谱所记。如《高明·罗氏族谱》云：“贵祖因宋朝烽火离乱，由南雄珠玑里迁新会蓢底。太祖兄弟六人同来广肇，后卜居于高要孔堂，今属高明。但中更世变，屡遭兵燹，是以生终年号，及子孙长次，无从细考。现有朝端、朝冕、一卿、懿、荣五公之裔支分派衍，日就昌繁，各祖今即以五公分五大房焉。”

第三，《范湖显学冈罗氏源流》更说罗贵是“适至彦怀，宋太祖拜为御前忠勇太尉忠靖郎，由祥荷县迁居于南海珠玑巷。彦怀之弟七传孙罗贵祖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因皇上缉苏妃之祸，絜眷及里人三十八姓九十七家，南迁至冈州蓢底，更籍辟居。公有九子四十七孙，分布于广东各郡县繁殖。”

第四，《英村罗氏族谱》亦云：“宋绍兴元年，琴轩始居冈州朗（原字为左边‘土’，右边一个‘朗’字）底村，生子清之，清之生翔，始徙居东莞英溪，时绍兴二十八年(1158)。”明陈琏《琴轩集·宝安罗氏族谱序》云：“宝安之罗为邑著婚，其先南雄人，当宋南渡后，有讳某者始来宝安，乐英溪山水之胜，因居焉。七世孙亨信，由邑亨庠生登永乐二年(1404)进士。”续云：迁莞后七世孙罗亨信居莞城西门，是为‘西门罗’”之始。莞城谚云：“东门古，西门罗，南街邓，北街何，市桥下有只大鹏哥(彭姓)。”

从上述四例可见罗贵南迁记述较详，有罗贵祖先，有罗贵本人，有罗贵后人，故选英村谱作底谱录出，似较合适。

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所记97家人名如下：(据黄佛所见手抄本)计开赴难固词人九十七名：

1)罗贵其他谱有称“贵祖”，即尊称之意。到蓢底时新充新图一甲里长。

2)麦秀英佛颐颖即麦必秀，到蓢底时，充新图一甲里排。《谢谱》作“麦舜”，误。

3)李福荣到蓢底时新充新图一甲里排。《谢谱》、《冯谱》同。

4)李应元《谢谱》、《冯谱》同。

5)伍悦两谱同。别本谱无此人。

6)吴孟魁两谱同。到蓢底后，新充新图甲里排。

7)谭君可《谢谱》同，《冯谱》作“居可”。

8)张汝学《谢谱》、《冯谱》同。

9)冯彦彩《谢谱》有“马彦”疑即此人，《冯谱》同，别谱有作“元彩”。

10)冯三才《谢谱》、《冯谱》同。

11)陆道思两谱同。

12)梁淮《谢谱》、《冯谱》作“继”。

13)麦信可《谢谱》作“超”、《冯谱》亦有作“可信。

14)吴仲贤《谢谱》《冯谱》同。

15)黄复愈两谱同，到蓢底时，新充新图一甲里排。

16)陆以信两谱同，别谱有作“陆信”。

17)曹一常两谱同。

18)郑一元《谢谱》同。《冯谱》“郑”作“邓”，误。到蓢底新充新图一甲里排。

19)周彦才《谢谱》、《冯谱》有。

20)谭广信冯、谢两谱作“广作”，误。

21)冯元昌《谢谱》、《冯谱》同。

22)胡汉瑞两谱同。到蓢底新充新图一甲里排。

23)高易思《谢谱》作“易昌”、《冯谱》作“易恩”。

24)黄义《谢谱》作“义全”，《冯谱》作“年义”。

25)何大参谢、冯两谱作“大彦”。

26)陈世卿《冯谱》作“陆世兴”。别谱有作“世英”。

27)黄可润《谢谱》作“沙润”《冯谱》作“王可闰”。

28)周观达两谱同。

29)赵世常《谢谱》作峰，误，《冯谱》同，到蓢底新充新图一甲里排。

30)梁弘益《谢谱》作“孔益”，误。

31)周君义两谱均存，有些谱“君”作“居”。

32)陆云远两谱有，《冯谱》云别本作“远信”。

33)苏汝卿《谢谱》同，《冯谱》作“汝兴”。

34)高子启两谱有。

35)胡胜章两谱有。

36)蔡春泽《谢谱》作“叶春泽”。

37)吴国礼两谱均作“国孔”，误。

38)欧以信《谢谱》作“高以信”。

39)陆润成《谢谱》作“闰（原字为一个‘门’，里边一个‘言’字）城”，《冯谱》作“闰成”。

40)文可大两谱均作“可泰”。

41)黄仲贵两谱均作“仲贤”。

42)谭文厂两谱均有。

43)黎人杰两谱作“仕杰”。

44)李伯宗两谱均有。

45)李德裕《谢谱》作“德誉”。

46)黎元海《谢谱》作“元满”。

47)吴永奇两谱同。

48)赵汝荣两谱同。

49)湛英奇《谢谱》作“奇英”，《冯谱》同。

50)黄文富两谱同。

51)蔡二齐两谱同作“三齐”。

52)冯大泽《冯谱》作“元泽”，误。

53)李子龙两谱同。

54)黄天挺《谢谱》作“大廷”，《冯谱》作“大建”。

55)梁淳化《谢谱》作“化道”，误。

56)何汝祥两谱同。

57)黄悦中《谢谱》作“悦志”，《冯谱》同。

58)伍之露两谱同。

59)卢明远《冯谱》同，《谢谱》作“明达”。

60)郭子交《谢谱》作“子文”，《冯谱》同。

61)黄秀系《谢谱》作“至系”，《冯谱》作“者系”。

62)阮可益两谱同。

63)区孔道两谱同。

64)高远《谢谱》作“吕远”。

65)汤佐《谢谱》作“仁佐”。

66)冯道立。

67)黎圣进《谢谱》同。

68)李圣悦《谢谱》同。《冯谱》作“悦圣”。

69)冯元译《谢谱》作“元举”。

70)陈子龙

71)谭广孚两谱同。

72)周伯通两谱同。别谱有“通”作“道”。

73)陈世兴两谱同。

74)谢忠卿两谱同。《冯谱》云别谱有作“谭忠卿”。

75)黄圣永《谢谱》作“圣作”，《冯谱》同。

76)陆荣泽两谱同。

77)黄文礼两谱同。《冯谱》云有改“黄”为“莫”的。

78)黎文达《谢谱》同，《冯谱》作“文远”。

79)何鹏羽《谢谱》同，《冯谱》作“鹏远”。

80)廖德举《谢谱》作“德峰”，《冯谱》同。

81)吴仁礼两谱均作“仕礼”。

82)黄棠《谢谱》作“棠”为“赏”。

83)何一裹《谢谱》作“一星”，《冯谱》同。

84)伍显才《谢谱》作“伍显”，《冯谱》同。

85)温大化《谢谱》同，《冯谱》作“汤大花”。

86)尹中奇两谱同。

87)黄元生《冯谱》作“悦生”。

88)陈世道两谱同。

89)李子才《谢谱》作“子材”，《冯谱》同。

90)冯元愈两谱作“元俞”。

91)黎成初

92)麦全两谱同。

93)冯德恩《冯谱》作“恩德”。

94)周子逵《谢谱》作“子远”，《冯谱》作“子达”。

95)曹元瑞

上《罗氏族谱》(英村)只记南迁95家，有两家未记。其中一家黎孔昭亦同到蓢底新充新图一甲里排，显为《英村罗谱》漏记。还有一家未知。又在冯秉芸《迩言》所记(即上述《冯谱》)97人，却可见有黎孔昭一家。并注明有些谱把“昭”改为“照”。故有录出《冯谱》所记(括弧内为冯氏注解)的必要。

3．冯秉芸《迩言》记97家人名

冯秉芸，字洁生，顺德龙山乡人，亦珠玑巷后人，他指出《冯氏族谱》载有97家之名，文称：“予族谱谓在南雄始兴县十四图牛田坊，是时同迁者九十七家，于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岁(1273)(原注：大良陈太初墓志作绍兴四年(1134)，相距百余年，必有一误)三月十六日南迁，二十六日到广州，散处各乡，今将九十七家姓名列后，并订别本，注明异同，附论于左：

1)罗贵 2)麦秀 3)李福荣 4)黄复愈 5)邓(郑)一元6)吴孟魁 7)吕远(不录此人) 8)胡汉瑞 9)陆道思 10)黎孔昭(照)11)何大参 12)赵世常 13)苏(曹)汝兴(乡) 14)吴国孔(礼)15)冯三才 16)黄天建(挺)17)伍元露 18)冯元昌 19)阮可盆 20)何鹏远(羽)21)谭文广 22)冯彦(元)彩 23)黎元满 24)黄文富 25)冯元泽 26)黎圣进(俊)27)谭广孚(字)28)黄圣永 29)陈世道 30)谭居(君)可 31)冯文泽 32)周彦才(材)33)高誉(学)恩(思) 34)谭广信(不录此人) 35)吴仲贤 36)王(黄)可(河)闰 37)冯元俞(愈)38)陈世兴 39)梁益宏(宏益) 40)黎仁杰 41)高子啟 42)吴永奇 43)欧以信 44)叶三齐 45)梁化淳(淳化) 46)冯恩(思)德 47)李圣(悦)悦(圣) 48)卢明远 49)周伯通(道)50)欧孔道 51)廖德举 52)陆荣泽(泽荣) 53)李子才 54)曹一常 55)黎文远(达)56)伍悦(不记此人) 57)汤佐 58)陆信(缺此字) 59)黄(莫)文礼 60)谢(谭)忠卿 61)黄考(孝)系 62)陆世兴(英)63)黄羊义(仪宾) 64)罗鼎弼(文拔) 65)麦信可(可信) 66)黄悦中 67)高易思(举)68)黄仲贤(贵) 69)罗之贮(文绮) 70)周观达 71)李子龙 72)文可泰(大)73)李德兴(不记此人) 74)湛奇英 75)陆圣远(远信) 76)叶春及(泽) 77)李伯(恒)宗 78)赵汝荣 79)李应元 80)何汝祥 81)郭(李)子交 82)罗悦秀(不用) 83)伍显才 84)张汝学 85)陆闰成 86)卢远(明达) 87)周子达 88)黄悦生 89)梁维(淮)90)胡胜(圣)章 91)吴士(仕)礼 92)黄赏(裳元) 93)何一里 94)周君(居)义 95)汤(杨)大花(化) 96)尹中(仲)奇 97)麦全(存)

括孤内是别的谱不载或无、或用别的字，多属谐音之误，或先后换转等手文或记录笔误。但本谱97家人名齐全。

《冯谱》出现2位罗姓人名(罗之贮、罗鼎弼)未见于《英村罗谱》，但从别谱得知罗鼎弼又名“罗文拔”，罗之贮又名“罗文绮”，又似兄弟二人，因兄弟、叔侄同行者有。似非假作，可能亦属《英村罗氏族谱》漏记。如是则《英村谱》缺2人可以补完，因《谢谱》已记。

