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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3>
下编 珠玑巷移民的文化珠玑巷移民文化概说一、珠玑巷移民与广府民系
广府民系，通常指居住在原广南东西两路即今广东广西两省之珠江流域(包括其三大干流西、北、东江流域)的人群，并且包括由这一地区外迁的、母语为粤方言的人群。她是以岭北移民为主融合本地土著氏族而形成的一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系，是汉民族大家庭中优秀的一员。
在岭南汉族的三大民系中，广府民系形成的历史最为悠长，可以上溯到秦汉之间。
广府民系的土著部分是古越族，也叫南越族，西周以来文献所记载的“仓梧”、“南蛮”、“南瓯”、“广里”、“越骆”、“雕题”、“南海”等，主要就是指聚居于今两广地区的越人。根据考古资料来看，其主要分布为珠江和韩江流域。其势力所及，则东自闽粤边界，西至桂江以东，北达湘南、赣南，南抵南海。后来汉武帝迁东越之民于江淮，“闽、越之地遂空”，剩下的只有珠江流域的越人后裔汉化后并入广府民系。
广府民系的形成与移民联系在一起。秦始皇时代开始经略岭南。公元前223年，尉屠睢率50万大军分戍五岭并沿西江进军岭南，历时三年而失败，随后任嚣、越佗两尉率5万兵马兵分三路统一岭南，这些军队，加上“为士卒衣补”的一万五干妇女，分戍于所建郡县及军事要冲，与越人杂处。一般认为人数达十余万人，其中一部分来自中原，一部分征自楚地，他们“与越杂处”，造成了文化和语言的交融。这些人所使用的语言就成为今日粤语的先声。粤语保留古音、古词汇较多、底层含有楚语和北语成分的特色就由此而来。此后，由于岭南移民都是渐次进行的，而且大部分都由北部相邻地区迁来，所以移民的方言多为粤方言所融化，而粤方言则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一直到今天。
在赵佗南越国的时代，土著民族或许还占人口数量的优势。因而赵佗还必须自称“蛮夷大长老夫”，箕踞椎髻，同越人之俗。但是，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土著民族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唐宋以前，两广的开发程度还很低，一片烟瘴之乡，被人视为畏途，而朝廷一直到唐宋之间还将岭南作为化外之乡、流放之地。直到宋代，岭南地广人稀的特点仍很明显，除桂州达到每平方公里43．6人的密度外，其余每平方公里超过20人的只有广州、韶州、循州、潮州、连州、贺州和南雄州，而其中除了广州为对外港口外，其他七州都处于陆路交通要道，全部8个人口“高密区”都是移民聚居之所。
此后，在高压政策的镇压下，本来人数就不太多的土著民族或者被汉族融化，或者被镇压屠戮，或者远匿边远山区，在珠江流域居住的人数就越来越少。而同时，由于北方战乱，汉民族南移岭南的人口不断增加，汉族在广府民系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最终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广府民系完全成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她继续壮大发展成为广东最大的汉族民系。
由于广府民系的主要成份是来自北方的移民，也由于珠珠移民占移民的多数，因而珠玑巷移民后裔在广府民系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移民史部分已作出估计，珠玑巷移民后裔约占今日整个广府民系人数的60％以上，不少于2000万人。又因而，珠玑巷移民及其后裔在广府文化的创造上也占十分主要的角色。
二、珠玑巷移民与广府文化
广府民系以移民为主融合土著民族而成，其文化也以移民的创造为主融合土著文化而成。当然，古老的越族文化习俗，例如习于水性、善于用舟、喜食鱼蛇蚌蛤贝类、信鬼鸡卜之俗，直到民国之初还有一定程度的留存，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府文化的主体内容经由移民及其后裔的传播和创造而成。
首先是中原和江淮文化的传播。
唐宋以后，大量的移民为珠江三角洲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他们建村立业、围堤垦沙，用江淮一带先进的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生产，加快了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的成陆过程，改良了炊具和耕作技术，因地制宜地在低洼地开挖鱼塘，养鱼、养鸡，在塘基上种桑、种果、种蔗、植葵，形成了“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葵基鱼塘”等良性循环高效主体养植格局，使珠江三角洲成为粮、油、糖、果、鱼、蚕、禽并茂的鱼米之乡和著名的富庶之区。农业的发达，导致农产加工业的兴起，缫丝、丝织、制糖、水果加工和食品加工业随之兴起。农产品经过加工，增加了附着值，又增加了分工。其他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兴旺，陶瓷、铸铁、漆器和工艺品的制作日渐发达。广货行销四海，珠江三角洲蔚为商业都会。
农业，为工商业积累了资本，准备了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达，又导引着农业进行商品生产，走高值之路。市场经济的思想，早就植根于珠江三角洲的广阔土地之中。
经济的发达，亦为广教事业的发达铺平了道路。移民中不少世家望族，本来就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经济收入相对宽裕的情况下，移民们开始兴办书院、私塾，传播儒家文化、传统礼俗，使珠江三角洲人文荟萃，高才叠现。宋代以后，粤中地区的举人，进土陡然增加，即为表现之一。而更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学者、专家、法人的大量出现，彻底改变了蛮荒的形象，一举使岭南成为文化发达之区。经过宋元的文化传播，自明中叶开始，粤中地区即跨入文化发达区域的行列，其标志是出现了学术和思想大学。珠玑巷移民后裔陈白沙及其弟子湛若水的出现，使岭南第一次在思想创造上开风气之先，也是第一次在全国的思想界中产生影响。虽然，陈、湛二人还未能脱离传统儒学的樊篱，但毕竟表现了岭南思想界从传播中原文化进入主动创造的跨越，表明岭南思想界、岭南文化的堀起，其意义非同小可。
明中叶以后，岭南特别是粤中地区的文化创造越来越具有地区特色，岭南文化走向进一步的成熟。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珠江三角洲得地利之便，开风气之先，最先接触西方文化，并主动地吸收其精华熔铸于自己的体系之内。西方的思想最先在粤中地区传播并产生影响，利马窦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信使，最初的岁月即在岭南渡过。清代思想界中，最早向西方学习的不乏岭南人，如黄遵宪等。而粤中地区的人民，在鸦片战争之中直接地参与了抗英斗争，震惊朝野，威慑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当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粤中地区是“救亡”呼声最高的地区。不少仁人志士，开始努力地向西方学习。开头梦想“师夷之技以制夷”，以为取得外国的技术，船坚炮利便可救国，随即发现“中体不可以西用”，富国强兵必须同时学习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其他先进的文化成份。于是，从容闳、郑观应等思想家，发展到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历史高度，而近代变革的大事，几乎都由岭南籍的思想家发起、领导。此时，岭南文化由非主导型的文化上升为主导型文化，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变革，导致了当代中国的产生。
如今，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珠江三角洲又一次大放异彩，再领风气之先。广府人利用毗连港澳之利，打开国门，引进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导入市场经济机制，实现了经济腾飞，其成就举世瞩目。它的成功，又作为借鉴和经验，促使全国加快了改革进程。广府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表现的务实精神、效益观念和进取意识通过经济交往影响了整个中国，广货与广府的商业文化同样负有盛名。
纵观整个珠玑巷移民的过程和广府文化的创造发展过
程，我们会发现：
1．整个移民的过程，即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和岭南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的过程。
秦汉两代，虽有较大规模的军中移民和两次归化，但是，移民的数目在本地的人口中仍占少数，其带来的中原文化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岭南对于中原政权的归附和联系仍不牢靠。其证据是每逢中原有事，岭南就趁机割据，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宋代之前。在五代时期，刘宋仍依据关山之险，割据称王。到宋代以后，移民大增，并在岭南的人口中占有数量优势。此后虽关山依旧险峻，而割据再无以发生，不管如何战乱，地方政府总归中央政权统辖。原因何在?无他!惟移民与中原文化同根，岭表中原同种同文，文化的认同维系了民族的团结。因此，可以说，移民的过程，即中原文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民族凝聚力增强的过程。
