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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4>
(8)长安镇冈背戴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朝南雄人迁此，村民姓戴。”
(9)长安镇塘下蔡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朝南雄蔡元乡迁来沙头山冈头”即此地。又在陈琏《琴轩集·蔡府君墓表》及《深圳罗湖蔡屋围蔡氏族谱》均有记：“先祖由长江迁南雄柯子里珠玑巷。宋末蔡安迁沙头靖康场。本支后分宝安沙浦于明末，分居深圳桑屋围于清初，地名赤坎。”
(10)长安镇桥头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先祖元代由福建莆田迁于南雄，后由南雄迁此。”
(11)长安镇沙头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元朝福建、南雄人迁此，此地原是海滩。”
(12)长安镇乌沙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元朝福建、南雄人迁此。原地黄沙堆积成丘。”
(13)长安镇上沙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末福建、南雄人迁此，据说此地原是海滩。”
(14)长安镇上近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初本省南雄人迁此。”
(15)长安镇镇地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末本省南雄人迁此。”
(16)长安镇增田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朝本省南雄珠玑巷大井头人迁此。”
(17)长安镇横冈头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末本省南雄珠玑巷人迁此。”
(18)长安镇新农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徽宗时(1101～1125年)，始祖由南雄珠玑巷白沙迁来。始居于虎门区怀德乡田尾村。1958年兴建五点梅水库时，迁此立村。”
(19)长安镇蔡屋蔡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朝南雄人原住在街口鬼山(黄洞山)。”
(20)长安镇陈屋陈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朝南雄人迁此，始建于今镇田龟山。”
(21)中堂镇旧楼罗氏 《东莞市地名志》：“1125年广东南雄珠玑巷罗氏迁此。”按此条系北宋入粤记载，即南渡时迁入，在徽宗朝。
(22)大岭山镇梅林叶氏、邝氏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时南雄珠玑巷人迁此立村。由叶屋、邝屋二村组成。
(23)大山岭太公岭邝氏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时，南雄珠玑巷人迁新会潘村，后迁莞城沙头坊，后又迁石井，其后裔邝附贤，号爱源，迁此立村。”
(24)大山岭镇鸡翅岭汤氏 《东莞市地名志》：“汴梁汤氏南宋时迁南雄，再迁中山古井，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迁红泥坳，嘉靖年间迁此。”
(25)寮步镇石步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初年，南雄珠玑巷人迁此立村。”
(26)寮步镇渡头村人 同上条。河边步头成村。
(27)常平镇板石梁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初南雄人梁食迁此立村。”又《梁氏崇桂堂族谱》亦说：“梁格世居福州三山，二子熙学流寓韶关南华寺，迁南雄。赘居许塘许氏。孙克登，掌教增城，迁板石。”
又板石梁氏还可据洪武三年(1370年)织染局大使八世孙友文撰《梁氏族谱序》载：“南渡后有梁格次子由泉州流寓韶州南华寺，继迁珠玑巷，入赘许家，生二子，长充生登，淳熙任教增城，遗四子，长文奎，次文壁卜居莞之板石。三文治、四文定随母夫人蔡氏归广州舅氏家，因隶籍焉。”可与上文互相引证。
(28)常平镇桥沥利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初，南雄利隽乡迁来立村，称大沥。至十二世孙时分立桥头村。”
(29)常平镇大沥利氏 见上条。
(30)常平镇桥头利氏 建于大沥头故名，亦利氏分衍立村。
(31)常平镇沙湖口杨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朝始祖杨衍自南雄迁此立村。”
(32)常平镇泰园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 始祖自南雄迁此立村。”