《冯谱》中，据冯洁生参证别谱时，也显示《冯谱》所记为别谱不载的，如吕远、谭广信(英村罗谱、谢谱有)、李德兴、罗悦秀、白悦，冯氏都说别些谱不用。

《英村罗谱》所记97家中的曹元瑞等几家，却是《冯谱》所未记的，看传抄有漏，且时间长了，漏的更多，各谱可能自行补上也说不定。曹元瑞、黎成初、陈子龙、冯道立4家是否传抄之误，如《冯谱》有李子龙，是否即陈子龙之误，皆宜考究也。

《冯谱》中记冯洁生评语有：“今按九十七家，实计得三十四姓。但别本谓一百家三十四姓，而有欧淳仪、苏汝瑞、刘兆熊、谭日宇、邓越南、邓越西、邓越东等七人。无吕远、谭可信、伍悦、李德兴等四人。至族谱有吕、邓、王、谢四姓；别本有杨、刘、郑、莫四姓，恰各得三十四姓，数各相当。然世远名湮。无人征信。想此外所遗尚多，如番禺《屈氏族谱》，谓‘南屈珠玑实始迁’，今此(指族谱97家人中)无屈姓，亦属可疑。更可疑者，一巷之微，安能容百数十家?”从上冯氏之论，可见他已主张“所遗尚多”了，不过他举屈大均一族为例，则不恰当，因罗贵97家南迁，与其他珠玑巷南迁氏族，不尽相同。罗贵事件只是珠玑巷人南迁的一件特出事件而已。

冯氏看见“别本”有百家之说，并列出遗记7人，姓氏有杨、刘、郑、莫4姓。这个“别本”所谈，我们认为以97家为准较好，因百家可能指97家的大数而已，而无更详细记载。7人名字也应加考证，而所缺4人则多见于现有3谱之中，似较可靠。而别本中四姓，其中郑姓已见于《英村罗谱》中，作郑一元，疑即《冯谱》中的邓一元，冯氏自记也注云：“别邓作郑”。总之，冯氏所言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之一。如“别本”中的莫姓可能即《冯谱》中的“黄文礼”“黄”误为“莫”。

4．市桥《谢氏族谱》所记98人姓名

《谢谱》(即市桥《谢氏族谱》简称)亦记有罗贵同行97人南迁姓名。但特点是以陆闰（原字为一个‘门’，里边一个‘言’字）圣为首，上词年代记为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指《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词上年月)，与《英村罗谱》记为绍兴元年正月初五不同。即前后相差达74年了(绍兴元年为1131年，开禧元年为1205年)。兹录如下，以列比较。

1)罗贵 2)麦舜(秀)3)李福荣 4)李应元 5)伍悦 6)吴孟魁 7)谭君可 8)张汝学 9)马彦(冯彦彩) 10)冯三才 11)陆道思 12)梁淮 13)麦超(信可) 14)吴仲贤 15)黄复愈 16)陆以信 17)曹一常 18)郑一元 19)周彦才 20)谭广作(信)21)冯元昌 22)胡汉瑞 23)高易昌(恩思) 24)黄义全(无此字) 25)何大彦(参)26)黄沙润(王可闰) 27)周观达 28)赵世峰(常)29)梁孔(弘)益 30)周君义 31)口远32)苏汝卿 33)高子启 34)胡胜章 35)叶(蔡)春泽 36)吴国礼 37)高(欧)以信 38)陆固诚(润成) 39)文可泰 40)黄仲贤(贵)41)谭文广 42)黎仕杰 43)李伯宗 44)李德誉(裕)45)黎元满(海)46)吴永奇 47)赵汝荣 48)湛奇英(英奇) 49)黄文富 50)蔡三齐 51)李子龙 52)黄大挺(天建) 53)梁口口(淳化) 54)何汝祥 55)黄悦志(中)56)伍之露 57)卢明达(远) 58)郭子文(交)59)黄至(者、秀)系 60)阮可益 61)区孔道 62)吕(高) 远63)汤仁佐 64)黎圣进 65)李圣悦(悦圣) 66)冯元举(泽)67)谭广孚 68)周伯通(道)69)陈世兴 70)谢(谭)忠卿 71)黄圣作(永)72)陆荣泽 73)黄(莫)文礼 74)黎文达(远)75)何鹏羽(远)76)廖德峰(举) 77)吴仕(仁)礼 78)黄棠(赏) 79)何一星(里)80)伍显(显才) 81)温(汤)大化(花)82)尹中奇83)陈世道 84)李子封(才)85)冯元俞(愈)86)麦全 87)周子(逵、健)88)罗元鼎（鼎弼) 89)黄志经 90)陆世珍 91)罗之贮 92)罗悦秀 93)黄生远 94)冯因条 95)冯大(元)泽 96)黄元(悦)生 97)陈世兴 98)冯德恩(恩德)

《谢谱》中97家人亦有8家为《英村罗谱》未载，即：陆圈圣(诚)、罗元鼎、黄志经、陆世珍、罗之贮、罗悦秀、黄生远、冯因条等8家，其中罗之贮、罗悦秀两家见《冯谱》，罗元鼎即《冯谱》中之罗鼎弼(文拔)，陆圈圣即《英村罗谱》中之“陆润成”，冯因条即《英村罗谱》之“冯德恩”，《冯谱》之“冯恩德”，黄生远或即《英村罗谱》之“黄元生”。

总之，罗贵南迁97户人家，疑点不少，故必须从每个人的考证才能解决问题，即本文因而组织写作。

二准确可考人数

据手头上族谱资料，罗贵97人南迁最有实证的不过18人。分述如下：

1．罗贵(罗贵祖)

罗贵是这次南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故各谱多有较详细的记载。兹选其后人东莞英村《罗氏族谱》为基点试论。该谱载罗贵立身新会蓢底村后，生子清之，清之生翔，始迁居东莞英溪，时绍兴二十八年(1158)。可见此谱记罗贵事较详而可靠。《琴轩集·宝安罗氏族谱序》云：“宝安之罗为邑著姓，其先南雄人，当宋南渡后，有讳某者始来宝安，乐英溪山水之胜，因居焉。七世孙亨信，由邑庠生登永乐二年(1404)进士。”又称：“迁莞后七世孙罗亨信居莞城西门，是为‘西门罗’之始。”此谱还有《罗贵传》专篇，并附《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知府钟文达批词》、《计开赴难围（原字为一个‘囗’，里边一个‘专’字）词人九十七名》、《本府引文》、《赴冈州告案立藉繓引词》、《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罗贵等之供结》(内分罗贵单开供状，计开男女人丁，新收田产等)。故按《英村罗谱》看来，对罗贵南迁记述至详。

分女记述亦较多较详，如《开平县志》有记：“狮子罗村其先世宝花，随宋太祖渡江讨叛，至广东南雄始兴县，遂家居焉，七代贵翁(即罗贵)，绍兴元年(1131)，从南雄迁蓢底，即今新会良溪也。(良溪为洪武时改名的)”继称：“贵次子利用分居开平狮子罗村，男女人数约7千余。”事据新会良溪《罗氏族谱》，因该谱云：“始祖琴轩自宋高宗绍兴元年，因避苏妃之难，由珠玑巷迁新会蓢底，即良溪也。”

罗贵祖宝地，即彦怀，始迁南雄，亦可见于三水范湖显学冈《罗氏源流》称：“适至彦怀，宋太祖拜为御前忠勇太尉忠翊郎，由祥荷县迁居于南雄珠玑巷。彦怀之第七传孙罗贵祖于宋高宗绍兴元年，因皇上缉苏妃之祸，挈眷及里人三十八姓九十七家，南迁至冈州朗（原字为左边‘土’，右边一个‘朗’字）底，更籍辟居。公有九子四十七孙，分布于广东各郡县繁殖。”故次子利用入开平狮子罗村，五子清之入东莞英溪。

此外，高明《罗氏族谱》云：“贵祖因宋朝烽火离乱，由南雄珠玑里南迁新会蓢底。太祖兄弟六人同来广肇，后卜居于高要孔堂，今属高明。”也说明罗贵与族人同时迁徙。

后代记载以范湖显学冈《罗氏源流》为明确。文称：“琹轩乃罗贵祖之裔孙财禄祖也。居于南海小榄圩边长延乡东南。妣张氏。生四子，长大周，迁小榄圩边白仙乡，次子细周，居小揽长延乡大埚村，三子谷周，迁居顺德大良，四子米周，迁居三水县田螺饰（原字为‘饰’字去掉‘饣’旁换成‘土’字）村，其子孙奉米周公为始祖。公传至第三代孙罗文贵，在大明朝之世，出仕巡宰。财禄祖至第五代传孙罗全，乃文贵之第三子也。”这段记明贵祖孙迁南海小揽乡，再分居各地。如《佛山地名志》云：“南宋末年南雄珠玑巷逃难南迁，先至现大涡村附近塘边低地居住，后为避洪涝威协，再迁现址建村(指小塘罗氏)。”这支迁民即财禄祖次子细周公所住小榄长延乡大涡村地再分支人小塘事。

又《番禺县地名志》云：“南宋时，罗姓居民自新会蓢底迁此建村(指南村镇罗边罗氏)。此处罗边罗氏子孙又再迁徙，如《东莞市地名志》云：“(元江罗屋堂罗氏)宋末罗姓由番禺罗边村第三房迁此。”

又《鹤山县地名志》亦记良溪罗贵后代迁入鹤山事。文称：“咸淳二年(1266)，罗贵等38姓97人自南雄珠玑巷携眷南奔。罗氏初居新会良溪，复迁开平大罗村，再分支至此开村。”(指鹤山宅梧荷村罗氏)。又记： “咸淳二年(1266)，罗氏从开平大罗村迁此。”此处记述都是宋末之事，与《开平县志》记罗贵次子利用分居开平狮子罗村，可联系起来。

总之，罗贵在南宋时南迁问题虽有许多未明之处，如迁徙时期，家族情况，后代分支情况等等，但已足证明确有其人，且为97家南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到蓢底时，组建成新图一甲，罗当里长，还有里排9人。良溪附近南宋村甚多，姓氏亦多为97家中的姓氏，如陈、黄、李、吴等，97家南迁人姓氏又集中，如在鹤城大官田附近，《江门市地名志》云：“南宋咸淳四至十年间(1268—1274)，陈、黄、李、吴、梁等姓，从南雄至此开村。”《鹤山县地名志》更详细，文称二“以罗贵为首三十八姓九十八人，自南雄南奔，沿江两岸迁徙。陈、黄、吴、梁等姓，至此开村。”