2．文化的创造体现了广府民系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优秀特性。
广府民系的先人，从中原不远万里辗转而来。以珠玑巷移民为例，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原之地，或因晋末永嘉之变，辗转江、淮、赣、闽之间，再入珠玑；或因黄巢朱温之乱避难越岭；或因宋室南渡，从驾入虔，再迁南雄，又遭世乱，南迁粤中；或求生路，拓殖海外。为了寻找一块和平安谧的乐土，扶老携幼，千里迢迢而来，风尘仆仆而去，历尽艰辛困苦而永不气馁，每到一地，拓殖不已，终于创造了珠江三角洲的花团锦簇，如画河山。这个民系，有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许多优秀品性，有着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最集中地表现在文化的创造上：
移民迁徙之初，仅仅是传播原居地的先进文化，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很快地转入新文化的创造。在农业方面，“三基鱼塘”技术的发明即其一例。在思想的创造方面更其如此。经过不长时间的文化传播，在北方学界久居霸主地位的儒学领域，岭南同样可以一领风骚，产生陈白沙这样的一代宗师；在其他领域的思想创造上也莫不如此。正是因为有这种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优秀品性，岭南文化才能跃居主导地位，带动历史的进程，并且在当代开放改革中再放异彩。
第一章 珠玑巷移民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一、古代珠江三角洲开发的特征
从地理角度来看，珠江三角洲是珠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它的形成与西江、北江、东江分不开。西江在高要县穿过三榕峡，豁然开阔；北江过了清远市的飞来峡，也相当平坦，两江到了三水市的思溶汇合并进，共同哺育了珠江三角洲的西部与中部。东江自东向西流，哺育了珠江三角洲的东部。东江与西江、北江相汇于广州城下，分几个河口入海。这三条江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与中国其他大河下游的三角洲不同，它属于发育在海湾内的复合性的三角洲，其东、西、北三面有低山丘陵环绕，南面临海的一面有不少山丘和海岛。
珠江三角洲曾经历过复杂的海陆沧桑。经过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考察，人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很早以前，这里曾是一个烟波浩渺，岛屿星列的海湾。三角洲南部番禺、顺德、中山、新会、斗门以及东莞、深圳等县市境内，都有昔日海浪冲击作用的遗迹。这些遗迹的最北位置，由西向东较明显地集中在新会市的沙富至泷水和江门市一带，以及顺德市的桂州、大良，番禺市的沙湾、石楼，广州河南的七星岗和长洲，黄埔区的横沙与庙头等地。不少人根据考察物证认为，上述这些界线附近，大约应是古海湾的尽头，这是一条非常曲折的古海岸线，有些地方可沿河谷向内深入很远。在此古海岸线以北的平原地区，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成陆。人们把这一带开发的农田称为围田地区，而在古海岸线以南的地区，平原是从海里淤积出来的，经人工围垦才脱离海域成为陆地。人们把从海中淤积出来的土地，叫做沙田平原。曲江马坝人化石的发现，封开渔捞黄岩洞的出土文物，英德青塘朱屋岩出土的绳纹陶片等说明，在旧石器年代，珠江三角洲的边缘地带已有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生活着。在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还出现过比较兴盛的景象。珠江三角洲的中部和北部成陆较早的地区，也就是南海、三水、高要、广州与顺德西北部的三角洲平原以及东莞的道滘、中堂以东的东江三角洲平原，根据专业勘察，是一块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平原。近年来在这一带平原地下1—3米深处发现了大量黑色泥炭土，各种动物的残体和遗骸，给人们展现了几千年前的自然图景：河流纵横，水域广阔；除了山丘和高起的台地外几乎到处都是洼地和沼泽，河、湖旁长着高大的水松，水中有巨鳄出没；沼泽水草繁茂，蚬、蚌、螺类潜藏在底部的淤泥中；成群的梅花鹿和水鹿常到水边来觅食，附近的山地丘陵树林中不时有大象走动。珠江三角洲的先人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这片平原上。他们过着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生活，但已有种植业和饲养业。1973年，科学工作者在南海县西樵山腰海拨200余米的云路村附近发现了由人工在坚硬的霏细岩上凿出的深大洞穴，经研究查明这是五六千年前人类为制作石器开采石料的“采石场。”
珠江三角洲进入铜器时代也较早。在珠江三角洲的石器出土文物中，常常伴着铜器。这些出土的铜器表明，珠江三角洲早已能自己铸造铜器，如珠海市淇澳岛婆湾出土的一件破石范，内壁即有钺槽液，用红砂岩制成，即为制作铜钺之用；广州罗岗进冈遗存亦出土戈、刀、剑、铜饰等，花纹与当地出土之陶纹相同，亦为当地制造。这一带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部分铜器是中原式和楚式、越式、吴式的，由此可见中原文明对岭南的影响。
在先秦时代，珠江三角洲即已进入奴隶社会。从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便得证明。在这时期，珠江三角洲也已出现了城市，有了对外贸易活动。在秦汉时期，根据佛山澜石汉代墓葬出土的文物分析，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牛耕和采用了双季稻的耕作技术。当时的农民已懂得施用厩肥，乘着小船去劳作，把田地修整成方块状。晋南渡后，北方人员南迁的更多，大大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使得这方土地更为兴盛。广州出土的晋墓砖就印有这样的吉祥语：“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皆平康。”珠江三角洲的富庶，已名扬四方。《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山带海，珠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则称“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正因为富足与繁华，珠江三角洲对北方人员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形成了南迁的人流。特别是当北方遭受灾祸时，珠江三角洲更成了北方人民的希望之地，再生之地。《交广记》中说道：“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另据《法显传》说，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海运也相当活跃，同南洋的爪哇已建立了定期航线，这是很不简单的。到了唐代，这一带已是“田稻再熟，桑蚕五收”的宝地。宋、元两代则是珠江三角洲古平原大开发、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由于社会经
济重心南移，中原人口大量南迁，珠江三角洲人口迅速增加。
这一历史现象，在《南海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兹介绍如下：
南海郡户数，隋，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二户；
唐，四万二干二百三十五户；
北宋，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九户；
南宋，十九万五千七百一十三户；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七万二千二百八十四户；
元，大德八年(1304年)，十八万八百七十三户。
根据《元丰九域志》和《南海志》中的材料计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宋时广州主户和客户之比例为45：55，即客户人数过半，超过了当地的主户。而客户即是新迁过来的民户。南宋时期，主户与客户之比为44：56，客户的比例还要大些。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珠玑移民就是在这一移民潮里南下的。
人口的增加，带来劳动力的增加，也带来生活需要的增长，这样，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开发。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的人，为了开发平原，防御洪水侵袭，在西江、北江沿岸不少地方已修筑堤围，利用水利灌溉；大量开垦土地，从而促使粮食大幅度上升。于是，当时的广州渐渐成为中国的一个大米市，“广米”畅销南方诸省。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以南海九江和顺德陈冲为典范的桑基鱼塘土地利用形式普遍出现。清代中期，受国外市场丝价高昂的刺激，珠江三角洲一度掀起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使这片平原一跃而成为与江苏太湖和四川成都平原齐名的我国三大蚕桑基地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具有如下特征；
