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5>_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

康有为抱“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目的，在万木草堂进行了全新的教育试验。教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陆王心学)为体，史学、西学为用。既讲孔学、理学、史学，又讲西学，他批判古文经学，提倡今文经学，而且首倡开设音乐和体操课程。学生在这里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外，还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西方自然科学译著以及国外传教士博雅、李提摩太等人的译本，而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讲课时康有为纵论天下大事，从西方文明讲到列强压迫，上下古今旁征博引，以渊博的知识和系统的分析吸引学生，同时还饱含爱国的热情引导学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学生的学习主要靠自己读书和笔记，遇有疑难则记于功课薄，每三月呈缴一次，康有为予以认真地批改，有时还与学生面谈详细解答难题，以此诱导学生的思维能力，活跃学习气氛。此外，还挑选学问造诣较深的学生协助著述，只规定论点、体例和基本要求，列出主要参考书目，然后让学生分工查阅资料，作出摘条，以供编著使用。这样的训练，既提高了学生的学识水平，又传播了他的维新思想，培养出一批才华横溢的维新骨干，如陈千秋、梁启超等高才生协助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著作，此外，万木草堂还以讨论辩论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举行学习讨论，解决平日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康有为鼓励学生辩论和批评，以为学术随时代而进步，知识随时代而积累，后人知识必胜于前人，所以，不但学问之间可以互相批评，即古圣先贤，清朝学者也可批评，唯有敢于怀疑与批评，始有进步。他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自由的学术风气，来促使学生思想解放和学习进步。康有为的一整套教育做法，可以说开了近代教育学之先河，而康有为培养的学生约干人。有许多人成为维新变法重要人物。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他在1888年至1898年十年间，鉴于中国惨败于日本，曾七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1895年第二次上书时，有赴京会试的一千三百余人署名，要求拒签和约，此举即近代有名的“公车上书。”又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办报纸，鼓吹改良主义理论。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受到慈禧太后镇压，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2年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为国教”的活动，1917年参加张勋复辟活动，旋即失败。

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礼运注》、《中庸注》、《康南海先生诗集》，而最能代表其思想高度和影响中国甚巨的著作则是《大同书》。

(二)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生前“秘不示人”的精心杰构。该书自1884年开始撰写，直到1902年才完成全书手稿，其间经历将近二十春秋。全书共三十卷，有诗“廿年抱宏愿，卷书告成。”直到1913年，才节一次在《不忍》杂志发表了其中的甲、乙两部。1919年，上海长兴书局把这两部书印成单行本，定名为《大同书》。他在自序中说：“此书有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十部，今先印甲乙两部，盖已印《不忍》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1935年，康有为死后8年，他的弟子钱宝安把《大同书》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始以全貌问世。这本书是代表康有为社会思想的主要著作。

康有为著作该书的目的，是“以行大同救天下为最终之目的，”他目睹国家民族的深重苦难，为了救国救民，努力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本书中，他为全人类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来拯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

《大同书》主要的思想如下：

1．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首先，他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和宗法家族内部的尖锐矛盾，帝王“有国土人民而君之，操生杀予夺之权，处富贵之极。食前方丈，后宫万数，离宫三十六，臣民亿万，极人世之尊崇荣赫。”由于封建帝王喜怒不测，以及大臣官僚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许多文武大臣甚至王公卿相也要遭受酷刑和杀身之祸，甚至诛族之惨，他在《大同书》中对此作了大胆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而封建贵族地主之家，则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子孙对家长曰“孝”，妻之于夫曰“事”曰“从”。“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于一国之中臣之于君，以为纲，以为统，而妻当俯首听命焉”。国有国法，家有家法，都用来束缚和压制家人，致使矛盾激烈，家人如同寇仇。他认为封建宗法家庭之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私”字；“有家则有私以害性害种。”因此，他提出要达到美好的大同世界，就必须废除国家，废除家庭，“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

其次，是批判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悬殊的贫穷贱贵差别。他说上古人人平等，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了不平等：“太古之野人，甫离兽身，犭丕犭丕榛榛，全地如一而无等差，茹血、衣皮、巢居。自圣智日出，文明日舒，宫室、服食、礼乐、文章；上立帝王，下设虏奴；贫为乞丐，富为陶朱；尊男，卑女，贵人，贱狙，华旗、寒门、别若乌鱼；弯獠、都士、绝出智慧，灿然列级，天渊之殊。”他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不同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奋斥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和悬殊贫富贵贱差别是违反了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的公理，指出它必然使人民贫穷落后、国家哀弱不堪甚至灭亡，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未来的大同世界之中消灭净尽，“人类齐同无级”，“无贵族、贱族之别，人人平等，世爵尽废，有言立贵族、世爵者，视为叛逆”。“人民平等，无奴婢，亦无雇仆”。