良溪西面鹤山县桃源镇区李氏，据《江门市地名志》有分布珠玑巷李氏村庄，即有汉坑、南头、湾(允)草坑、中心、马山、龙村、龙珠、船冈、富屋边等，即为禄洞片村中各小村地区。而在桃源镇的沐河，该志更说：“南宋咸亨四年(?)南雄三十八姓九十八人携眷南奔(据县志载)，其中何、区两姓，迁此定居”。沙坪东大兴社何、吕二氏1266年来，平冈宋氏绍兴元年(1131)由保昌迁松朗，再迁此；黄洞黄氏绍兴元年由南雄迁杜阮(良溪南)，咸淳迁此；陈山李氏亦南宋1266年迁此；云廖何、胡、吕、源咸淳间由南雄迁楼冲，分支迁此；河南欧、冯两姓咸淳间徙此；古劳镇麦村麦、关两姓是1266年迁此；西江边丽水李氏；外茶山李、古两氏；龙口镇南安温、源、杨三姓；文堂温姓先迁霄乡，再迁此；尧溪刘氏等都说1266年来；中七(包5小村)咸淳问有李、任、关三姓迁此；福径冯氏(1268)；那白黄氏(1266)，月桥黄氏(1273)，龙庆黄氏(1273)，龙护刘氏宋1266年迁尧溪，后分此；水口冯氏(1273)，古造李氏先迁禄洞(1266)，后徙此；霄乡源氏1265年迁自沙水，温氏迁自珠玑巷；三富陈氏1265—1274年迁来，竹朗黄姓是先在钱塘，后迁入；址山镇廓村麦姓1266年迁入，排楼绍兴初(1131—1140)伦、凌、李、陈自南雄迁入，初名凌村(人数多)，1488年陈经纶建牌坊纪念宋末祖陈英辅、源辅献粮千石抗元，故名，“兄弟义士坊”今存；东溪麦姓1266年迁入，今名昆旸，分支木房，三合；宅梧镇严村1266年严、邓、梁迁此。荷村罗氏该志称：“罗贵等38姓97人自南雄珠玑巷携眷南奔。罗氏初居新会良溪，复迁今开平大罗村，再分支至此开村。”“后分云益、布尚、西园李姓1266年迁此，分东园、莲村；泗合麦姓1266年迁此，分支榕树，棠下镇北达1265－1274有潭、梁、吴姓迁入；向阳萧姓1273年沙水迁此；横江张、黄1276—1277年迁入；乐溪陆、卢两姓，新昌邓、梁、容三姓皆1265—1274年迁入，木朗更记为1273年李四庄、刘大用、苏汝卿三人来此立村。

总之，良溪为中心的鹤山、新会、开平三县地分布多为97人后代子孙，且不断繁衍，也有纪录。此亦足为罗贵本人的事迹，有旁证作用。今海外仍有其子孙，如区如柏在《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载1991年1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即说：据中街七家头的罗奇生、罗致生的创办人罗兆龄、罗兆贵兄弟的后人说，“他们的祖籍南雄珠玑巷，后来迁至良溪乡。从他们的祖先罗贵祖开始定新会，而成为新会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是第二十三代了。”可见罗贵是确有其人的。其子孙分布很广，如《广州市地名志》亦记钟落潭五龙冈罗氏亦为宋末珠玑巷罗氏迁此建村，但未详确。

2．谢忠卿(《冯谱》作谭忠卿，误)

谢忠卿见于《英村罗谱》、《市桥谢谱》，冯谱作谭忠卿，恐误。

谢忠卿按《市桥谢氏族谱》记载：“番禺市桥谢族，始祖六郎，字忠卿，自南雄珠玑里迁居番禺慕得里司大田村，八世礼叟乃迁居市桥，六郎父武仲，生宋咸淳中，仕南雄路总管府照磨，六郎以开禧元年同陆圈圣、罗贵等九十八人赴告，向南而行。”本条记载年代有误，即武仲生于咸淳而其子六郎南迁于开禧，是误记的，开禧早于咸淳达60年以上。但说明谢忠卿是同罗贵97人南迁之一员。

此条说明谢忠卿并未与罗贵同迁至新会蓢底村，而是到广州番禺慕得里大田村住下，达八世之久。慕得里即后称“慕德里”。

番禺慕德里的大田村有多处，慕德里的大田村是在慕德里辖下的大田村，按《永乐大典》广州番禺县之图，慕德里是在城西北河岸上，其处今仍有大田村。《广州市地名志》(1989)云：“大田在市区西北部，白泥河东岸，2140人，属江高镇。相传南宋时南雄县珠玑巷迁此建村，开垦一片大田，故名。”即与上记载相合，又据《大田谢氏世系谱》记载，亦相合，且更详细，谱云：“始祖讳六郎，字忠卿，号六翁，乃四十三世艺圃公之子也。南宋开禧年间，自南雄府始兴县牛田村迁居番禺县慕德里司大田村为始祖，配安人朱氏，生四子。”该谱又记六郎谢忠卿传至六世祖为仲廉公，公长子七世祖讳漆宝，字庆玉，号芳圃，迁番禺莘田村，为莘田村始祖。后拆番禺建花县，莘田又属花县了。芳圃生五子，次子义叟，号伯颜，由莘田村迁居芳村，为芳村谢氏始祖。祀芳村至爱堂。(据谢璋《从族谱探究芳村谢氏的来源》，见《羊城今古》，1992年第3期)

据明初洪武间编成《番禺芳村谢氏族谱》中《芳村世系纪略》云：“考吾族系，本出周宣王之舅申伯王，以谢邑封伯，后因以为氏，即诗所谓：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者也。溯同逮汉明帝时(58—75年)有夷吾公，谱以为吾族一世祖焉。沿及两晋六朝，世有令德，为时名卿，如安如尚，并灵运惠连，庄、眺辈勋业文学，赫赫照人耳目。维时与王族相呼，非史所称乌衣王谢耶?虽以唐刘梦得朱雀桥诗，有‘旧时王谢，寻常百姓’”之语，然瓜绵葛庇，日引月长，安有错薪中无翘楚者。于是由江左入岭南，原居南雄府始兴县躇（原字为左边一个‘石’，右边一个‘著’字）矶里(珠玑里)。以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因事诏村民迁徙，时随吾祖而迁者(即六郎)，计九十八家，悉有名人等。而大宗始祖之六郎公，遂择番禺之北，居大田乡。则谱所谓称‘大田始祖六郎从迁也’。未几，芳圃公复支迁花邑莘田，生五子。长曰仁叟。留莘田(新华东面)，次义叟，迁芳村，次礼叟、智叟，迁市桥者，或为智叟，或为信叟，而木棉房之礼叟，谱录固殊焉。总之，不离芳圃之子近是。”这支谢谱(芳村谱)1894年由19传直常重修，序言中说：“八世伯颜公，由莘田迁河南，始居河南之芳村。”谢璋还指出1936年由伟略等重修《芳村谢氏族谱》一次。又据《广州市地名志·白云区》记载了大田谢氏另一支分向人和镇大田庄。其分衍时代是清分去的。今仍有后代1335人。

因迁移时期未有肯定，学者多议论。如忠卿是开禧南迁，而罗谱又说忠卿是绍兴南迁，是其一也。另据1894年甘芏（原字为上边‘艹’，下边一个‘二’字）荪《谢氏世谱序》(双世孙)云：“原吾宗之派衍粤东也，始自南雄居民有珠玑巷者，因避苏妃之难，给牒南迁，其时姓联百家，而吾姓惟惠生公之三子，德政、德俊、德卿兄弟三人相偕南下，皆一本之亲也……德卿生子南峰，侨居南岸(三水)，南峰生子南圃、芳圃，南圃仍居南岸，芳圃则迁居番禺，生子六郎。”则六郎不可能随罗贵南下者也，此其二。此条由于后出，且文中又说到了“无所赞承，以为考核”之语，故不从之。《开平县志》又记县城西门谢族，宋招讨使华甫之后，子日忠卿，始由南雄迁周郡，至公锡再迁新兴仓步屯(即开平)，则忠卿有分支矣。

3．卢明远卢明达

《英村罗谱》手抄本只记“卢明远”一人，市桥《谢谱》只记“卢明达”一人，在《冯谱》中又记“卢远”、“卢明远”二人，但在卢远名下又注称：“别作卢明达”，可见各谱所记，详略有异，文误又多。我们据神山《卢氏光裕堂族谱序》(二十一传裔孙芝湖序)所记，知两人是兄弟，同时四兄弟南迁，随罗贵至大良后(顺德)，再迁神山(广州郊区)立村。

该序首明立谱之义云：“且夫国必有史，而家必有谱，国有史而世系长，家有谱而宗文见也。”次述卢家谱系的优良传统，即文续云：“今我卢氏族虽蕃衍，而昭穆宜焉，卑不以援上，尊不以论下，富贵不以易其亲，贫贱不以易其疏，莫不有家也，始终必记，遐迩必达，莫不有世也。万派归源，千根同本，大小各干，升降同酋，此良谱也。”

三述先祖之名人，故续云：“考稽我祖，乃齐太公之裔也。公子奚采食于卢，遂以卢为姓(山东长青县附近)焉，而范阳并邹简者，同郡也。迨至唐有卢公照邻，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人称四杰，但岁远年湮，若欲次卢氏之世，从何考之哉。”

四才述及近祖自珠玑巷南迁历史，故续云：“我穆公兄弟四人，乃大宋咸淳九年(1273)，岁次癸酉春间，适值天灾地劫，民不聊生，兄弟几人，避难迁此，并同三十余姓，在南雄保昌县沙水村牛田坊珠玑巷三月十六日起程，四月尾始到冈州大良，后各分居觅食，尔至番禺神山，择地立家，耕种为活。二世祖长讳渊，字少九，妣刘氏，次讳穆，字明远，妣黄氏，三讳镜，字智亮，妣邓氏，四讳睿，字明达，妣江氏，各以耕读营生为业，而不失虚传也。斯甚时，吾祖初绘图于轴而出于盎而已矣，但源远流长，世延岁月，岂无不朽之哉，是故族谱不可以不修，亦不可不细。愿后世人必要勤修族谱，即为修德之功也。”

这里指出卢少九、卢明远、卢智亮、卢明达是四兄弟，各已立家，其次是读书人，有钱置地耕读。三是97人中签名是二、四兄弟，大、三同行而已。即《罗谱》只记其兄，《谢谱》只记其弟，而《冯谱》则知有二人，不敢下结论而已。