1．虽然岭南不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相反是属于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却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珠江三角洲在农业、工商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远胜于这个地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取得的地位。
2．移民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秦初的大量移民、军垦带来一次珠江三角洲的开发高潮，宋元大规模南迁又带来一次开发高潮。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是当地人与外来人合力的结果，而来自发达的中原的移民所带来的先进文化、科技，在开发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珠玑移民是南下移民中重要的一支，他们在古代珠江三角洲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珠玑移民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
农业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第一产业，是人类生存的首要物质基础，古代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其主要内容也就是农业的开发。珠江三角洲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这里属宜人的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水网稠密。当然，农业的发展是生产力因素和自然条件的作用与结合。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认识这一地方的自然条件，改造这一地方的自然条件的历史。
珠玑移民同其他的珠江三角洲人一起，在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中，发挥了应有的主体作用。珠玑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的农业人口 珠玑移民到了珠江三角洲后，大部分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们许多分布在农村，涉及的范围很广。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珠江三角洲有着大片的荒滩、沼泽地可开发，吸引着珠玑移民源源不地南下，遍布三角洲小网区。《芦鞭开族琐记》说，新会全境乡村，“至宋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由南雄珠玑迁至者，约占全邑族六七焉。”
他们的居住地方主要有：1．北江下游三角洲区。分布在清远市、三水市、佛冈县；2．西江下游三角洲区。分布在高要县，新兴县、高明县；3．西江、北江三角洲。分布在佛山市、南海市、顺德市、广州市；4．中山冲缺三角洲区。分布在中山市、珠海市；5．新会冲缺三角洲区。分布在新会市、江门市、台山市、开平县、恩平县、鹤山市；6．番禺冲缺三角洲区，分布在番禺市、啬沙开发区；7．东江下游三角洲区。分布在博罗县、惠阳县；8。东江三角洲区。分布在东莞市、增城县、龙门县、深圳市、等等。从这种分布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征：1．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有珠玑移民。2．珠玑移民生活在乡村，他们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珠玑移民的农业人口具有较强的生产开发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原先进社会背景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原，中原的开发要比珠江三角洲发达。珠玑移民从中原来，这种移民行为也就是信息的流动现象、传播现象。珠玑移民带来的先进观念、技术，必然会对落后的珠江三角洲产生冲击效应，有利于当地的开发。
第二，珠玑移民本身具有较强的开发能力，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素质较高，这有利于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在珠玑移民中，不少是官员或官家子弟，还有知识水平较高的学者等等。这个优势，我们还可以从珠玑移民后人的状况中进一步认识。据史料记载，宋代东莞进士33人，属珠玑移民后人的有13人，占39．40％；明代进士67人中，属珠玑移民后人的有16人，占23．9％。珠玑移民的一些首领，有贡生、奉政大夫、进士等上流社会人士，应当说，这类人在组织能力方面，在视野见识方面都是较优秀的。
第三，珠玑移民多有资财，有较强的投资能力。如在一次著名的集体迁移中，同行的便有一户麦氏家族，其五兄弟带着家族二百余人，据《小榄麦氏族谱》记载，其中～人曾“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小患”，其中一个属新会，“帝呙时出谷赈济”。又，《易氏前谱考证》中记载，南唐雄州刺史后人入广的易绍文，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亦“遂负神主，弃产挟资，入广之城南小街石亭巷居焉。”又如南海袁保昌自珠玑巷逃来即广置房屋，中山杨泗桥避元兵携妻儿来元岗，即建房定居。
第四，珠玑移民与一般的逃难者不同，他们的迁移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协助与指导，这有利于他们明确迁移目的，有利于他们安居立业。如番禺市桥的《谢氏族谱》记载；
“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乃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
对于贡生罗贵带领的那次著名的集体迁移，知府钟文达的批词称：
“查得贡生罗贵等居民九十七人，原系珠玑村属人也，词称迁移之故，行虑集兵之忧，非有禁过之例，准案给行，此照通行，方至止处即传流掌官员，告下复引，毋遗。吏房书史黄英茂行”。
南雄府行文云：“岭南道南雄为逃难给行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坑十四图珠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所，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宜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案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案非恶孳民氏，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此处，会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缴报文宣尉造册转报施行，绍兴元年十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日吏房书吏黄茂英行。”
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贡生罗贵等九十七人既无过失，准迁移安插广州、冈州、大良都等处，方可准案增立图甲，以定户籍，观辟处以结庐，辟地以种食，合应赋税办役差粮毋远，仍取县供结册，连路行缴赴冈州”。
2．珠玑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活动 珠玑移民到达珠江三角洲，无基无业，犹如一张白纸，所以，他们在珠江三角洲一出现，开发活动也就开始了，珠玑移民在珠江三角洲，从立足到发展，都贯穿着开发。
在农业方面，珠玑移民开发活动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立业建村。从地方志和家谱的资料来看，珠玑移民到了珠江三角洲，一部分是插入当地的农村，而另一部分是在散地上新辟村落。前者自然也要依靠自己力量安家立业，也是一种开发，后者创业的难度则要大些，创业的规模也要大些，珠玑移民在珠江三角洲开辟了自己的家业，创建了许多乡村，这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早最大的农业开发活动。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试举几例：
《九江朱氏家谱》：“度宗咸淳末年，保昌民因事迁徙，有朱龙元者，与弟元凤、元虎浮桴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远潖江，铁头冈，新会水屋等处。”
高明县，此地正当宋隆水流入高明河地点，最容易发生洪水，故宋代围沿高明河两岸兴建特多，亦为宋代珠玑巷迁民分布区。如：云水夏氏，南宋末由珠玑巷迁入龙门，再衍塘尾、塘边，冈顶，共四小村，旧名四坊，属明城镇。冈边(明城镇)夏氏，由珠玑巷迁入桥头，再迁入冈边。江头刘氏，祖先由珠玑巷南迁，后人于嘉靖年(公元一年)辗转迁此，属西安镇。
广州花都市狮岭镇冯村，据调查南宋末年，南雄人冯氏南迁居此。
又如开村建村的例子：