再次，对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批判。对于“君为臣纲”，他指出“三纲”并非天的意志，是人为的；是用以限制、压迫人民的桎梏，他激烈地抨击皇帝“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大骂他们为“民贼屠伯”。他认为，皇帝为了私人利益而强迫人民去辛勤劳动，服兵役、打仗，是不合理的。他提出，在大同之世，应该设立公政府，消灭君主，“凡人皆公政府，有谋据地作乱，称帝王君长之尊号及欲复世爵者，皆为叛逆最大罪”。对君权进行了彻底否定。

对于“夫为妻纲”，他认为也是不合理的人为。男女不平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夫为妻纲”是侵夺妇女自主的人权，违反了自由平等的公理。“三从”就象一根根绳索紧捆着妇女，使她们终身不得自由，这是最大的侵犯人权和最大的不平等。他还猛烈地抨击“从一而终”、“烈女不事二夫”违反人性，害人至深，从而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向压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不得为囚、为刑、为奴、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吾自少至长，游行里巷。每见妇女之事，念妇女之苦，侧然痛心，戚焉不安。”于是大呼：“吾今有一事为过去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吾令有一大愿为同时八万万女子拯沉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为未来无量数不可思议女子致之平等大同之乐焉。”他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张，在大同之世“女子有独立权，一切与男子无异。”

对于“父为子纲”，他以为也是人为的，也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他主张儿子不应私属于父亲，而应各自独立，父母应该用人道独立和天赋人权的道理来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他说：“夫人道相倚而生成者，赖父母之恩，而人道立而自至者，则亦非私恩所能全制也。有所压制而欲人道至于太平，享大同之乐，亦最为巨碍而不得不除之也。”他以为“父为子纲”是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私有制的消失，这种封建伦理也就自然破除了。在他设想的大同世界里，由于没有家庭，没有私产，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儿子也就不属于父母的私有，也不必与父亲同性了，婴儿断乳以后，产母出院，婴儿即送育婴院，惟婴儿既经公养，即为全地之公物，非父母所得而私有之，不过籍父母以生之耳。公家有宝星以赏其胎产之劳，足偿之矣，既不必从太古之母姓，不经父养，亦不必同后世之父姓，非但如此，连姓名也当铲除，盖有姓即有亲，有亲即有私，其于天下为公之理最碍矣，故必当去姓。

2．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康有为一方面努力地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接受和宣传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要优越，但同时，他也冷静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首先是贫富不均，原因是机器生产后资本家剥削工人，“若夫工业之争，近年尤剧。盖以机器既创，尽夺小工，畴昔手之业，一独人可为之者，今则皆为大厂之机器所攘，而小工无所谋食矣。而能作大厂之机器者，必具大资本家而后能为之。故今者一大制造厂，一大铁道轮船厂，一大商厂，乃至一大农家，皆大资本家主之，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他指出，资本家对工农业实行垄断，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大鱼吃小鱼，即便中等资本家，也难逃破产命运，而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跨国的垄断，不惟贫穷越来越悬殊，还将引起国土之争，对人民造成难以想象的祸害。他认为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财产私有制度：“今欲致大同，必归之公。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凡诸农田、商货、工厂之业”，“皆归之公。”

其次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由于“私产”和“竞利”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以致造成很大的浪费。“木材果实，畜牧溪鱼，销售与否，多寡孰宜，无从周知，无从预算，于是少则见乏而失时，多则暴殄天物而则劳于无用。”“以商业言之，商人各自经营，各自开店用夥，无能得其统算之实。即能统算，而各店竟利，不能不预储广蓄以待人之取求，所储蓄者，不独甲店有余而乙店不足，抑且人人皆在有余不足之中。夫有余于此，由必不足于彼，于是同一物也，不足则昂涌，有余则贱退，虽有较猾亿中致富之人，而因此败家失业者多矣。”他指出，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暴殄天物”“其为恒河沙无量数，不知加几零位矣。”他以为，这种巨大的损失，根源在于“有家之私及私产之业，”他设想在大同世界中，以财产公有制度为基础，来实行计划经济，农工商各业，所有的生产和流通事业都由公政府统一领导，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