按《广州市地名志·白云区》云： “神山在市区西北部，7560人，属神山镇，相传宋代建村，因村旁原有一山冈称‘菩萨岭’，故名”，与古代记录相合。此地为珠江三角洲河网区，当白泥河下游，宋时由清远下石角入白泥河到广州洪期一宿可至。即当日为南下广州或三角洲主河道之一，珠玑巷迁民每先到广州城找亲友才分散各地立身的，故今神山地区，南宋建村的不少，如能亲下去各村收集各姓家谱，当有更多97人的罗贵同行者发现。如该志记南宋村庄有“大石冈”、“鹤冈”、“九谭”、“杨山”、“大岭”、“归朗头”、“沙龙”、“石龙”。神山附近钟落潭镇五龙冈罗氏，梅田村人、茅冈，村人、白土村人、太和镇大沥村人、竹料镇大罗村罗氏、小罗村罗氏，新市(旧岭岭市)镇陈田村陈氏，石井张氏、江高叶边叶氏、竹科张氏等，九佛镇有下列各村，亦均为宋末珠玑巷迁民来此立村的，且多在咸享年间，与世传避胡妃之乱一说时间相合，此期建村有凤尾、枫树下、七星庄、棠下、黄田、燕塘、莲塘、重冈、长庚、山龙、上社等村。想其中也会有97人中的某一些人，希注意焉。

4．苏汝卿

苏汝卿在《罗谱》、《谢谱》均有记，在《冯谱》中记为“苏汝兴”并在名下注“别本”作“曹汝卿”，可见传抄有误。

此在《江门市地名志》中有记，文称：“木朗，在杜阮镇区东南、江门市区西北约5公里处，为丘陵区。相传南宋咸淳九年(1273)，李四庄、刘大用、苏汝卿三人由南雄珠玑巷来此立村。此地低洼荒芜，四面小山林木茂盛，洼地上蓢草丛生，故名木朗。南宋祥兴二年(1279)宋亡，东莞县令尹晋来奉母避难，到此定居，简姓族人亦随而来。刘、李、苏三姓村民徙往附近芦村，另立新村。”

上条记三人只有苏汝卿为97人中之一，其余李四庄、刘大用未见于上三谱中。可知当日97人中，同行而未签名的人尚有不少，如卢明远、名达同行的两对兄弟夫妇、罗贵的家人等等。即签名人的家属尚有不少的。这两位李、刘可能也是同行者，才一起来蓢地开荒立村过活，可能还有家眷。

5．陈世道陈世兴

陈世道、陈世兴二人在《英村罗谱》有，但分开写，《谢谱》中亦有，在《冯谱》亦有，亦分开写。是比较肯定97人中之一位。

陈世道、世兴在其他谱中亦有记载，如《陈氏英翁族谱》即有记称：“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日，珠玑巷签名九十七人共三十三姓，罗贵为首，内有族中陈世兴、陈世道二团称告移，由县及府，南雄府钟文达准给文引，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日缴，偕九十七人向南迁移，四月十三日到大良邑，众赴县业芳告案立籍，县造册缴引，而世兴、世道在良而居止焉。是时巷中陆续南迁者多矣。谟祖之兄弟七人，子侄二十有八，偕族之兄弟三十有余，有携手南迁，有留恋故土，有返回福建，有各处别去者。吾谟翁兄弟，世代官宦，仍居故土。”从这段文字，可知陈世道、世兴与后迁之谟翁、英翁是同族兄弟，先随罗贵南迁，而其他族人，如谟翁、英翁一族则随之南迁，亦有少数留居，少数返闽，少数另投别处的。南迁族人分散如下。

一、留居本土该谱续云： “盖谟翁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癸己岁，至历淳熙十六年，光宗绍熙五年(1194)，宁宗庆元嘉太而至开禧元年(1205)乙丑岁，三十三岁是也。是时谟翁与英翁同登科第，志在故土，不欲迁身，在居官不能迁。谟翁举乡进士，官至刑部侍郎，随隐焉。英翁登进士，为宣议大夫，差抚外夷。谟翁生四子：文诜、文振、文龙、文超。英翁生四子：法、福、寿、悟，及历开禧至嘉定，又理宗始宝庆，终景定，共在位四十年，改元者八，而谟翁与英翁耄而殒矣。”

二、咸淳再迁陈族世兴、世道1205年随罗贵南迁后，1273年再南迁，此次南迁是各逃生的。详见谱载。

《陈谱》续云： “咸淳九年癸酉岁，即元太祖至元之十年(1273)正月甲子，夜各逃生，吾祖相语曰：‘是行也，兄弟恐难相遇同处，但逢中则止焉，兼村名有点水者楱焉。’盖水流万派在在可以逢源，矧故土，亦曰‘沙水村’，以志无忘所自也。因是咸淳九年(1273)，法祖偕叔伯兄弟子侄登舟而往，步陆而行通，迁于广州府各处居焉。”

本段记述已指出与罗贵南迁大异，计：

1)无组织的纯家族避难而逃，故不在97人，33姓之列，以法祖为首的氏族迁徙。

2)是乘船而不是乘竹筏的。

3)有步行途径的。

4)迁居地是广州府各处，无一定目的。

5)夜各逃生，并已有再难相叙情况。

从上述五点，可证南雄珠玑巷南迁潮有好几次，绍兴、开禧、咸淳均有重要南迁潮。而此谱所记则为咸淳时南迂，当与开禧时南迁大不相同。此次南迁分布区也不同，各自逃生，分散各地。述如下。

该谱续云：“长谟翁四子至古冈德行里寓焉；次宣翁迁居东莞四恺翁迁居海晏汶村；王润翁迁居潮州；六图翁迁居远城里；七仁翁迁居古冈涯湾；三英翁生四子：法、福、寿、悟，福祖居潮涟(新会县)，寿祖居黄冲，悟祖居邓冲。我法祖十五郎守朝郡，守广西柳州府州知府，学法救民，满俸荣归。当祸而南迁也，抵舟于新宁(今台山)只坛海旁住札，忽闻哇声响闹，祖曰，此必有田里可居，遂登车而寻，择地名冲全而栖止焉。”

该谱记陈世兴、世道为同族人，同居巷中以早迁于同里陈氏，但谱系未详，应加考究者也。其详见曾昭璇等《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一书中之《台山汶村陈氏南迁路线》一文(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6．梁淳化

梁淳化是《英村罗谱》中名字，但在《谢谱》中却写成“梁化道”，而在《冯谱》中又写成“梁化淳”，并在名下注上“别本”作“淳化”。

梁淳化证为97人中之一，早在黄佛颐(即慈博，1885—1946)《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文中提出，他是按《香山县志》找到了梁淳化是罗贵97人之一，他按语上说：“按：又有梁氏始祖淳化，字绪庵，由珠玑巷迁居小榄。按：此亦九十七人之一。”

据此，梁淳化是没有在良溪居住过，而和陈世兴、世道等人在大良停居那样，迁居香山县小榄的。但亦可能漏记。因入小榄氏族不少是再迁、三迁而后最后定居小榄的。

7．梁宏益

梁宏益是《英村罗谱》记名，在《谢谱》中记为“梁孔益”，在《冯谱》中则记为“梁益宏”，但注明“别作宏益”，可能《谢谱》有笔误。

梁宏益为97人中之一，亦早为黄慈博指出。他说：“按：梁宏益为九十七人之一，仅可考见者如此。南来年日亦未详。”他从《香山县志》等查得：“香山榄都小榄梁族，厥祖宏益由南雄珠玑巷迁古冈州，又迁小榄，分二族：一松隐祖族，一灵毓祖族。”此人记述比梁淳化稍详，知初迁冈州，即与罗贵同行至新会，再迁小榄的。即第二次迁徙了。并在小榄繁衍成二大支系(房)。

8．冯三才

冯三才在冯、谢两谱均载。并无更详细记事。在《顺德·冯氏家谱》载《珠玑巷南迁顺德族姓》一文(见《顺德修志简报》)中有如下记述：“顺德古楼冯族，始祖祯颐，字三才，宋承事郎，由保昌县(即南雄县古称)珠玑里迁居南海县古楼乡，今隶顺德。”知三才亦宋官员。

9．陆世卿

《冯谱》作“陆世兴”，疑《罗谱》中的“陈世卿”或即此人。因《开越大夫祠纪略》云：“顺德秀廷房始祖世卿，原居南雄珠玑巷，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癸酉三月十六日由南雄启行，二十六日抵广州府龙江之北立家焉。祠建古树坊。”按咸淳九年有记即罗贵南迁年份(如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所载)。《麦氏家谱》所载日期，亦与此相同，可知陆世卿，即陆世兴。《麦谱》记云：“是年三月十六日，同文引等九十七名，并亲眷附行甚众，二十六日至香山县、冈州、大良。凭土人冯天诚接歇数日，会同来人赴县告案，立籍缴引文。冯天诚、龚应达等保结赴县。”按《麦谱》所记启行，到达日期均同，应属罗贵九十七人中之一。又“兴”与“卿”同音，故陆世兴即陆世卿。

10．冯元昌等七兄弟冯元昌，在冯、谢两谱均有载。

《新会县乡土志》称：“其别友由业(指北燕冯宏之子冯业)二十二世至元昌，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挚兄弟七人自南雄珠玑里迁香山大良角。又十世至诚大，迁新会近城大口冲、清化关、西塾，及散居各乡者，约共二千余丁。”

上文兄弟七人据黄慈博云：“按：九十七人中，有冯元昌、冯彦彩、冯三才、冯大泽，冯元泽、冯元愈、冯道立、冯德思，殆即此七人。”

按《罗谱》“元”字派有三人，“泽”字派二人，但《冯谱》中“冯大泽”却写作“冯光泽”，“冯彦彩”名下又注有“别彦作元”，则亦可名“冯元彩”，即“元”字派实有四人(元昌、元彩、元泽、元愈)。则黄慈博所言亦有理由，故从其说。加上冯三才的记录，则兄弟同为南迁97人中分子，很有可能。

总上述共18人：罗贵、谢忠卿、卢明远、卢明达、苏汝卿、陈世道、陈世卿、梁淳化、梁弘益、冯三才、陆世卿、冯元昌、冯彦彩、冯大泽、冯元泽、冯元愈、冯道立、冯德思等。是比较可靠的罗贵等南迁97人中的分子。这只是我们的意见。但是还有几位是颇有争论的也略陈于后。他们有属于推断，也有些是未考究清楚，但有存疑价值的。因为罗贵南迁多以家族为单位，如麦氏一家多达200多人，故97人中未必能全部男人都签上名字。

三、不准确存疑人数

上段18人比较可靠，但只占97人中的1／5，4／5人名未能确证，即大部仍是未明，其中却有一些颇有研究价值的。选述如下。

1．麦秀

麦秀见于《英村罗谱》及《冯谱》，但在《谢谱》中却作为“麦舜”，但“舜”音与“秀”略近。此人身世未明。但黄慈博注《小榄麦氏族谱》中“麦必秀”时，说：“按此疑即九十七人之麦秀。”这一推论和《小揽麦氏族谱》、《新会麦氏家谱》所记有不少相合之处。试论如下：