《珠海地方名志》载：南屏山北杨氏“宋代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南雄珠玑巷杨四儒带着儿子南逃到此建村。《北山杨氏家谱》说，元兵逼近南雄，杨四儒携妻及二子居平岗，后迁北山。二十一户人家从南雄珠玑巷辗转南逃到此立村。“该地原为黄沙堆积地。环城镇东甲梁氏，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梁姓先祖从南雄珠玑里来此立村。”环城西甲罗氏，“南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罗姓先祖从南雄珠玑来此立村。”棠下乐溪陆氏、卢氏“咸淳年间(公元1266—1274年)，陆、卢两姓先祖从南雄来此立村。”《鹤山县地名志》载：鹤城章巷黄氏，“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南雄珠玑巷黄氏迁此开村。”龙口文堂温氏，成淳二年(公元1266年)温姓从南雄徙本邑霄乡后，四传分支至此开村。龙口月桥黄氏，“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南雄珠玑巷黄姓迁此开村”。龙口护刘氏“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刘姓先祖自南雄珠玑巷徙本县尧溪后繁衍分支，至此开村。”宅梧镇严氏、邓氏、梁氏，“成淳二年(公元1266年)南雄珠玑巷严、邓、梁氏迁此开村。”
第二、围堤造田，这是珠玑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的突出贡献。在宋以前，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多在三角洲边缘地带，如边缘小平原，谷地，垌田，台地等地方进行，这是为防备每年洪水淹没，但尽管如此，每年在汛潮期，农田遭水淹的问题还是未能很好解决，所以，当时开发的田地称为潮田，农作物生长大受影响，农田的基础建设难以开展，收成往往不稳定。当时的村落也因此未能获得广阔的地面，一般是在高出平原1—2米的土墩上建造。
到了宋代，到了珠玑移民迁来后，这一状况开始有了改变。珠玑移民有资金、有技术、有劳动力，也有一定的组织性，他们有效地进行了筑堤护田，筑堤是珠玑移民迁来后立即动手的工程，他们是将建堤与建村同步进行的，筑堤也就是开辟基址。如新会周郡的周、谢、董等姓，一迁到当地即“筑围造田，开垦种植”。
珠玑移民对“筑堤护田”是格外重视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在珠江三角洲，不少重要的堤围就是由他们倡议修建起来的。下面试述几例：如中山小榄小围即由珠玑移民之十四姓倡修。又如罗格围的修建，据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修的《岭南洗氏宗谱》说：“是时沿水而居，几同泽国，我族阎堂公与同里判区公，合力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壤，至今赖之”。高明县的西江罗岸围，长达八里，是珠玑移民后代罗隐孙倡议修建。《琴轩集·宝安翟公寿藏志》说：东莞石冈珠玑移民王氏的第二代人王世表也“率乡人捐金，大筑堤防，延襄三十余里，创立桥梁，以通潮汐，众赖长城，始得奠枕。”这里指的便是福隆堤。此堤在王世表修筑后，到了元末又坏，其曾孙王梦元，已成富户，又加修建。据宋钱益《增筑东江堤记》称：“(梦元)倡乡人共修筑之，民至今赖其利。”
珠玑移民修筑的堤坝，堤之高度是顺着下游而减低，终至消失，如佛山的存院围，桑园围都是开口围，这符合当时洪水水文特点，因为洪水洪峰到达下游河口便消散，不用建堤防洪了。此时修筑的堤围，顺着河道水流的走势而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沿河的耕地。人们还不会用石修堤，只懂得用泥土堆叠成堤，大概只有番禺黄阁的堤围例外，是用石来修建，所以该地方便以石基为名，沿用至今。虽然当初修筑堤围的技术十分简陋，但人们已懂得巧妙利用丘陵、土墩作为修堤的依傍，因势利导。例如较为有名的桑园围就是这样，同治《南海县志》卷七，《江防略.围基》说道：“该堤围依靠附近的丘陵，东西堤皆从上游水势建瓴之地，依山筑堤，从高而下，顺水道至下流。”这也就是将甘竹、区鹅岭等高阜丘陵连接筑成数十里之长堤。文献记载，宋代300多年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西、北、东三条江河干流两岸陆续修筑堤围大小约二三十条，较有名的有：羚羊峡下的长利围、赤顶围、香鹅围、金西围、竹洞围、腰古围、下太和围及桑园围，东江的东江堤，牛过朗堤，苏礼庵围，北江的村头围、榨寨西围、罗格围、存院围等。
珠玑移民的“筑堤护田”工程，解决了唐代以前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些有创造性的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中，产生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在我国水利史上，也是一大发明。修堤保护了沿河的耕地，固定了河床，使河流带来的泥沙往下游沉积，有利于沙田的发育，改变了过去潮田的状况，既防止了洪灾，又有利于扩大农田，提高农田质量，增加农业生产能力，达到了“无恶岁”的目的。
珠江三角洲沙田的迅速开发扩展，与堤围的修筑有密切的关系，自宋始，元、明、清时代围堤工程一直在延续，规模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效能越来越好。宋元时期，珠江三角洲堤围的修筑使河床得以固定，从而使南番禺、中山北部、新会东部大量泥沙沉积，再加上人工的围筑，从明初至明末，短短二三百年间，基本上形成今天三角洲的面貌。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史、垦殖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堤围史。“昔筑坝以护既成之沙，今筑堤以聚未成之沙；昔开河以灌田，今填海以为陆”。
三、珠玑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工商业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农业开发是一个经济再生产再发展的过程，珠玑移民同当地人民一起对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适应、改造、利用，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沙田土质肥沃，最适宜经济作物的生长，加上珠江三角洲人民又十分注意构造合理的人工生态，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后来便出现了专业性农业区域和商品性农作物中心。这方面典型的地区有：南海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九江，顺德的龙江、龙山，高明的坡山等乡，连成以九江为中心的养鱼和蚕桑农业区域；以广州为中心，连接番禺大石、龙湾、古坝、黄埔、黄塘、韦涌和顺德陈村、南海平洲，形成一个方圆100多里的以种植果木为主的专业区，还有以东莞、新会等为中心的香蕉和蒲葵产地。
珠江三角洲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加工业的兴旺，必然带来了社会分工的扩大。一些擅长某一技能的农民，逐渐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变成专业的手工业生产经营者，因此，也就造成了缫丝、丝织、制糖、葵扇、水果加工等手工业的兴起。
沙田农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墟镇的兴起。由于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与消费的自然联系，自给自足、封闭式的供求关系被打破。农民的自给量越来越少，相反在市场的采购量却越来越多，墟镇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到了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已越来越不能单独完成生产的整个过程，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如基塘区的农民要从九江购入鱼花(苗)，果木区农户需要陈村提供的树苗，农民的生产同市场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显然，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原料与成品生产的分离，为商品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促进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的发达，这样，经商风气在珠江三角洲逐渐兴盛。到了清代道光年间，经商之人，在三角洲一带的农村中，所占比例非常突出。南海高达十分之六，顺德、新会十分之四，番禺、东莞、新安十分之三，连从商活动较少的增城、三水也达十分之二。这些活跃在广大农村中的商人，充当了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中介人，有的甚至还直接参加了某些生产活动。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在制糖方面有些经营糖业的商家，“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而各收其糖利”。这表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手段，已经参与进来，影响着农户的生产。