再次，他揭露资产阶级竞争逐利心术败坏。“若夫商业之途，竞争尤烈，高才并出，骋用心计，穿金刻石，巧诈并生。由争利之故，故造作伪贷以误害人，若药食舟车，其害尤烈，者矣。即不作伪而以劣假之货妄索高资，欺人自得，信实全无，廉耻暗丧。及其同业之争，互相倾轧，甲盛则乙妒之，丙弱则丁快之；当其争利，跃先恐后，虽有至亲，不相顾恤，或阱陷，杨巧百出，中于心术，尽其力之所至而已，无余让以待人矣，资性之日坏，天机之日丧，积久成俗，以此而欲至性善之世，岂可得哉!近自天演之说鸣，竞争之义视为至理，故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天为固然，人与人机诈相陷，以欺凌为得计”，“夫以巧诈倾轧之坏心术如此，倾败之致忱患、困乏、疾病、死亡如此，骄谄之坏人品格如此，其祸至剧矣，其欲人人于安乐亦相反矣。”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同样如此：“今立宪之政体，其行政之诸长皆出于全国政党竞争，大昏博夜，喧走道途，号召徒党，密谋相攻，或至动兵行刺，若议举之先，兆人万众旁皇奔走，大罗酒食以媚庶人，所取既未必公，即公亦出大争，坏人心术，侵入根种，此大不可。”他主张消灭竞争和私利。

第四、康有为还列举了种种事实，来揭露西方社会的男女不平等。他说妇女“在欧美不得为公民之列，在全地不得试仕宦之途。”“今美国渐有女子的医电各积，近有拔为审判官者，余官则仍不得充焉。“澳州女子，今得有举议员之权以为国民矣，美国亦有数洲得选举权者，比之各国稍为开平矣，然其未能任议员，不能太平则均也。”“美国女子间有求之，则为众男形党所抑，郁而不伸，不独不得为议员，抑且不得为举议员之人。”他认为这种情况十分不合公理：“今欧美妇女不许为官，而籍男子之供养，终日宴令，游谈嬉戏，不事学业，无益公众，有损生民，是天生无数人而得半以为用也。其于公理则大悖矣，”他说：“人人有天授之体，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权，故凡为人者，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游观可以自如，宴食可以自乐，出入可以自行，交合可以自主，此人人公有之权利。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出自这种人权天授、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胸怀，他主张大同之男女平等，享受同等的权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

第五、康有为还大力抨出西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人民蒙受惨痛的战祸。他指出“泰西兵祸尤剧”，资本主义国家“愈文明则战祸愈烈”，“兵争之惨如此，人民之涂炭如彼，此其最彰明较著矣。”“若夫竭民力以养兵，糜费无量，驱人民以为兵，失业无量”，“欧美以列国并立而赋税更重，繁苛及于窗户，琐碎及于服玩、僮仆、车马。虽云为国，而以兵争之故，耗尽民力以事兵费。一炮之需数十万，一铁舰之成动辄千万水涨堤高，竞持而不知所止。生今之民，维持国力者莫不苦之”“尝闻之美国之人闻选兵者，家人畏苦，相抱而哭，爷娘妻子走送，哭声直上云霄”“兵役之苦有国所共。”他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痛斥帝国主义者，“以争地杀人为合大义，以灭国屠人为有大功，勒鼎刻碑，铸像作史，大号于天下后世以自夸炫，不知其为屠伯民贼矣。”他提出，要消除战争的惨祸，必须除去国界，废除国家，大地大同，天下为公，而世界和平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和合乎公理的，必定能够实现。

康有为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过程中，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外强中干，矛盾重重，阶级斗争激烈，在升平的假象下藏着灾难和巨变。贫富越来越悬殊，矛盾愈演愈烈，终得“酿铁血之祸”。“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孽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或恐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在这里，他天才地预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以后一个世纪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愧为洞烛先机的思想家，为此，他提出疗救之方，就是他的“天下为公”、“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理想。

3．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康有为在他的杰作《大同书》中，为本世纪以后的中国人，也为本世纪以后的全人类贡献了一个走向和平、幸福、自由、平等的理想境界，这个理想，建立在康有为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它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思想遗产。