(1)《新会麦氏家谱》记载与罗贵同行，日期、人数、地点均相同，与《英村罗谱》相同如下：

《麦谱》云：“是年三月十六日，同文引等九十七名，并亲眷附行甚众，二十六日至香山县、冈州、大良。凭土人冯天诚接歇数日，会同来人赴县告案，立籍缴引文。冯天诚、龚应达等保结赴县。”

此段记述亦与《谢谱》同。

《小榄麦氏族谱》亦有记：“麦必达为铁杖十六世孙，自南雄保昌迁香山之黄旗角。”“麦必荣，字尚仁，登宋崇宁癸未贡选，官至奉政大夫，由南雄始迁东莞，靖康乌沙桥东。”“麦必秀，字尚义，登宋政和丙申乡贡，宣和二年，授江西南康县知县招讨尉，由南雄始迁南海麦村。”“麦必瑞，字尚智，由南雄始迁番禺。”“麦必雄，字尚信．弱冠从诸兄迁徙，一旦复归南雄。后再至广州．居新会。帝昺时出谷赈济。”

(2)《麦谱》记当日南徙情况与他谱记罗贵南迁相似。如《新会麦谱》(全称为“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说当日南迁时情况也是：“以竹结筏，浮浈水而下，至连州水口，遇风筏散，溺毙男女无数，至广属香山黄角、大良，各投土人草屋安歇，分寻居住，成聚落焉。麦氏有五弟一妹，及同族二百余人，始居黄角。”

《小榄麦氏族谱》(光绪十九年刻本)亦有类似的记载。文云：“牛田坊凡五十七村，惟珠玑巷同里九十七家共议南行。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田多山少，可以合处闢居，乃告有司给路引南徙，时保昌严县主准申南雄府钟文达立案，批发路引，我祖必达公兄弟五人，长必荣、次必秀、三必达、四必瑞、五必雄，相与挈家二百余口，于咸淳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起程抵广州，五月十五日至香山黄旗角乡。未几，分居各属云。”说与南海《洗氏族谱》大略相同。

上述两点，可见麦必秀是罗贵97人中之一员，即其从行兄弟也应是一员。如此，则罗贵南迁氏族中，又多添麦必秀、麦必荣、麦必达、麦必瑞、麦必雄等5人。但未见于97人之中，故黄慈博见疑麦秀为97人中之麦氏兄弟中的麦必秀。我们把他列为可能属97人之一，即因各已见本麦秀并无“一作麦必秀”的记录，而其南迁时也不与他谱(如英村罗谱等)相同，说是咸淳九年而非绍兴元年之事。

但从《小榄麦氏族谱》记麦必荣“登宋崇宁癸未贡选，官至奉政大夫。”按崇宁癸未为北宋末徽宗年号，时为l103年，能官至奉政大夫当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麦必秀则“登宋政和丙申乡贡，宣和二年(1120)，授江西南康县知县招讨尉。”此亦北宋末之事。则兄弟南迁以南宋初绍兴世为宜。但《麦谱》所记为麦必秀而非麦秀，麦秀从罗贵至良溪，被委为“里排”，与麦氏各谱所载，人名不同故事亦相类，而未敢定为“麦秀即麦必秀”，但有可能为一人矣。

2．谭朝安

谭朝安据《台山县乡土志·谭族源流》云：“朝安祖行卞六迁居广州旧仓巷，据笔者高祖谭超，会开平长沙主编《谭氏族谱》，内载：‘朝安祖随尚书罗贵祖领导，因宋失妃事，走难下羊城，居旧仓巷，即今宏秩祠址。’”

上段文字有述及随罗贵祖南迁及困宋失妃事，与罗贵南迁事件有关，应为南迁人仕之一。但在各谱中，97人中未见此人，应是同行人士，不是家族代表人，故未签名具报俯乞文引。今列为存疑人士。因97人中谭姓共4人，即谭文广、广信、广孚、君可。朝安或可能是上述4人中某一人的别字，也未可定，待查。

3，李四庄

《江门市地名志·木朗》条中，记：“相传南宋咸淳九年(1273)，李四庄、刘大用、苏汝卿三人由南雄珠玑巷来此建村。”

按此条，李四庄或系与苏汝卿同为随罗贵南迁人士。但97人中未见李四庄名字，可能因他不是家族代表人，故未签名，或是随行人士。按李姓共有七人，即：福荣(里排)、伯宗、子龙、子才、益元、德裕、圣汤，未有四庄，未知是否上述某人的别字，也未可定，待查。

4.刘大用

刘大用与李四庄情况相同，与苏汝卿同来开村，显非土人亲友，而应是逃难南迁珠玑巷人，但各谱97人中亦无他的名字，想是随行人士。按97人中，刘姓有一人，即：刘兆熊，见《冯谱》的按语，云： “但别本谓一百家三十四姓，而有欧淳仪、苏汝瑞、刘兆熊、谭日宇、邓越南、邓越西、邓越东等七人，无吕远、谭可信、伍悦、李德兴等四人，至《族谱》有吕、邓、王、谢四姓，别本有杨、刘、郑、莫四姓，恰各得三十四姓，数各相当，然世远名湮，无人征信，想此外所遗尚多。”故此人我列入存疑人士。

四结语

从罗贵97人南迁史迹看来，是南宋时期一次集体迁徙移民，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具有历史真实性。从97人考证虽然我们只能考出1／5人数，但是已可看出97家人都是有头面的富户，且多属整家迁移。不少学者从各家谱的矛盾(如迁徙年月，行文形式，手文之误等等)，认为是不可靠的；再加苏妃、胡妃之异，视为不经之谈，或称为虚构的故事等等，弃而不顾，我们则认为可惜的，想史学亦有过疑古时期，说“大禹是一条虫”之类，古书所言，类皆空构。今天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不断发展，已能对这些前代传说进行科学分析，发扬古代优秀文化，正是当前急务，前辈顾颉刚教授尝言，史学有两大金矿未开，即《族谱》和《地方志》，我们正是应用今天各个学科的智识，去开发它，古为今用，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水平所限，不当之处，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曾昭璇华南师范大学

张永钊中共佛山市党委

曾宪纬香港中文大学

谢港基香港中文大学

曾宪珊广州青年培训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见《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2．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3．曾昭璇等：《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4．曾汉祥、曾祥委主编：《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5．刘兴洲：《珠玑巷古今》，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1995年。

6．南雄政协、珠玑巷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备会合编：《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

罗贵九十七家集体南迁的时间考证杨宝霖

由南雄南迁东莞的氏族，唐则无闻，明则少见，多者为两宋，一家一族的零星迁入，有宋318年间，时时有之。但有组织，大规模的97家33姓的集体南迁，却属仅见，影响最大。其间详情，《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有所叙及。黄慈博曾以《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番禺市桥谢氏族谱》互校。为明原委，引之于下：

宋季间(《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霖按：以下简称《麦谱》】作“宋度宗咸淳九年癸丑”。《番禺市桥谢氏族谱》【霖按：以下简称《谢谱》】不著年代)，有宫人苏氏，貌美性淫，贪私无已。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令下冷宫。时季宋宫禁不严，妃乃潜逃，无人知觉，自度不可复入，因扮作游妇，混杂京省，踪迹飘泊，所遇辄投。时有富民黄贮万，系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霖按：南雄宋日保昌，即今南雄县治)牛田坊人。贮万备船运粮上京，遂得至关口市下(《麦谱》作“至临安湾泊”)湾泊船只，备牲酬福。时有歌舞近前，似有献媚之态。万见女貌美，稍以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娓娓不已，愿托以终身之事。因载而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而不知逃亡久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麦谱》作“张英宾”)行文各省缉访。终年无迹，乃复奏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之女子，即苏妃也，已改姓，为贮万宠妇矣。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走出(末两句《麦谱》作“家仆刘庄，憾其主，走京师，诣英宾告其事。”)，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乃诈民遗(霖按：疑为“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其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以灭踪。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塘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等等，时贵祖有婿梁乔辉(《麦谱》作“罗贵祖者其姑夫乔辉仕京为指挥。”《谢谱》“女婿”作“姑丈”)现在京都任兵部职方司，得闻声息，遂遣家人密报。末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徙。时始兴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唯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之处，众相开基辟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众议而相语曰： “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吾等何修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后见公子孙，如赡日月。”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而予等独籍公之恩得赖逃生，何以相报?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贫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飨。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麦谱》有“以竹结，浮浈水而下，至连州水口，遇风，簰散，溺毙男女无数。至广属香山县黄角、大良，各投土人草屋安歇，分寻居住成聚落焉。”《谢谱》有“五弟一妹信同族二百余人，始居黄角。”)所有案卷文引，备列于后。

绍兴元年仲冬望后志。

(下有《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知府钟文达批准文》、《计开赴难团词人九十七名》等四文从略。)集体南迁的过程，叙述得很完整，三家族谱都无异词。至于个别异文，即使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文字多有差异，何况不同的书?差异最大的，是迁移的时间，罗谱说是“绍兴元年(1131)”《谢谱》说是“咸淳九年(1273)癸丑”(霖按：咸淳共十年，无癸丑，咸淳九年乃癸酉，“丑”为“酉”之讹)，一为南宋初，一为南宋末，相距142年。两者政治形势是相同的，都是异族南侵，人民逃难，只以时代背景衡量，定其正误，是不能解决的。陈乐素老前辈分析时代背景之后，以为：“看来，时在南宋末年，比较近实。”笔者不忖浅陋，以为作“绍兴元年”则合理。

光绪九年(1883)刻本《小榄麦氏族谱》中有一段《南来岁月考》，云：

我族南来各谱，又有谓绍兴间金人南逼，有谓绍定间(1228—1233)宋政日非。究之事远年湮，传闻异词，岁月不无讹舛。而揆其时势，当不离南渡后绍兴者为近，决不在咸淳间时也。盖五必公(霖按：按其谱，五必公指长麦必荣、次麦必秀、三麦必达、四麦必端、五麦必雄，与罗贵同迁三十姓之一)科仕、生卒，虽前后参差，难于复核，然则别房冲霞谱考之．则伊始祖遁涯公由绍兴六年避乱而至，我五必公之来，应与同时。若来自咸淳九年，则后六年而宋室迁矣。子孙即为元人，何以各谱数传尚称宋人耶?考沙头房旧谱称：南雄遭变，必秀公在雄先逝，挺芳公随伯叔南来，则其墓应在于雄，今西有五必公墓，惜四必墓碣不存，惟必秀公墓石无恙，中题：“宋故麦必秀公墓”，左题“德佑元年乙亥”，右无立石人名。考其时乃在咸淳九年后两载，此墓或扶柩来葬，或葬衣冠，或公实至广州而卒?其墓石亦重修之日所立，故无立石人名，定非卒时初葬之岁。此不足援以为咸淳九年南下之证也。又姑无论沙头房旧谱载必秀公第七传雷奋，任宋阳江尉也，按我榄旧谱载：黄角有宋故六九秀才墓。六九，必达公第四子。碑刻“宝庆元年乙酉(1225)十一月丙午葬于武山之原”，则五必公南来，必在宝庆以前。若自咸淳九年，不转在六九公四十九年之后乎?大抵五必公诞生，约在北宋元丰、元佑间，各谱所载仕宦科名，多与徽、钦、高三宗之世吻合，则五必公南迁，应与遁涯公同在高宗绍兴初年矣。纵非同时，揆其前后，终不出高宗、孝宗之世，咸淳一说，或后世传闻之误。此段辨罗贵等南迁时间，驳咸淳九年之说，立绍兴元年之言，其论据，概言之，大概有：