商业资本的介入，将农民的个体生产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繁荣，又直接刺激了农村墟市的发展。墟市又逐渐演变为市镇，到清代光绪年间，顺德的龙山、南海的九江，还有江门、石龙、小榄、陈村、市桥等地，也都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市镇，而佛山镇更成为“岭南一大都会”，成为清代“天下四大聚”之一。
显然，珠江三角洲的这些发展，同沙田农业经济的发展分不开，同包括珠玑移民在内的人们的开发分不开。
珠江三角洲的工商业，从其自身发展过程来看，以宋代珠玑移民等大量南迁活动为起点到明代，到清代，都呈现出较快的速度。
经过这样的发展，使得许多行业兴旺，使得这一地区的工商实力在中国经济中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而改变了岭南偏远落后的面貌。
下面，我们试以一些行业来述说。
1．纺织品工商业珠江三角洲的纺织业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期便能利用棉花纺织成布。由于广东不是棉花产地，当时的这种操作，主要依靠走南闯北的商客和移民带动。在中原，棉花纺织工艺处于领先地位，珠玑移民从中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基本技术，其中也包括用棉花织布的技术。丝纺织品在珠江三角洲比较发达，这同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有关。桑基鱼塘的农业，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由此，又进一步促进了蚕丝业的发展。到了十二世纪，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蚕丝基地之一；而到了十七世纪后，在这基础上，珠江三角洲的蚕桑、麻类的生产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织造工艺和丝麻织物日趋发达，逐步形成了行业性经营。在经营方式上多为亦工亦商。
珠江三角洲作为国内的丝绸主要产地之一，从十八世纪开始，即将生丝作为主要出口商品。顺德、南海产的莨纱绸，系以桑蚕丝织成绸胚，复以薰莨液多次蒸煮，抹擦河中泥浆经日照晒成。其色乌黑(底为酱红色)，卷成筒状，莨纱绸以易洗快千，耐穿凉爽为特色，深受沿海地区渔、盐、农民及东南亚华侨欢迎。
珠江三角洲的纺织业传统，再加上后来外国纺织品在广州进口的刺激，使得丝业在十九世纪成了广东商业的命脉，而广州便成为中国近代针织工业的发祥地。
2．五金机械业珠江三角洲的五金机械业发展晚于中原，此业在珠江三角洲的兴起同珠玑移民南迁时间基本一致。在宋代，佛山出现了冶炼铸造业，由此逐步发展，至十九世纪清道光年间较为鼎盛。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佛山有铸铁炉100多座，炼铁炉几十座，从业人员达10万之从。铸制的大量铁锅·不但销于华南各地，还大批销往海外。部分生铁炼成熟铁或低炭钢后制成各种农具、木工工具、刀剪利器、销头、铁钉、铁线、衡器和般钉、船锚、链条等，直接卖给用户或接受各地客商订货，该行业当时叫铜铁业或五金白铁业。
那时，前店后坊、工商不分这种家庭式经营的五金铜铁店，除佛山之外，广州、江门等地也不少。广州等地的五金铜铁店主要靠佛山铸炼的生熟铁作为生产各种五金制品的原材料。鸦片战争后尽管洋货对珠江三角洲的五金业打击很大，但仍有一些厂家能坚持下来，并有所发展，这种现象，在广东全省内是很突出的。如江门的三桁瓦利器厂，是在鸦片战争后的1875年创立的，初时只是一间小店，主要生产小刀、剪刀、剃刀等利器，到1935年时，已发展到了八间店铺，品种增多，产品远销各地。清末(1910年左右)佛山制锁业约有200家，从业人员上千，产品70％销往香港、南洋。1928年佛山五金白铁业45家，冶炼铸铁业30家，广州制造木刨斧头等工具的有全栈等12家。
3．化工工商业在宋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了较原始的化工工商业活动，那时，主要是经营一些土产化工原料、天然染料和天然漆。在清代，珠江三角洲一带所经营的化工商品，不论地产和进口的都是土产品，主要采集于自然界而未经现代工业科学方法作加工处理。当时往往没有专业的商号经营，染料按起源习惯由布庄兼营，硫磺多由药店或药材丹颜料店经营，蜡一类则多由杂货店经营，而进口的物品又多由工行或洋行买办把持。另，自宋代以来，广州口岸就一直有硫磺进口，宋代进口硫磺主要用以制造炸药，明代则主要用为医药原料。
4．糖业糖业一直是广东经济的重要产业，始于唐代太历年间，以珠江三角洲最多。珠江三角洲的地理自然条件宜于甘蔗的生长，每年冬季至来年春季为食糖的旺产季节。珠江三角洲的食糖生产已有1200年的历史，到了十九世纪末，糖寮遍布于植蔗各县，每年均有大量的土糖出省和出口。
5．饮食业珠江三角洲的饮食行业也随着本地区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而兴旺并形成行业，成为商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羊城古钞·濠畔朱楼》载，唐宋时期，“广州濠水……朱楼十里映扬柳，廉拢上下开卢牖，……扶留叶青蛇灰白，盘载槟榔邀上客，……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可见当时饮食业的发达。珠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濒临南海，内河密布，可供食用的动植物繁多。秦汉以后，南迁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及烹饪文化。从广州发掘的几座古墓中可知，中原的烹调法早已移入了珠江三角洲。自汉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先后从中原引进了花生、玉米、番薯等许多农作物，丰富的食物原料刺激了饮食业，宋明时，“南烹”之名已见于典籍。清末《清稗类钞》谓：“菜肴有特色者，如京师、山东、四川、广东”，流行于珠江三角洲的粤菜其时已成为我国四大菜系之一。
第二章 珠玑巷移民后裔对岭南教育文化的贡献 岭南处于与中原基本隔绝和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岭南与中原的沟通，既影响了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入，也给岭南教育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障碍。长期以来，岭南广大地区缺师乏教，没有学校，人材难得，故被视作化外之地，瘴疠之乡，人也被列为“蛮夷”。自唐代张九龄(676—740年)开凿大庾岭新道，“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①这条新路对岭南的贡献很大，但就当时来看，其主要作用仍在于交通、邮驿、运输、贸易方面，而对于整个岭南地区教育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则延至北方大批人士经过此通道至南雄珠玑巷，又再举南下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定居以后才开始。
一、人宋后岭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兴起与珠玑巷人南迁密切相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岭南建立南海、桂林和象郡，南海郡治在番禺。郡尉任嚣修筑番禺城，俗称“任嚣城”，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秦末，赵佗利用北方扰乱的时机，自封南越武王。南越王统治时期，岭南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番禺成为“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2此时的广州已是岭南政治、经济、商业和外贸的中心。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也在这时期逐渐输入岭南，但受地理、交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唐代以前，岭南大部分地区仍然地旷人稀，其教育文化(学校、书院、科举、人才等)仍十分落后，处于一种“诗书之教废而仁义之泽竭”的状况。
从唐代起，岭南教育文化以粤北地区较为发达，这与其地理位置及北方移民的迁入不无关系。据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载，广东进士最早登第的，是张九龄的伯父张宏雅；最早举乡贡的是张九龄的从弟张璮龄。唐代广东进士38人，举人8人，其中韶州、南雄府属始兴、曲江二县进士7人，举人4人，翁源举人1人。北宋初，中原人士受少数民族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陆续由此路迁居岭南，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记载，仅北宋前期，即太宗太平兴国至神宗元丰(978—1078年)的百年间，南雄州户籍数由8368户升至20339户，新增11976户，居广东各州户籍增长率之首。北方的移民或居南雄，或徙曲江、英德等地，有助于粤北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率先在岭南兴起。韶州府学建立于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公元1131年以前韶州属下的曲江、英德、翁源诸县均设有县学，而广东最早的书院——涵晖书院，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始创于英德南山。南宋乾道六年(1169年)，知州周舜元为祀周濂溪在曲江新建相江书院，淳祐六年(1246年)改名濂溪书院，这是宋代广东规制较完备的书院，“得地于帽峰之麓，相江之滨，越月而成，右为祠五间，继以讲堂，间亦如之。左右为两斋相与佐之，教养之需，于是粗备。”