康有为构想的“大同世界”有如下特征：

一是以财产公有为基础，实行计划经济。

首先是实行公有制：“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银行归于公”，“凡全地之金行皆归于公，无有私产。”去私产的同时则是立“公产”，“大同之世既有公产，人不患之养”，也就不必有私产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又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以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部核全地人口之数，贫富之差，岁月用品几何，既令所宜之农场，工厂如额为之，乃公配于天下。”“为全地公计之，工人之做器适与生人之用器相等，无重复之余货，无腐败之殄天物，其畴昔作重复剩余之器，徒耗有用之光阴，今则聪勤者易其时日以好学深思，愚下者易其时日以乐游健身。”

二是消灭阶级，人人平等。

康有为指出：“人类之苦不平等者，莫若无端立级焉!”他主张大同世界“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人民平等，无奴婢，亦无雇仆”，“人类齐同无阶级。”而这种平等之实现，意味着私有制废除，剥削阶级消灭，人人平等，劳而食之：“太平之世，农、工、商、学、铁道、邮政、电线、汽船、飞船皆出于公，人皆作之，只有工钱，无甚贫富。”“当太平时，人无私商，皆工人也”。

三是消灭国家和种族差别。

康有为指出国家产生了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有了国家，统治者“自私相争”便发动战争，涂炭生民：“然国既立，国义遂生，人人自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不至尽夺人之国而不止也。”“及有国，则争地争城而调民为兵也，一战而死者千万”“或以大国吞小，或以强国削弱，或连诸大国而已。然因相持之故累千百年，其战争之祸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数千年计之，遂不可数，不可议。”因此，要致太平，必去国家，“无国而为世界”，无各国各地，只有统领而统于公政府，”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他在提到世界时，使用了“全地”的概念，十分令人注目。他设想大同世界是一个天下统一，天下为公的自由平等的大集体，全世界成了统一的公政府，地球上“合全地之大，经纬纵横，划为百度，每度立一政府”“公政府只有议员，无行政官，无议长，无统领，更无帝王，大事从多数决之”，“议员但为世界人民之代表”，实行真正的民主，大同至公，人人平等，连国家机器也归于消灭：“无国，无君，亦无兵，无兵权”，“无政”，“刑措不用，囚狱不设”，政府仅为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机构。

此处，他还设想，届时各个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混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黄白交合化而为一，无有贵贱”，“诸种合一，并无智愚”，“无贵贱之族，婚姻交通皆平等”，通过通婚，最后使全体人民的才性、知识、形状、体格都一致，从而彻底地消灭民族之间的差别：“去种界同人类。”

四是消灭家庭，男女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有了家就会产生私心，“必私所以富其家而传其后，”于是性情变恶，人种也会变坏，“贪诡、欺诈、盗窃、作奸、杀夺、恶之大者也。而其原因由欲富其家为之。”有了家就产生了许多不平等，如贫富之别，因此要实现大同，必“去家”，“家者，据乱世、升平世之要。而太平主世最妨害之物也。”“欲至太平大同必在去家”。

他认为，“去家”最重要的是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男女都是天生的，都是天民，天赋权利平等，主张大同世“女子有独立权，一切与男子无异”，“大同之世，男女平权，男女齐等，同事学问，同充师长，同得名誉，同操事权”，婚姻自主。

而“去家”以后，过去属于家庭内部的事务都得由社会集体安排，“人道不外生育，教养，老院，苦死，其事皆归于公”，公政府设立育婴院，怀幼院，养老院，恤贫院，养病院，化人院，专门分别负责这些事务。

五是科学文化空前发达，生产力高度发展。

康有为以为大同世界必须建立在科学文化空前发达，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惟其如此，才能使“文明之人类，起居饮食备极香美”，其物质文明才能比当时欧美资本主义高出千万倍，“当大同之世，起居服食之精，忧患之少，医术卫生之妙，万不能以今日欧美比之。”

大同世界的科学文化昌明，新产品新机器不断出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其时全世界有一种统一的新的语言文字，制造一个“地球万音室”招募能人最后制成这种新的语言文字，用以教育学生。“制语言文字既定为书，颁之学堂，则数十年后，全地皆为新语言文字矣。”而教育事业也极发达，每个人都受到小、中、大学的教育，整个社会有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而人人可得知识、技能造福社会，使科技更为发达，于是“新制日出”、“制作日新”，“精奇瑰丽，惊犹鬼神，日新无穷”、“什器精奇，机轮飞动，不可思议”，生产又日新月异，形成良性的循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人平等，生产力高度发展，科学文化空前发达的极乐世界。