一、此次南来的麦必达之子六九秀才葬于宝庆元年，必达南迁，必在宝庆之前。

二、麦氏各谱载五必之后数世尚称“宋人”。

三、麦必秀七世孙麦雷奋任宋阳江尉。

其说是可靠的。如果还嫌不够确切，则作如下补充：

麦必荣字尚仁，登宋崇宁癸未(崇宁二年，1103)贡选，官至奉政大夫。由南雄始迁东莞靖康乌沙桥东。麦必秀字尚义，登宋政和丙申(政和六年，lll6)乡贡。宣和三年(1121)授江西南康县招讨尉。由南雄始迁南海麦村，子倜，淳熙戊戌(淳熙五年，1178)进士，官六部郎中。

(<小榄麦氏族谱>）

崇宁二年下距咸淳九年，为170年；政和六年下距咸淳九年为157年。假如麦必荣、麦必秀乡贡之年为20岁，如果咸淳九年南迁，则麦必荣已190岁，麦必秀170岁了，有可能吗?若在绍兴元年南迁，则麦必荣为48岁，麦必秀为35岁。时在壮年，正可远行。

麦必秀七世孙麦雷奋，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十一《选举表》(上)，载“麦雷奋，南海人，咸淳元年(1265)进士，阳江尉。”其七世孙已在咸淳元年登进士第，还在咸淳九年之前八载，由此观之，咸淳九年南迁之说必误。

上面从《麦氏族谱》考证。还可以从《罗氏族谱》考之，《新会良溪罗氏族谱》载：始祖琴轩，自宋高宗绍兴元年因避苏妃之难，由珠玑巷迁新会蓢底(即良溪)。琴轩，罗贵之号。《东莞英村罗氏族谱》中罗贵传，称罗贵生于神宗熙宁四年辛亥(1071)，罗贵子大用(罗贵《单开供状》叙明长男大用)墓志铭称大用生于徽宗崇宁元年壬午(1102)，终于孝宗隆兴元年癸未(1163)。这些只能证明南迁在绍兴元年，决不能在咸淳九年。

罗清之墓、罗清之第三子罗翔妻彭氏墓的发现，以实物证明罗贵组织97人33姓南迁为南宋初年。

罗贵《赴冈州告案立籍引词》附《单开供状·计开男女人丁》云：

家男五口，男子未成丁四口，本身年四十六岁，长男大用，年方二十六岁，次男利用，年方二十二岁。三男巨用，年方一十八岁。四男期用，年方一十五岁。

这位罗贵长子罗大用，名清之，字大用，东莞西门《罗氏家谱》

云：八世祖(罗彦环，宋太祖时迁南雄，罗氏尊为始祖，罗贵为七世祖)清之迁车陂永奉里，与阮氏夫人合葬于车陂上塘边。1996年7月至8月，笔者与罗清之后人东莞城西门罗菁先生遍访东莞英村、樟村、广州黄埔横沙等地罗清之后代，蒙横沙罗氏父老指引，在广州黄埔车陂(107国道向东莞方向贴近公路的左边)，找到罗清之与妻阮氏合葬墓。墓碑云：

宋一世祖讳清之，字大用，号宗南，乃南迁始祖贵公长子．生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初十日巳时，终于孝宗隆兴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辰时，享年五十八岁。所记生卒时日与《东莞英村罗氏族谱》、《东莞西门罗氏家谱》同，而岁数与《单开供状》参差，《单开供状》辗转传抄，讹舛不免。罗贵父子与33姓同迁，罗清之生于北宋徽宗时，何能待至150余年之后南迁?

罗清之生4子，长凤，次鸣，三翔，四冈。三子翔始迁东莞，东莞罗氏尊罗清之为始祖，罗翔为二世祖，罗翔与妻王氏合葬墓在东莞附城黄公岭，墓碑记罗翔：“生宋甲寅八月十四日酉时，终于宋戊辰正月十一日巳时”(墓未见，此据东莞西门《罗氏家谱》)宋甲寅，即绍兴四年(1134)；宋戊辰，即嘉定元年(1208)。宋咸淳元年以后无甲寅，更无戊辰。罗贵之孙，巳在宋戊辰卒，其祖罗贵，何能在成淳南迁?

1993年7月笔者于田野考察中发现罗清之第三子罗翔妻彭氏墓，墓在东莞篁村英村小岭，墓为明式，墓碑37×52．5厘米，正中大字刻：“宋二世祖妣罗安人彭氏墓”，右刻小字5行，行21字，云：

安人彭氏乃罗氏二世祖提督公配也安人生终于宋

公葬黄公岭丁向七世孙左副都御史亨信公志其墓

安人葬英村小岭未向生男一孙二世居英村其派分

居城郭章村世久茔圹颓圯十一世孙偕族人葺而修

之恪书其略俾后人有所稽焉

左落款2行(略)，最左边署日期为：“时皇明天启元年岁在辛酉中秋吉旦”。

罗清之墓、罗清之第三子罗翔妻彭氏墓墓碑，所载墓主生卒年月，东莞西门《罗氏家谱》所记罗清之第三子罗翔的生卒时辰，雄辩地证实：罗贵组织97家33姓南迁的时间，是在北宋末，南宋初。

罗贵组织97家33姓南迁之因，罗麦两家谓因苏妃。苏妃有作胡妃，如《小榄麦氏族谱》、《粤东简氏大同谱》、《南海鹤园陈氏族谱》等。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族谱、家谱，说到祖先南迁，多附会其说。有的更考证其事，引《宋史．贾似道传》、《通鉴纲目》等史书说明宋度宗确有获罪的胡贵妃。即使确有其事，其事总不离度宗一朝，罗贵等南迁既在绍兴元年，则与胡妃或苏妃无涉。

南雄珠玑巷氏族南迁，谓因胡妃或苏妃之故者，族谱载之，所在多有。大概村中父老，好谈掌故，往往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编造出许多故事。这些掌故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例如《东莞大汾何氏家谱》，明明叙“二世祖东起仕元为南海沙湾巡检司，奉父九继祖之任，后九继祖复随别子侄赴他邑，而东起祖任满遂卜东莞城外河篱贝居焉。”而又记七世瀚祖之语，说九继之父贵九郎，贵九郎兄弟共10人，其咸淳十年胡妃之祸举家南迁，与何大佐《榄屑》所载相同：七世瀚祖语人曰：“(略)先世讳栗祖，原籍四川资州仙井乡，继居南雄，登宋政和丙申(霖按：丙申乃政和六年，非开科之岁，据《宋史》卷三五三何栗传，何栗政和五年进士第一)状元，(略)二子，长讳雍，次讳熙，雍、熙二祖共十子，(略)命名自长贵一郎以至贵十郎，余祖九继公，乃贵九郎之长子也。(略)时成淳癸酉(九年，1273)，贵九郎兄弟因怀王胡氏出奔凌江，溺死，传檄访查，虑祸及，于十年正月结竹为桴，揭家逃避，同至羊城，散居各县，是以十祖分居。

(《大汾何氏家谱》)

《大汾何氏家谱》之说，自身前后抵牾，牵强附会，可见一斑。对于胡妃之说，前人早已不信，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家谱》称：“谓避妃难，说亦难通。胡妃虽有，怀王则无。况稽《宋史》，年号不符。”

《粤东简氏大同谱》编者简朝亮一段按语，更深有见地，兹钞于下：

吾宗各谱，有由南雄来者，以其时有胡妃逃至，于是珠玑巷人虑祸及，故相率而迁，盖相讳云然。广州诸家族谱，亦多云然。今考《宋史》，度宗咸淳八年秋九月，有事于明堂，贾似道为大礼使，礼成大雨。似道期帝雨上乘辂，胡贵妃之兄弟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固留之，不得，遂罢显祖，涕泣出胡妃为尼。似道使还。由是言之，殆相传胡妃逃至之由也。然或云投寺，或云溺水，或云风病死，言人人殊，则亦疑以传疑云。可见胡妃(或苏妃)之说，未足深信。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中学)

张昌七世同居初探庄礼味陈摩人

张昌故居，坐落于南雄珠玑巷中，现重建仿唐建筑，面目焕然一新。

张昌故居为什么会名噪一时，且在民间经久不衰地受到重视。据清初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载：“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条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这初步说明珠玑巷的得名是张兴的七世同居，皇帝赐与珠玑才以巷名的。(按原文分析，张昌故居叫法不妥，应叫张兴故居才符合历史事实)

但张昌、张兴、张辙究竟从何许地方来珠玑巷，七世同居是哪些人?不得而知，只有模糊的概念。余曾探究多年未得结果，前年翻阅《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中的新会《张氏族谱序》和《开平乡土志》，才略知张昌乃张九龄第十四代裔孙，七世同居，是由第八世张辙；第九世张兴；第十世张迪、张原、张盛；十一世张众(应为昶)；十二世张廷泽、廷范、廷释(应为廷彦)；十三世张喾；十四世张荣、张华、张昌(乃指故居的张昌)。张兴治家有方，七世同居，得朝廷赐珠玑，避敬宗庙谥，而把原敬宗巷改名珠玑巷。其后裔子孙多移居至新会开平等地约二十多万人。略明端倪，作者献一诗云：

文献裔孙繁衍分，张兴故里巷犹存。

同堂七代珠玑赐，旌表当年孝义门。

但是张九龄后代如何来珠玑巷?每一代详情如何，尚属迷津。

幸好，最近披阅了新会的《清河族谱》对张昌故居(应作张兴故居)，全面真相才迎刃而解，从下面五个问题来述说，可告知关注珠玑巷的热心人。

(一)喾祖遗言

《喾祖遗言》云：“古冈州(新会)金紫厢韩屋桥张喾，始系南雄敬宗巷孝义门，唐进士张辙翁之玄孙也。七世同居，不异房屋。宝历元年(825年)国闻孝义，赐珠玑条环高祖兴，后因避敬宗庙号，改敬宗巷为珠玑巷。配妣田氏生三子：长迪、次原、．三盛。张原翁配妣曾氏生一子讳昶，昶翁配妣李氏，生三子：长廷泽、次廷范、三廷彦(也名彦泽)，廷泽乃喾父也。配妣赵氏，生喾一人，喾年23岁，为唐运使，任岭南道掌平籴事。二叔廷范于唐天祜元年(904年)由孝廉起为御营使，三叔廷彦，由科目出身，仕石晋为大将军，与契丹力战屡立大功，官至极品，子孙皆封显职。当朱温篡唐之际，二叔与喾辞职南来寓于古冈州，买得韩屋桥韩文英屋三座居住。