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中说：“相江书院所以较他处为早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南北交通之孔道，宋代从江西南下不断移民，故那时曲江文物颇为发达；一方面又因为曲江接近江西，得书院风气亦较他处独早。’’⑤北宋时，南雄珠玑巷人始向广州等地南迁。“东莞李氏，先世南雄保昌人，自南雄府君来居吾邑，迄今已有十三传。’’⑥而较大规模地从珠玑巷南下的，则是南宋绐兴元年(11321年)以罗贵为首的97户33个姓氏的人家。尽管宋朝对地方官学的兴办十分重视，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诏令“州若县皆立学”，并规定凡立学者可赐学田。但在公元1131年以前，广州地区仅有府学、县学各一所及“训蒙学舍40间”，广州府学于北宋庆历中(1045年)用一简陋的孔子庙改造而成，“制尤未备”@。大部分的县既无县学，又无社学。至于书院，广州地区也是空白。宋元祜元年(1086年)蒋之奇任番禺县令，当时距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1307年，距赵佗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6年)1292年，距张九龄开通大庚岭新道(716年)415年，但蒋氏所见番禺学宫，“多历年所，堂庑庳狭，隅奥侧陋。师生所庐，曾莫攸处，讲肄之次，寝以毁废，怵然于心。”宋绍圣二年(1096年)章粢撰《广州府移学记》，曾分析过广州(番禺)教育落后，人才劣少的原因：1、地处偏僻，官吏“锄剪寇盗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2、商业发达，本地人士多重利轻文。3、俗喜游乐，不耻争斗。章氏还补充说：“当稽考载籍，自晋唐以来，守兹土者，名臣巨公，不为少矣。治效伟绩，斑斑见于方策，大抵多以清白称，至于劝学育材，作新人物，则寂然无闻。考寻学校之迹，宜其无睹也。”可见此前来任官吏对发展广州教育文化已是无能为力。而南宋以后，南雄珠玑巷迁民落户广州，他们当中不少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官绅和宿儒，长期受孔孟之书、先王之道的熏陶，十分注重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传统伦理，他们散布在城市乡村，不忘其本，言传身教，影响和带动了本地居民重视教育的风气，从而有助于官府推行教育政策，促进了广州地区教育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从现存资料看，两宋时期从珠玑巷南迁的氏族，在广州地区落户后，其功主要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开发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力量”。而他们对广州教育文化的发展也作过积极的贡献。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从南雄迁移东莞南街的翟徽长子翟杰创广州地区首间书院——桂华书院。随后广州建立禺山书院(嘉定年间)和番山书院(淳熙四年)、义斋、九峰、鼎斋书院(咸淳年间，等九所书院。同时，广州各县县学亦先后建立：香山县学(1206年)、南海县学、(1209年)番禺县学(1241年)和清远县学(1244年)。这些县学的建立，究其原因，主要属各新任知县奉命行事之举，但却不能忽视当地人士，其中包括珠玑巷迁民后裔的支持。如东莞县学，据宋淳 十五年(1188年)知县王中行撰《迁学记略》称东莞“邑左三里许，有闯于榛菅间曰学也，栋宇绵蕞，弦诵寂寥，今几何年矣。余领邑未阅月，邑士群以为言，诘其地，以一二对，率众往觇……。有自东桥而南去邑余百步，正与黄岭相宾，主中夷外，旷地属黎氏，余一叩得之。”这个愿捐地建县学的黎氏，便是“先世居虔州(今江西宁都)，宋熙宁间(1065—1077年)因黎董孙官于南雄，宦游入广，卜居莞城东郊上士冈”@的后人黎晦，当时黎晦日：“某有地在东城外，术者谓当世出科第，与其私之吾家，孰若公之一邑!”由于县学建于此，后人称上士冈为“学右”。
南雄珠玑巷迁民当中不少是官员和富裕人家，有着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意识，他们家学渊源，至性嗜学，既施教于子孙，又惠及同乡，如番禺伍氏，“先世南雄人，宋季来迁羊城，后徙番禺河南桂林里。……公为人庄重，言论闲雅，有古君子风，读书务以明理，不屑为章句或肆笔，赋诗有唐人风格，尤精九章数学，虽生宦门，能刮豪习，谨厚自将，未尝有纨绮子弟态。”又如东莞李春叟(李用三子)“以经学训生徒，诱掖奖劝，甚至故及门者后皆知名，乡邑化之儒风翕然为振。”又有东莞梁文奎建迎翠楼，“讲学其中，四方多就质焉。”番禺李昴英(1201—1257年)，字俊明，其“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来迁。”圆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授汀州推官，擢右正言，累官至龙图阁待制，史部侍郎。李昴英是南宋名臣，政绩昭著，为宋代珠玑巷南迁氏族后裔中成就最高者之一。淳祜元年(1241年)，李昴英与知县诸葛珏共同谋建番禺县学，开番禺学校之先。嘉熙二年(1238年)东莞知县许巨川，倡建东莞县学之史经阁，李昴英撰《东莞儒学史经阁记》，加以称赞。 由于迁民及其后裔重视教育，推广文化，亲历亲为支持兴建学校书院，使南宋以后广州教育文化水平日渐提高，各地人才辈出。据杨宝霖先生统计，“宋代，东莞进士(连特奏名进士在内)共33人，可考知属南雄南迁之族的有13人，占39．4％，其中有些一家三名或兄弟同登科第，如翟粟及其侄景先，梁文奎与其侄梁该、梁诩，李春叟与弟得朋等。”而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载，南宋(公元1195—1279年)广州属各县进士(不包括特奏名进士)共118名，而其中南海县48名、番禺县35名、增城县12名、东莞县10名、顺德县9名。而此时韶州府属仅有进士17名(曲江8名、保昌县9名)。两府教育文化水平已逐渐接近，广州部分县份或已超越在前。
二、陈白沙等兴学倡教与明代岭南书院的鼎盛
入元后，继承了南宋后期教育文化发展的势头，元朝广东新建书院8所，广州地区占其半数，它们是顺德桂洲翠岩书院(延祐年间)、东莞聚秀书院(至元十八年)、新会古冈书院(至正年间)、番禺罗冈玉岩书院。其中兴建东莞聚秀书院的翟龛是从南雄迁居东莞南街翟徽的后人。元代广州官学中，最有特色的是蒙古小学、医学和阴阳学。当时广州专门开办蒙古小学，为方便驻穗的蒙古族少年儿童“背诵孝经，习汉人学”，广州府和顺德、东莞、香山、新会、新宁、清远诸县都普遍设立了医学和阴阳学，并一直延续至明。科举方面，元朝广东进士33人，广州占13席，而韶州则无一人。
明代广州的官学主要是儒学和社学。广州儒学，除宋元原设置者外，新建立了顺德县儒学(景泰三年)、从化县儒学(弘七年)、新宁县儒学(弘治十一年)、三水县儒学(嘉靖六年)。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各地遍设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诏书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旧明代广州社学虽建立稍迟，但发展却快。“嘉靖元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始毁淫祠、寺观，通行改建(社学)。其规制俱有堂，有书舍，有门屏，轩豁弘敞。每岁各举学行者为教读，俾与童生正句读、习礼节、端容仪，暇则教之射。其教法俱有条款刊行，童生能进之于儒学。”广州社学初立便颇为正规有序，同时也为儒学提供了生源。自嘉靖六年至嘉靖四十年，广州共建起社学234所，其中广州府8所、南海县105所、番禺县48所、顺德县42所、增城县2所、东莞县1所、香山县3所、新会县15所、新宁县1所、清远县8所、从化县l所。
此时，私人讲学风气流行，至明中后期达到鼎盛。当时讲学授徒的人，多是当地名儒，人们争相拜其为师，广东新会的陈白沙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白沙(1427～1500年)，名献章，字公甫。其“先世仕宋，自南雄迁新会”。因住在新会白沙里，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陈白沙参加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落榜。二十七岁时前往江西崇仁从学于吴与弼。数月后回到故里，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及宗儒著作，在静中求得真知，学问大有进益。成化二年(1466年)就学于国子监，以和宋代杨时《昔日不再得》一诗为国子监祭酒刑让所赏识，被认为是真儒复出。于是名满京城，士子上门求教，陈白沙的教育活动由此开始。
不久，陈白沙返新会，以讲学授徒为生，他的讲学很有影响，全国各地和学者纷纷投其门下。白沙教育门徒，首先要求他们静坐，从静坐中体认圣贤之道。这种教育方法，是以他自己求学经验为基础。他曾自述其求学经过；“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日：‘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据《新会县志·白沙弟子传》，陈白沙弟子共106人，他们正是接受了这种在“静坐”中排除杂念，显于本心的方法，多有建树成名。仅广州地区就在东莞林光、番禺张诩、顺德梁储、增城湛若水等人考取进士。