4．“春秋三世说”的实践理性。

前文已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写作年代甚早，但一直“秘不示人”，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有个实践理性问题，与他的“春秋三世说”有关。

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后，万木草堂遭清廷封闭。是时，他在万木草堂撰写了《大同书》的稿本，他的学生陈千秋、梁启超最早阅读了这本书，非常兴奋，很想宣传其中的一些思想，但康有为不同意，认为还不是宣传这本书的时候，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有为虽著此书，秘不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这说明，康有为于变法，于社会改革，于《大同书》的印布，深思熟虑，注重实践理性，而非徒空想。

康有为的实践理性思想全面地表现在他的“公羊三世说”中，在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本最重要的著作中，康有为都运用公羊三世说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贯串于他的历史观、变法思想和变法实践之中。在《论语注》中，他说：“人道进化，皆在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进化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社会有阶段，发展靠渐进，康有为就这样为自己找到了实践的理论依据，并且终生实行之：

首先，孔子作为三世说，社会进化的原理由之而来。这样，变法维新就是执行圣人的意志，奉行圣人的学说，变法有了理论依据。

其次，进化是一种渐进，由君主进到“君民共主”，由专制进到“立宪”，一方面是必然的，一方面其手段只能是和缓的，费边的，只能是改良。

再次，进化有阶段，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而“大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在变法上也须有自己的特点，不能超越也不能乱套。

这些思想的建立，铸定了康有为的思想与行动，他之所以写成《大同书》，终其身不肯印刷，之所以晚年变为“保皇派”的首领，恐怕都是这个思想在作用，到他的晚年，许多人都骂他落后，走到革命的反面，连他最信赖的学生梁启超对他的一些做法都不无微词，似乎康改变了思想和立场。现在看来，这恐怕是出于误解，康有为从来不曾改变他的改革初衷和远大理想，他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实践理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变法策略。

(三)结语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融铸一炉，接受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实践理性，并贯穿到其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去。他的影响，不仅仅是近代，不仅仅是变法维新后的几代人，也包括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在开放改革之前的大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变成了现实，他的许多理想被付诸实施，以致今日之中国仍然回避不了他所带来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康有为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研究近代和今日以至将来的中国，康有为是绕不过去的，他的名字与他的思想连同他对中国的影响将载入青史，与世长存。

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一)孙中山是珠玑巷移民后裔

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祖籍，罗香林30年代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曾认为是紫金。也有不少学者则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是东莞，未有定论。而孙中山先生为珠玑巷移民后裔，则有以下证据。 1912年5月，孙中山曾到香山左埗头孙家祠堂祭祖，现留有合照，可见左埗头是孙氏祖祠。

《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收有孙中山先生祖祠所在地左埗头雍正初年所作的《孙氏族谱序》，兹录其要如下：

“予郡乐安，望出太原，自苏门而传映雪，不知曾几何时，而衍于南雄府珠玑巷聚族而居，讵料咸淳年间因胡妃之难，备姓夜窜潜处，我祖常德不得已越东莞而住沙头。传及六世祖乐川问渡铁城，览风景人物，忽至左埗头乡，见夫山环水抱，土田饶沃，跃然兴日：真吾庐也!遂于是而居之安之，不复有故乡之想矣。由是惟勤俭置宅置庄，并书谱以遗诚，兢兢乎迁析之初者也。迄今凡十二世矣。子孙渐蕃，或迁省城，或居别乡……”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为南雄珠玑巷南迁移民后裔。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个举起了民主革命的火把，不屈不挠地开展武装斗争，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命运。他第一个全面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政纲，领导了与改良派的大论战，最早识破袁世凯的阴谋，与军阀野心家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他善于团结同志，勇于改正错误，坚持天下为公，在数十年如一日与封建王朝、与军阀、与帝国主义斗争中，不谋私利，不畜个人一兵一卒，始终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人民公认的革命领袖。他以他伟大的人格，感召了亿万革命群众。他的三民主义学说概括了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最完整的思想体系，直到今天，仍为海峡两岸的人们尊崇，而成为中国思想史宝库中的瑰宝。

1．民族主义

什么是民族?孙中山指出，民族与国家不同，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民族则是“天然力造成”的。“自然力”有五种：一是“血统”——“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人民”；二是生活——“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成的民族不同”；三是“语言”——“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则遂化成一个民族”；四是“宗教”——“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和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以结合成一个民族”；五是“风俗习惯”——“如果人类中有一种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可以自行结合成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