至梁乾化三年癸酉(913年)春凭州刺史刘成为媒娉知州崔昱之女，是岁入赘其门。梁贞明元年(915年)初一日生长子名荣；三年(917年)十月念八日生次子华；五年(919年)五月初八日生三子名昌(即故居张昌)。明年胡寇蜂起，人们鲜耕，远近饥馑，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五月初六日敕令将本州税粮运还南雄‘广积仓’交纳。本州粮长高嵩，该管本州贡税四万余石。苦无征收，叔令喾与高嵩等前往祖居分取财产，代本州交纳，喾至本家与父兄及长孙张俍商议，众谓喾面分应有租谷二千六百石，但念七代同居之业，不忍一日分散。不得已将祖母奁金三百六十两，银八百两，及私贮食谷二万余石，尽数搬运至‘广积仓’交纳，自是贡税，足本州官民籍以相安无事。后本州民高要钟子清等，各将田地推还。我叔侄计算所得租谷二万五千余石，荒多熟少，无嗣，积谷五千石。通共租谷三万余石，均分三子。三子于石晋皆封大夫，长子荣官阶朝请大夫，荣配高氏，高嵩长女住祖居(珠玑巷)，华配陆氏，陆万庄公长女，就产新兴陆屋桥(后搬张桥为始祖)，昌配何氏，何百川公次女，就产本州(新会)永乐里，(后搬开平沙冈为始祖)。三男匹配已定。喾见天下大乱，男分三处居住，立此拆因及祖宗缘由授与三男各执，贻于后世是为书。”(按：有人认为非亲笔书。但此遗言颇为详悉，记载南雄有“广积仓”储粮，和收入数万石租谷，说明七世同居张家是有文化的地方巨富户，其他族谱从未记载过，这是弄清七世同居难得资料之一。)

(二)历祖事略

历祖事略，昭穆有序，记载着张氏来岭南太始祖开始各代的事略：

太始祖张氏讳君政，原籍范阳方城人。隋钟离郡涂山守礼公三子也。唐贞观中，官韶州别驾。卒于官。子孙因家曲江是为人岭南始祖。生子六，长子胄。

二世祖讳子胄，唐官越剡令，生子四，长弘愈。

三世祖讳弘愈，官新州索芦丞，赠太常卿，生三子：长九龄、次九皋、三九章。

四世祖(或称一世祖)张九龄，配妣谭氏，唐玄宗开元年间中书令(宰相)，九龄生二子：拯、挺。

二世祖讳拯，公操守凛然，不为势屈，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配邱氏生二子：藏器、国器。

三世祖藏器(大学)，累迁至黄门侍郎，赠工部尚书。生一子：敦庆。

四世祖讳敦庆，生四子：隶实(即张绍)，状元出身，仕至皇宫教授；隶英(即张纲)累迁至吉州刺史；隶华(即张海)累迁至工部尚书；隶文(即张玑)累迁至浙江提督。敦庆累迁至殿中侍御史，赠工部尚书。

五世祖张纲(南雄族谱日隶英)，妣容氏，生一子，名岱，官至中书，始徙南雄珠玑巷。

六世祖讳岱配妣钟氏生二子：长言，次行，唐封朝介大夫。七世祖讳行配妣周氏生二子：长彻，次复，唐封朝奉大夫。

八世祖讳彻配妣韩氏，生一子名兴，唐进士，宪宗时，累官中书转范阳监察御史，以忠义赠给事中，世居南雄保昌县沙水村，配妣韩氏即韩文公孙女。

九世祖讳兴，配妣田氏，生三子：长迪、次原、三盛。兴祖治家有法，子孙恪遵祖训，至翁七世同居，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已(825年)上闻孝义，赐珠玑条环以旌其门曰：“孝义门”。后避敬宗字样，改敬宗巷为珠玑巷。(按：珠玑巷名来历以张兴起者)

十世祖讳原配妣曾氏，生一子名昶。

十一世祖讳昶配妣李氏，生三子：长廷泽、次廷范、三廷彦。昶享寿103岁。

十二世祖讳廷泽配妣赵氏生一子名喾。

叔祖讳廷范，配妣宋氏，唐天祐二年乙丑(905年)由孝廉起为御营使，任岭南道常平司掌平籴事(管粮食官)，公无子携侄喾翁，就古冈州金紫厢韩屋桥居住。

叔廷彦，一名彦泽，五季时，公仕石晋为左龙武大将军，彰德节度使，与契丹力战屡立大功，威名赫奕。子孙皆封显官，至开运三年丙午(946年)，契丹复大举入寇，帝谓所亲曰：“晋氏不血食矣。”(言晋必亡，宗庙不祀。)公亦被害。张彦泽是珠玑巷人历来最高的武官职。

十三世祖喾，配妣崔氏生三子：长荣、次华、三昌(即故居的张昌)。因三叔廷彦有功，俱赐大夫，此三大支派所由开也。喾翁生于唐乾符三年丙申(876年)二月十五日，终于宋建炎二年(961年)，享寿八十有五岁。喾翁因父母早故，赖曾叔祖讳盛提携至十三岁，时自南雄随叔廷范为官。买得古冈州韩屋桥韩文英房屋三座居住，乾化三年癸酉(913年)春凭媒州刺刘成娉定知州崔昱公长女，是冬入赘成亲。宋乾德元年癸亥(963年)翁妣合葬于本邑(新会)归德都土名绿扩屏山虾出水形申山寅向之原。

十四世祖张昌，配妣何氏，因叔祖廷彦有功，籍封朝议大夫。翁豪产甚富。常作义仓，遇凶岁则发以赈济，人多感恩，及殁，士人塑其像其祠奉之，昌翁葬于北街土名富足坑凤形丑艮向。昌翁后为开平沙冈始祖。妣葬于双峰寺后山。翁奉敕赐谕葬。

历祖事略，把七世同居的来龙去脉已一一讲清。

(三)封联与历代歌

以对联和历代歌传颂有关珠玑巷七世同堂人物。于新会沙富张九龄第二十八世孙晨祖祠楹联中有：

嘉孝义而锡珠环，七世同居艳先辈恩承北阙；(张兴)谈求仁可溯濂洛，一源默接顾后人学绍西铭。(张载）百忍图是我家传，斗粟尺布之谣何堪先世知道；(张公艺）千秋鉴即相人法，口蜜腹剑之辈宁容此地往来。(张九龄）

祠门口对联：

名推燕国；系出雄州。

帝嘉孝义：(张兴)史赞文章。(张说、张九龄)

谋参帷幄；(张良)恩锡珠环。(张兴)

清河历代歌：

我家赐姓自挥始，系出黄帝第六子。

成周仲以孝友称，汉代吾家媳（原字为左边‘女’，右上边一个‘免’，右下边一个‘急’字）许史。

三国久朝迄李唐，我姓显者翘然起。

苟非一脉远相承，韬附汾阳亦吾耻。

惟我曲江文献公，家乘述载有根据。

昭穆分明昔至今，渊源确出非泛指。

当时金鉴进帝前，岭南入相人争岐。

不诛禄儿种祸胎，帝思忠言犹在耳。

身后致祭恩荫隆，拯供学纲世金紫。

岱祖自韶迁南雄，绵绵瓜瓞知未己。

言行辙复列朝班，伯仲埙篪唱和美。

与遵祖训不分居，七代联同无彼此。

上闻孝义旌其门，嘉名艳说珠玑里。

原翁同气有三人，昶祖百龄德兼齿。

泽公早逝喾少孤，年才弱冠官运使。

随叔徙居古冈州，寝炽寝昌有由矣。

二世祖即荣华昌，籍封大夫良有以。

荣传受恩仍祖居，纯就耕种移泷水。

另一历代歌：

唐文献公为九龄，拯偀大学纪纲明。

南雄始祖群思岱，相继言行复辙兴。

原昶流传祖泽长，同胞范彦姓名扬。

喾翁始衍冈州派，厥后荣华为世昌。

三公并荫大夫名，世受恩施纯贵荣。

内徙石头华质继，俊官户部显簪缨。

安富诚仁一脉延，礼迁富水四房传。

达晨两祖流光远，亿万云礽亿万年。

(四)彻像与墓志铭

保留张彻的遗像和墓志铭

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张君墓志铭日：

张君讳彻，以进士累官至范阳府监察御史。长庆元年(821年)令牛宰相为御史中丞。奏君名古迹中御史选。诏即以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幽。密奏幽州将父子，继续不廷选。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须强乃济。发半道，有诏以君还之。仍迁殿中侍御史，加赐朱衣银鱼，至数日，军乱。怨其府从事。尽杀之。而囚其帅。且相约张御史长者。毋侮辱烁蹙，我事毋庸杀，置之帅所。居月余，闻有中贵自京师至。君谓其帅，公无负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请见自辩。幸得脱免归。即推门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与其从皆骇曰：“张御史忠义，必为其帅，告此余人，不如迁之别馆。”即与众出君，君出门骂日：“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今日李师道斩于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馁狗鼠鸱鸦，汝何敢反?汝何敢反?”且行且骂。众畏恶其言，不忍闻。且虞生变。即击君以死。君抵死骂不绝口。众皆曰：“义士!义士!”或收之以俟。事闻，天子壮之。赠给事中。其友侯云长佐郓使请于帅。马仆射为之选于军中。得故于君相知张恭李元宝者，使之币请之范阳。范阳义而归之。以闻，诏所在给船辇。传归其家，赐钱物以葬，长庆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丧，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复有进士。佐汴宋得惊疾。君得问，即自视衣褥厚簿，节时其饮食而匕箸进养之。禁其家无敢高语出声。医饵之药，其物多空青雄黄诸奇物，剂钱至数十万。营治勤剧，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贫，妻子常有饥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韩氏，礼部郎中某之孙，汴州开封尉某之女，于余为叔父孙女，君尝从余游，选之诸生而嫁与之。孝顺只群女效其所为。男若曰某某女子曰某。铭曰：

呜呼彻也，世慕顾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生。子独割也。为彼不清，作玉削也。仁义以为兵，用不缺拆也。知死不失名，得猛烈也。自申于明明，不可夺也。我铭以贞之，不肖者之咀也。