陈白沙除了亲事教学，培训弟子外，还积极促进广州乃至岭南的教育文化事业。如社学，白沙云：“以小学言之，朱子小学书，教之之具也；社学，教之之地也。天下之事，无本不立。小学，学之本地。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将，以驯致乎大学，教之序也。然则社学之兴在今日淑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何可少哉，何可少哉!旧如论重视学校教育，“古者，王畿置小学于辟雍之则，其在侯服邦国，是列于痒序之右。今之郡县学，古之大学也；今之社学，犹古之小学也，天下风俗美恶存乎人，人之贤否存乎教。陈白沙在宣传学校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教育质量和学生勤奋。“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然自汉而下，求诸学痒之所得名世者几人，有不由痒序而兴者乎?是故学校之设，其重在于得人；学之道，其要在于为己。”@陈白沙鼓吹重学兴教，对明中期广州社学的蓬勃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而接受陈氏理学之培养和影响的湛若水、陈阳明等人，毕生致力讲学，建立书院，使明中期广东乃至全国的书院鼎盛一时。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平生志笃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处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五十岁以后，他在广东讲学，七十岁以后，他周游列郡，四处讲学。九十岁高龄，他还从增城出发前往南京，一路不停讲学。湛若水在讲学之处，一定要建立书院，奉祀陈白沙。因他一生周历列郡，所以创建书院甚多，仅广东一省即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云樵山建云谷书院，两年后又在此地建大科书院，嘉靖十六年(1537年)在罗浮朱明洞建甘泉精舍，二十九年(1550年)在广州城东建天关书院，三十一年(1552年)在增城建明城书院，三十八年(1559年)又于增城建龙潭书院，此外嘉靖年间还在增城建独冈书院和莲洞书院。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所创立的著名的“阳明学派”受到陈自沙的影响，“在白沙的高足弟子中有一位湛甘泉，甘泉与阳明是亲密的朋友。尽管如此，‘白沙——甘泉，路线却逐渐衰微，并被‘白沙——阳明’路线所压倒。”王守仁从三十四岁开始讲学授徒，直到去世，历时二十三年之久。他驻足之地，皆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并亲自讲学。嘉靖六年王守仁曾任两广总督，他大力推广初等教育，又视书院为高等教育，把书院作为传播自己学说的重要场所。刘伯骥先生总结明代广东书院盛况时说：“自正德年间起，广东讲学风气与书院兴创便为之一变。在广东理学经陈自沙揭标之后，继之以王阳明抵驻广州，士子云趋景附；魏校提学到粤，也常召儒士辟书院以讲心性之旨。而湛若水、霍韬、方献夫、黄佐、薛中离等皆为理学名儒，各承师说，辟书院以讲学。所以明代广东书院，以这时为最盛。”
据统计，嘉靖年间共48年，厂东建书院78间，其中广州地区25间，由迁民后裔兴建并掌教的有：嘉靖年间霍韬建慎德书院于广州。又在西樵山建四峰书院，与方献夫所建石泉书院、湛若水建的大科书院鼎足而立，并在其中讲学十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何维柏在南海小港建天山书院。有在外地执教的：东莞李春叟之后李一宁，在河北掌教漳川书院；祁顺在贵州右阡任和府时，因当地“素不知学，自开郡来无贡举。乃兴集儒生，亲为讲授，数岁而擢科者数人。”而东莞陈琏，“致仕后，开万卷楼，书多秘馆所无，四方学者至，必馆谷之。”陈氏是广东最早开放私人藏书供人阅鉴的藏书家，这对于封建社会封闭式的藏书楼和古人保守藏书观念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科举方面，明代广州府属有进士462人，韶州府属仅13人，前者为后者的35倍之多。(参见附《唐宋元明广州、韶州、南雄进士人数一览表》，该表中虽只局部反映唐宋元明四朝广、韶、南雄三州进士人数的变化，但从中或可窥见广州的科举人才随着南宋以后学校、书院的建立而增加，后又随明代书院教育的兴旺而鼎盛的情况。)自南宋至明代的五百多年间，广州教育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并已成为广东乃至岭南教育文化中心。
三、清代珠玑巷移民后裔对教育文化的贡献扩展至全国
明末清初，由于多年战乱，全国各地的学校和书院多遭到破坏，广州地区经历南明政权在当地抵抗清兵和“三藩之乱”后，其教育设施受战争的影响更大。其中广州府学，龙门、新会、清远县学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县学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它们大都是在平定“三藩”后才得以恢复。清代，广州的社学继承明制，但数量有所增加，共306间：南海112间、番禺47间、顺德74间、东莞14间、新安6间、从化1间、龙门3间、新宁1间、增城7间、香山3间、新会15间、三水11间、清远8问、花县4间。至于在明代一度鼎盛的书院，清统治者因担心其活动会使反清复明思想蔓延，顺治九年曾下令禁止。康熙初年，禁令稍驰，各地书院开始重建。当时在广州私立书院者，番禺屈大均算较早的一位。屈大均(1630～1696年)，字翁山，“屈氏之先，自宋绍兴间，迪功郎翰林诚斋公，讳禹勤，由关中来，止南雄珠玑巷，已而复迁沙亭，是为南屈之祖，先生其第十八世孙也。”屈大均的父亲屈宜遇，“课大均至严，日诵不问何书，必以数千言为率，亲为讲解，弗以诿之塾师也。家贫，每得金必购书，谓大均言，吾以书为田，将以遗汝，吾家可无田，不可无书，汝能多读书，是则厥父播，厥子耘耔，而有秋可期矣。”@从屈氏南迁移居番禺沙亭至大均时已有500余年，其家族始终保持着崇文尚儒的传统，这是南雄珠玑巷迁民后裔家庭教育的典型例子，也是他们之所以重视文化、支持教育的基础和根源所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屈大均“于广州城南得室数椽，以为三闾书院，奉三闾画象其中，以宋玉、詹尹、渔父为配，辑刻《三闾书院倡和集》。”三闾书院曾刊屈大均与何磻合撰的《四书补注兼考》二十八卷。是书每页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屈、何二氏考注之文，下层为四书原文、旧注和补注，而补注多有阐发，言精而切，简而尽，殊有功于经传与教学。考察三间书院，活动主要有三：先是屈大均与文人朋友称诗说易、雅集酬唱之地；次是屈大均认为广东没有三闾祠庙，乃将书院作为纪念屈原、宋玉等人的场所；再就是教育学生，“今与斯会者若干人，皆大雅君子，能别邪正，知道术之所归者，故先以所撰诗、赋、乐府辑之为《三间书院倡和集》，岁时有事，俾子弟弦而歌之。”
清代广东大儒朱次琦(1870～1881年)。字稚圭，南海九江镇人。学者称他为九江先生。其先祖“度宗咸淳末，保倡民因事移徙，有讳元龙者与弟元凤、元虎浮桴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远、江铁头冈、新会水尾等处，而九江上沙元龙公族也。”朱次琦，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任山西陵县知县，颇有政声。后辞官回家，在九江礼山草堂讲学，前后凡二十余年，始终不离讲坛。他讲授儒家经典时，注意阐发孔子学说的根本，反对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要求归宗于真正的孔子学说。在教学上，他很注意学生的道德品质修养，提出“行孝悌，崇尚气节，变化气质，检点威仪”四点要求，以达到诚心、谨慎、克己、力行的规范。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他说：“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对此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学生康有为赞扬道：“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
朱次琦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其爱国爱乡的言行上。他在家乡领导抗御洪水和设乡约宣传禁赌，誉满乡里。鸦片战争期间，他对琦善等人的卖国投降极为不满，曾斥之以诗：“卖国通番贼，天津起祸胎。乱离民似草，远近炮如雷。江海含冤气，烽烟逐劫灰。楼船诸将帅，何日得生回?”朱次琦勉励学生上进，为国效力，做到“经世致用”，不但教育了康有为、简朝亮等入室弟子，据说连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亦受其影响。“予闻之花县骆氏父老言，朱九江老师来花县讲学一月，洪秀全亦迳门拜听讲云。”