什么是民族主义?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号召人们放弃狭隘的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推荐“国族主义”，追求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先生这个思想始于反帝反满，而最后发展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共和的最高境界。

反帝与反满是中国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作的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就提出了“种姓革命”的口号。他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吾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占鲸吞，已见效于接踵，瓜分豆割，实堪虑于目前”，“为免奴隶于他族”，“特集志士以兴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而在《同盟会宣言》中也同样是“倡率义师，殄除外虏，此为上继先人遗志，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为救国而革命，以武装起义暴力推翻满清政府，这是其民族主义的最早提法。

到二十世纪初，其“种姓革命”已为人们了解、欢迎，反满情绪已经弥漫开来之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又有演进，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问题》的演讲中说：“兄弟听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族民族，这话大错。”“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他要求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把目的明确到推翻满清统治这一点来，而尚未提出反帝的口号。

辛亥革命以后，他很快地纠正了过去只提反满不提反帝的偏颇，指出革命以后的中国仍在列强的宰割和支配之下，处在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之中，是“次殖民地”。“政治上”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我汉族实无国家存在于亚东大陆上，而外忧日迫，瓜分立刻之危机，在昔不过危言恫吓，近日见之实行”。而“经济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利害。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因而危害更大。”(《民族主义》第二讲)他列举了帝国主义在关税、货币、金融、货品倾销和连营权方面对中国的危害。他说：“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利权约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兑汇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之价三椿，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副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数千万元。这六项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由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之种灭而后已。”“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的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计也是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利害。“(《民族主义》第二讲)他又指出，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入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的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象左手帮助右手一样。”(《民族主义》第四讲)因此，要国家富强，种族生存，必须由民族独立入手，“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护本国工业，不为外国侵略，便先要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以政治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条约。”(《民生主义》第四讲)他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自主，收回租界和失地等等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

民族独立，前提是民族平等。孙中山先生运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来阐述其民族主义思想。他说：民族主义对自己的民族来说就是争自由，对别的民族来说就是平等和博爱，也就是相互支持和帮助。他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受欧美奴役的亚洲各国团结起来一致反帝，他主张消灭帝国主义，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他说：“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它，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它，……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治国平天下，……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具体精神。“(《民族主义》第六讲)他主张弱小民族“自己去实行民族自决”，赞扬“俄国人民发生了新觉悟，……主张民族自觉。”

而对国内的各民族，孙中山先生主张民族平等，主张“国族主义”，把众多的民族融汇成一个团结的大民族。他在辛亥革命后强调“五族共和”，并进一步说：“我们国内何只五族呢，我的意见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民族溶成一个中华民族。”而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孙中山又有更好的界说：“民族主义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由此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完成。

2．民权主义

什么叫民权?孙中山说，民权是与君权相对而言的，“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民主主义》第一讲)“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的掌握之中。”(《民权主义》第五讲)

他说，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和君权时代，而今则进化到了民权时代。洪荒时代人与兽争，神权时代人同天争，君权时代人同人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靠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君主专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于是生出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革命。民权的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民权主义》第一讲)而“民权”是世界的潮流和历史的必然产物。中国到了眼前也进入这个时代。但清朝推翻以后，还有不少人要想做皇帝，造成军阀混乱民不聊生，“人民的祸害便无止境”，“所以，发起革命的时候，便主张民权，决心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国成立以后，……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便免得大家相争，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

但建立了共和国以后，是否就照搬外国的方子呢?不，孙中山认为西方在科技的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中国应当学习，可以照搬。但在政治体制上不能学西方，一则西方自己在这面还远远谈不上成功，二则不合中国的国情，他列举西方为“自由、平等、博爱”所进行的斗争和美国实行的联邦制等等方面的成果，与中国的国情比较，指出国情的差异性，指出中国要解决民权问题必须重新创制。“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要重新想出一个办法。”(《民权主义》第五讲)为此他设计了“权能分开”的原则和“九权制约”的体制。

首先，他把国家的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种，分别归属于人民与政府：

“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治的力量，一个是政治自身的力量”。(《民权主义》第六讲)

“我们治理国家，权和能一定是要分开的。”