唐昌黎伯韩愈拜铭

(五)补遗考证

清咸丰年间新会张九龄裔孙张谦山尝作对列祖的调查研究而定为“谦山之说”，如下：

太始祖君政公葬于曲江田岭，妣褐太夫人葬于皇岭。

二世祖子胄公字公谨，葬于韶之平圃，巾炉烛朝天山，有挂榜沙守水口。妣太夫人葬于仁化(始兴)江口。

三世祖宏愈公字宗振，葬于洪义里武临原。妣李太夫人葬于金鸡岭天心堂。愈公生于洛阳随祖赴任，后侨南海而生九龄。

始祖张九龄公妣谭夫人葬于愈公茔下。

二世祖拯荫为伊阙令，安禄山陷河洛。诱以为官，叱拒不受。贼平。拜朝请大夫，擢太子右赞善翁妣合葬旗冈。

三世祖仲容字藏器，拯公长字配秦氏生一子厚，官长水丞河南寿安尉。授校书郎黄门侍郎。善楷书与徐浩齐名，翁妣合葬梅潭。

四世祖厚字敦庆，配卢氏，续陈氏，生四子：长隶宝(绍)、次隶英(网)、三隶年(海)、四隶文(玑)。敦庆官袁州司马参军，殿中侍御史至朝奉大夫；知福州加中散大夫赠工部尚书。翁妣合葬始兴律水。隶华公分支乐昌，隶文公分支襄阳。

五世祖隶英，字景重，讳纲(谦山调查之说)，唐乡贡进士。配何氏生三子：长育、次彻、三复。历洪州都督袁州参军，后为吉州刺史。隶英(张纲)是徙居落籍南雄珠玑巷(据《清河族谱》载)，按卢陵吉水礼丰族分为数派，亦皆称文献之孙。袁州司户参将隶英始居吉州。隶英生五子。据南雄清河堂《张氏初联谱》载：“以家乘考之，景重(即隶英或张纲)从未离韶徙吉。景重生二子：育，爟。”(应作三子育、彻、复。)

六世祖彻字华耀，唐己丑进士。配韩氏，从学韩文公，与张籍、孟郊三君子联句赋诗。幽州军乱，公不屈死。后人立公墓于喾公坟（原字为左边‘土’，右边一个‘贲’字）上，遵子午卯酉年份三房(荣、华、昌)会同拜扫。

七世祖兴字愈瞻，配妣田氏，合葬始兴县凤冈丁向之原。旧谱自文献公至喾祖为十三世，如按照谦山之说，除去岱、行两代，递计至喾祖为十一世。

我们认为不论十一世或十三世，但南雄珠玑巷张兴七世同居的来龙去脉已一目了然，无须赘言。

(作者单位：庄礼味，南雄市人大；陈摩人，省民族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天平乡土志·氏族篇》

(2)新会古冈《张氏族谱》

(3)《张裕庆堂族谱初编序》

(4)新会《清河族谱》

(5)南雄《张氏清河堂初联谱》

(6)《广东新语》

古代民族迁移的中转站——珠玑巷周昭文

在调查定居连山部分姓氏来源中，我们发现不少姓氏在追溯其族源时，总是冠以记述他们在定居连山前，是从某某地方的珠玑巷迁来。其中有南雄珠玑巷、湖南珠玑巷、南京珠玑巷、江西永新珠玑巷、苍梧珠玑巷……等等。珠玑巷这个美好的名称，为何与各个姓氏的族源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这个问题，对了解人类社会、姓氏来源、民族融合、人口发展以及社会变迁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此，仅就个人对珠玑巷的历史作用，谈些不太成熟的体会，以求教于方家。

珠玑巷是古代民族大流动大迁移特定历史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她的存在和出现不是一个地方独有，也不是所有地方城镇都有。她往往出现在省城、人口流动性较大的中等城镇或重要关隘附近交通方便的城镇。珠玑巷按古汉语词典解：“珠玑”是比喻(书)珠宝，优美的诗文和词藻，“巷”是窄小的街道。珠玑巷在这里泛指引伸的涵义，实际是一种思乡念祖象征家族源头吉祥美好，来自风水宝地之意。历代各个姓氏家族的来源，为什么总要以某某地珠玑巷发生联系，其原因也在这里。珠玑巷在民族大迁移大流动中，不外是一个歇脚点和中转站。每移动到一个地方，总是需要有一定时间滞留观摩、选择迁移去向的居住点，当然在这个居住点居住的也不都是流动人口，也有常住的居民。南雄珠玑巷是历代北方民族大迁移大流动向南方迁移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繁荣起来的。清代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一书，对珠玑巷作了这样的注释：“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①这段记述又更进一步确认了珠玑巷历史之悠久。其实，南雄珠玑巷在唐代就已出现。根据《南雄州志》记载：“南雄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宝历元年(825年)改为珠玑巷”②比宋南渡(景炎元年即1276年)亦号其地为珠玑巷的时间还早451年。

秦汉统一岭南后的漫长历史，岭南是国内战乱较少、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力发展迅速、人民比较安居乐业的兴盛区域，因而极大地吸引了北方各地人民群众不断向南方迁移。宋末北方出现外族入侵，战乱频仍，连年灾荒，广大人民为逃避战乱和灾荒，向南方迁移的人民群众就日渐增多。那时南迁的通道，主要是分别从岭南的五个关隘进入两广的。其中规模最太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条路线是从江西的大庾岭进入梅关南雄珠玑巷；其次是通过骑田岭进入阳山关；第三条是通过萌渚岭进入广东连山白石关；第四条是通过湖南江永都庞岭进入广西的灌阳县；第五条是通过越城岭进入广西的全州、资兴一带沿漓江南下。在五条路线中以通过大庾岭梅关进入珠玑巷经墨江、祯江、北江至广州这条水路比较捷便，特别是唐开元四年(716年)丞相张九龄(广东始兴郡人)开凿梅关后，中原往南方经这条古通道进入岭南就更加方便了。因此北方南移的先民，经这条古道进入广东乃至东南亚也就比其他路线都多。至南宋盛时，南雄珠玑巷的商贩和居民已发展至一千多户。路过珠玑巷的士客不下20万人。《利马窦中国札记》一书记载明神宗二十三年（1595年)利马窦一行路过大庾岭时看到沿途商贾士客来往繁忙的景象曾作了这样的记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用马驮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①明代黄公辅过沙水诗云：“长亭去经是珠玑，比目观风感黍离，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②正是生动地反映了南雄珠玑巷的繁荣景象。

由于南雄珠玑巷地处中原经大庾岭入梅关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朝廷官府臣差商贾士客以及移民来往经过此地比较频繁，因而中转停留定居于南雄珠玑巷的各地移民的姓氏也就特别的繁杂。而从这里中转迁移到珠江三角州各县及省内各地的姓氏更是要比其他路线多得多。影响也特别大。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氏族南迁记》有家谱可查，从南雄珠玑巷南迁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共有164族73姓。计中山52族32姓、南雄34族19姓、顺德20族16姓、新会21族14姓、番禺14族7姓、东莞13族16姓、恩平2族2姓、鹤山2族2姓、其他6族6姓。③南徙姓氏除《流徙铭》中记述的“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等之外，还有庞康、唐、司徒、邵、任、邓、石、魏、程、侯、鲍、缪、房、容、潘、洗、祁、丁、雷、袁、姚、兰、莦、韩、甘、林、杨、梅、吕、孙、孔、严、关、屈、余、简等73姓④以上各姓族谱都称其族来自南雄珠玑巷。考证定居连山的姓氏中，如孔姓分支从中原到广东定居的始祖孔昌弼(孔子四十一代孙)也是先到南雄珠玑巷定居，然后经历代的分支碾转至六十一代才近至连山定居的。这说明孔姓原来也并不是南雄珠玑巷的古老常住居民。孔姓在自己的族谱中也作了这样的记述：中和年间，“孔纬时为唐相、遂遣命其子孔昌弼出任岭南差安，光化三年(900年)徐彦出镇岭南、孔昌弼随之人粤首寓南雄平林村，同时创办孔林书院，至四十三代孙孔承休携子由南雄彩虹桥居……至六十一代孙孔弘进、自少从师学艺、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才碾转分支迁移到连山定居”①。这些事例说明孔氏居住南雄珠玑巷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只不过有两代约四十多年的时间，便迁移到广东其他地方定居了。这种辗转分支迁移定居的状况，和其他姓氏一样，孔姓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他姓氏的迁移发展状况，也同样有类似的规律性。

唐宋以后，北方人民迁入广东的数量逐渐增多，这主要得之于当时岭南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移民容易谋生，涌入南雄珠玑巷的北方各路移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环境和居住、生活等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定居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把南雄珠玑巷作为过路歇脚点，长则三两代短则十几二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在其熟悉情况、生活安定好转，找到合适和理想的去处，他们便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更好的地方迁移。上述展示迁至珠江三角洲的164族73姓，有部分是出于这种情况才离开南雄珠玑巷的。此外还另有一种情况是被迫离开的。宋末皇室宫禁不严，发生了胡贵妃潜逃出宫，扮作游妇，混杂京省，被珠玑巷人黄贮万带回纳为妾，于珠玑巷隐匿，被人发现告发，诬说珠玑巷百姓作乱，巷人虑祸入身，故而相率迁出。来不及走的则被皇室官兵重重包围，珠玑巷二十里内的人畜房屋尽遭杀戳焚毁给珠玑巷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现在的珠玑巷许多古迹和建筑物已是明代以后陆续重修的了。由于这个突发事件的影响，使珠玑巷人口大量锐减，居民纷纷南逃广州、南海、三水、中山、佛山、顺德等地。有云：“南雄有胡妃逃走，珠玑人虑祸及故相率而迁”。这个史实至今仍在他们的后代作为史料纪念着。

南雄珠玑巷在民族迁移历史上所起的中转聚集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从这里迁出去的古老移民，他们在开发广东、交流和传播中原文化，促进岭南经济的发展，确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勿视其他地区珠玑巷所起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连山和南雄都是岭南两个重要关隘的前哨。就连山来说：她在汉代就属于长沙郡南境。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草图”就把连山现在的经纬度全部绘入其中，足可想而知她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上中原与岭南交往阳山关和连山白石关都是进入粤中和粤西腹地的重要通道。只因这里地处岭南高原地带、山岳险峻、丛山阻隔，路不怎么好走，来往这里的人可能没有经大庾岭过梅关那么多人。然而从北方和湖南迁入的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不少仍是经连山这条古道到省内粤西以及桂东或东南亚一带定居的。据有关人士反映，今在泰国定居的瑶族同胞中，有些还是从连山迁去的呢!以目前在连山定居的汉族姓氏的不完全统计，直接从湖南(长沙)珠玑巷迁入连山的就有朱、郭、雷、卢等姓氏①尹姓是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珠玑巷在明洪武年间直接迁到湖南永州府，尔后辗转迁来连山定居的。这些都充分说明各地设置的珠玑巷，实际上是一个担负着北方民族南移的中转聚集地。(作者单位：连山壮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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