朱九江弟子康有为也是南雄珠玑巷迁民的后裔。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康南海自编年谱》首句云：“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又名苏村。”康有为是戊戍变法的领导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他生活在清朝国势日蹙、内外交困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生死博斗．的时代，也是闭关自守的中国接触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时代，康有为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无不熔铸着时代的印记。康有为的教育主张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教育的作用。康有为把教育的地位提得十分高，在他看来，教育比军事更重要，他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他指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不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康有为还认为教育是人的善恶智愚的决定因素，主张社会国家如同人性一样，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改良的。因此康有为特别重视学校的开发民智作用，在《大同书》中他认为，在理想的“大同”社会里，学校教育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作为维护新变法的主要手段，这对教育的改革和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都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废八股、停武试。康有为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病上书光绪帝，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在光绪帝面前，康有为痛陈八股之害，将割地、赔款、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弱民贫都归结为八股所致，促使光绪帝当即同意废除八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1898年6月23日)诏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同年五月，康有为还上呈《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学校折》，极力主张停止传统无用的弓矢之武试，代之以广设武备学校，来培养兵学人才。康有为废八股、停武试的主张，对改革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提出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康有为在提倡变科举的同时，极力主张开设学校。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他上《请开学校折》，建议仿效德、日学制，通令全国各省、府、县、乡开设学校。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学校体系：乡立小学，儿童7岁入学，学习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毕业，此阶段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儿童14岁入学，先入初等科学习二年，再入高等科学习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专门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大学分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四科；京师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大学堂。此外还建议设立图书仪器馆、师范学堂等。这些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部分得到了实施，对于以后的学制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提出了胎教、幼教和女子教育要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儿童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教之于未成形质以前。”这一思想前所未有，意义重大。对幼儿教育，康有为主张婴儿出生即送入公立育婴院，三岁后转入公立慈幼院受幼稚教育。这是他首次提出对婴幼儿进行教育，应有可取之处。在女子教育方面，康有为主张“男女同权”、“教育平等”，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入小学、中学和大学。他提出“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大同书》)。康有为提倡女子教育，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无疑是一种突破。
第五、主张中西兼学，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康有为在教学中，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在他设置的课程中，既有中国哲学，又有泰西哲学；既有中国经学，又有万国史学、地理学、格致学；既有中国词章学，又有外国语言学。此外，对西方自然科学也很重视，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皆学之。康有为主张学生集体学习，互相观摩，互相启发，并以比较法和启发教学法教育学生。康氏学识渊博，讲课内容均为他平日学术研究的心得，观点新颖，富于启发性，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康有为是戊戍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导师，其教育思想对清代教育改革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影响。
康有为一生重视教育活动，为了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在广州大塘街云衢书屋讲学。次年迁至广州长兴里邱氏书院，更名长兴学舍，“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来学者多志士。”他每讲一学，则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援古证今，诵经引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滔滔万言。他手定《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分“学纲”、“学科”、“科外学科”三个部分。他主张德育占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还特别重视体育，推动了旧教育的革新。光绪十九年(1893年)，“长兴学舍”改名为“万木草堂”，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万木草堂被清政府下令封禁辍讲为止，康有为在广州办学前后历时八年，培养了一批领导维新运动的骨干。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曾在桂林讲学四十余天。两年后他第二次去桂林设广仁学堂，他讲课生动活泼，有独创性和现实感，因而“来问学者，踵履相接。”他还撰了《桂学答问》和《分月读书课程表》，指导学生们依课程研读，并将心得写成札记，质疑问难。由于康有为在桂林办学，使广西人 士“知爱国御敌，兴学堂，重教育，设会讲学，文武兼重，风气之 变速而巨。”1926年至1927年初，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天游学 院，宣讲中西政治学原理、西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道。 康有为在三地兴学教授，从游受业弟子甚众，“各省学子，千里负笈，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可谓盛矣”。据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一书，共收康氏弟子219人，其中广东103人，占其半；而广东弟子中籍贯广州者74人，占三分之二强，他们中不少继续办学兴教：新会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办时务草堂(1897年)、在上海办万木草堂小学(1897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1898年，在美国西部办干城学校(1900年)番禺韩文举在广州创办南强公学和觉是草堂(宣统初年)，三水徐勤在日本横滨办大同学校(1897年)，南海康同薇在日本横滨创办横滨女校(1899年)，以及从清末民初起新会陈荣衮卢子骏在港澳地区办学几十年，倡行妇孺蒙学和平民教育等，都说明康有为及其弟子对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已不仅在广州、广东，而是遍及中国和世界。 梁启超(1837—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其祖“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干。……与叔焘同择居于里雄珠玑里。旧梁启超自幼攻读经史典籍，18岁始接触西学。1891年至1894年在万木草堂学习，思想上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同样持有“教育救国论”的观点，他也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他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干学校。（《学校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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