他用开公司办工厂来比喻说，人民就好比投资的股东，是主人，有权的人，而请一位专家管理，就是有能的人。“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给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民权主义》第五讲)

为了实现这个原则，他设计一个全新的权力制衡体制：

人民拥有“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政府拥有“治权”——包括“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

“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人民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政治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民权主义》第六讲)

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善良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民权主义》第六讲)

此外，他还创制《五权宪法》，主张在政府中五权实行分立外，县治行使直接民权，还写了一本详尽的《民权初步》，具体设计实行民主的程序，以贯彻其民权思想。

3．民生主义

什么是民生?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其“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他“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问题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民生主义》第一讲)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比欧美的自由、平等、博爱更优越，就在于他有解决人民经济生活问题的“民生主义”。：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原动力，是一切历史的重心”。(《民生主义》第一讲)

早在1904年。他就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纲领》中，把“平均地权”作为政纲和口号。而同盟会成立时，他又力主将“平均地权”列入革命纲领。随后，在《民报发刊词》中“民生主义"被孙中山宣布为革命为三大主义之一，以后，在一切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和著作中，孙中山都着重地宣传、解释他的“民生主义”思想。

孙中山把他的民生主义明确地归结为“资本”和“土地”两大问题：

“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兄弟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很好的具体办法……就是归宿到‘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首先，资本问题。他希望中国实现工业化，繁荣富强；

“我们的民生主义是作全国大生利的事，要中国象英国美国一样富有……”(《女子须明白三民主义》)

“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大力量去开矿，……此外还有开辟交通、振兴工业、发展商业、提倡农业，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黄金世界。”(《革命军人不可想升官发财》)

他提出，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和贫困屈辱的处境，就必须实行工业化。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他又提出要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就必须发展现代化的工农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工业化计划，修筑十万英里铁路，发展交通业、矿业和轻工业，表现出雄伟的气魄。

孙中山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双重后果，一方面是大工业带来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十倍，人民的贫困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十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

他想取其长而弃其短，想找到一条既能实行工业化，使财富增加、国家富强，又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于是转从分配的

“我人知社会贫困，当求生产发达，何生产既多而社会反致贫困乎?其中原因实由于生产分配之不适当耳，工之所得，不过其一小部分，地主与资本家所得，反居多数，……故根本解决不能不从分配上着手也。”

“社会主义者……当于经济学上求分配平均之法，而分配平均之法，又须先解决资本问题。”

他指出旧经济学以“资本”、“土地”、“人工”三要素说的不合理：

“……按斯密亚丹经济学生产之分配，地主占一部分，资本家占一部分，工人占一部分。遂谓其深合于经济学之原理，殊不知此金额之生产，皆为人工血汗所成。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作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折与多数之工人，则每一工人所得，较资本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远乎。宜乎富者愈高，贫者愈贫，经济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社会主义派别与方法》)

而他拿出的办法是“节制资本”——“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他说“现在欧美的工商业进步到很快，资本发达到极高，资本家专制到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了。(《民生主义》第二讲)因此要对资本进行“节制”。节制的办法一是用收所得税的方法节制私人资本，二是“要发达国家资本”——用发展实业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生产不足”的面貌，“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以此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民生主义》第二讲)

其次，“土地问题”，孙中山先生拿出的办法是“平均地权”——“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让地主自报地价，政府或按价收税，或按价收购。定了价以后，土地涨价所增值的部分完全归公——理由是：“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而这改良和进步都是社会众人共同努力所致，因此其增值部分理当归于国家。孙中山先生主张实现“耕者有其田”，因而除了“定地价”外，就是实行“土地国有”。

“本走的民生主义，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一部分手续，就是定地价。”(《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其平均之法，(一)照价纳税，(二)土地国有。”(《续论民生主义之实施》)

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耕者有其田”：

“……三民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

……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产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无从解决。”(《民生主义》第三讲)

他推崇苏联的办法，认为应当仿效：“现在俄国……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耕者要有其田》)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将“民生主义”的思想联系到民族独立，联系到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认为，帝国主义不打倒，民族不独立，军阀不消灭，中国民族工业就无法发展，地权就无法平均，而民生就无从解决。这表明，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主要参考资料：

1．阮元：《广东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影印本。

2．王遂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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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第二次印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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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锦全等《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l版。

6．关岁勋等主编《湛甘泉研究文集》，花城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7．李时权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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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0．李锦全等《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本。

11．李权时等《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本。

12．李绵全等《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l版。

1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