(33)常平镇鲤湖李氏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末年，始祖李而恭自广州河南鹭江迁此立村。”鹭江李氏先祖来自珠玑巷。
(34)东坑镇彭屋大围彭氏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末年南雄珠玑巷人迁此定居。”
(35)石碣镇黄家山黄氏、陈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朝中期，黄、陈等姓从南雄珠玑巷迁来，初名禾架沙。后因黄姓人多，故改今名。”
(36)石碣镇黄屋黄氏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时，黄氏从南雄珠玑巷迁此立围耕洲。”此条可见珠玑巷迁民一到即建堤围开沙洲成田。
(37)石碣镇陈屋陈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末陈氏从南雄珠玑巷迁此立村。”
(38)石碣镇麦屋麦氏 《东莞市地名志》：“元初麦氏从南雄珠玑巷迁此。”按元初即宋末。
(39)桥头镇田头角陈氏 《东莞市地名志》：“宋熙宗末年(1135～1148年)，南雄珠玑巷陈氏迁来立村，原名棠堤阁。”
(40)桥头镇石水口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南雄珠玑巷人迁此立村。”
(41)凤凰镇南岸村人 《东莞市地名志》：“宋末元初村民从南雄珠玑巷迁此。”
(42)塘厦镇林村李氏 《东莞市地名志》：“李姓一世祖李陇西是朝议大夫，初由南雄迁居东莞长安乌沙村，九世祖李上唐在明代景泰至弘治年间由长安锦厦村迁此。”
(43)塘厦镇诸佛岭刘氏 《东莞市地名志》：“刘氏二世祖雪溪，元朝时从南雄珠玑巷迁此。”
(44)东坑镇丁屋丁氏 见东莞《丁屋丁氏家谱》：“始祖丁迪隆(处士)，其先南雄保昌县丁家洞人，宋乾德(963～967年)中，迁东莞文顺乡。历十八世至元，十九世丁麟(1270～1336年)字世祥，号碧崖，迁居周坑(今东坑镇丁屋东面)，明洪武五年(1372年)丁松确，号雪村，迁至丁屋。”
(45)莞城东郊上士冈黎氏 崇祯《东莞县志》卷五云：“黎氏先世居虔州，宋熙宁间(1068～1077年)黎董孙官于南雄，宦游入广、卜居莞城东郊上士冈。”
(46)虎门镇赤冈何氏 《琴轩集·何氏族谱序》：“其先南雄沙水人，宋南渡初，何行迁赤冈。”
(47)茶山镇卫氏 《东莞茶园卫氏族谱》：“原籍河北大名，唐僖宗(874～888年)间迁南雄沙水。宋建炎(1127～1130年)，卫弘官福州司户，金兵南侵，弘与弟达衍南下避兵，达家于番禺沥滘，弘衍家于茶园”。茶园今名茶山。
(48)茶山雄绪堂袁氏 据袁严齐《袁氏族谱序》载：“至宋朝而一世祖讳祯，当南渡时由江西袁州府迁广东南雄保昌县大庾岭麓珠玑巷柯树乡乃其故居。云后以迁宦游于广东至乡之茶山，隶籍家焉。生二子，长琚、次珂，是为二世祖。”至严齐为十八世。
据近人杨宝霖综合《东莞茶园雄绪堂氏族谱》、明代林光《南川集·茶园袁氏族谱序》：“先世居南雄珠玑巷，袁祯于绍兴(1131～1162年)迁茶园。”
(49)茶山山茶李氏 《山茶李氏族谱》：“李氏居南雄保昌柯木里，宋建炎(1127～1130年)中南迁，居莞城，至八世李定道，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避乱于茶山，遂定居。”
(50)茶山钟屋钟氏 《茶山淳家坊钟氏族谱》：“宋雍熙(984～987年)钟穆为南雄别驾，因居珠玑巷，长子徙新会，数传至钟亮，宋隆兴(1163～1164年)任福州归宁县主籍，乃迁茶园钟屋。”
(51)茶山袁氏 《冰蘖集·袁氏族谱。序》(明代林光南撰)“袁氏世居袁州分宜，有字君能者，宋孝宗朝(1168～1189年)为奉议大夫，迁居南雄柯子里，君能第六子松华徙茶园。”
(52)茶山镇塘角陈氏 据《茶山乡志稿》：“陈应甲，字廷魁，号巨生，本江苏建康人，宝祐间(1253～1258年)，授广东南雄府郡守，为避乱，偕子徙茶山塘阁。”
(53)东莞邓氏 据杨宝霖综合邓步云《南阳邓氏开宗族谱源流考》、《锦田邓氏师俭堂家谱》、《青衣谭蓝村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肖国健《香港新界邓氏源流考》等云：“邓宣先世居吉水白沙里，子汉黻宋初为承务郎，开宝间(968～975年)迁珠玑巷，曾孙符，崇宁四年(1105年)进士，授阳春令，权南雄州倅，符精堪舆，南游东莞。乐卦（原字为左边‘忄’，右边一个‘卦’字）角山在今香港新界筑力赢书楼，讲学其中，迁三代墓于元朗，长子阳，迁石排福隆，次子布居岑田，在香港新界，阳子珪，布子瑞，珪子元瑛、元禧，瑞子元祯、元亮、元和，共称“五大房”，元瑛子孙居东莞竹园。鲤鱼石、莞城南街，元禧子孙居福隆、雁田，元亮子孙居锦田(即岑田)、元朗、大埔，元祯子孙居屏山、白蚝，元和子孙居东莞怀德。香港邓氏多为元祯、元亮两房之后，新界邓村50座，人口百万。”元亮子惟汲，尚宋宗室女，惟汲封郡马都尉，我的博士研究生伦敦大学Freebern先生，即娶邓氏女，并由作者指导写出博士论文《论邓氏家族》一书(英文)。
(54)东莞封氏 《琴轩集·宋朝奉封公墓碣铭》：“世居南雄保昌封坑，封氏朝奉公之父、兄、弟三人南迁。一居新会，一居羊城，一居东莞。”
(55)东莞南街翟氏 据《翟氏族谱》载：“吾族入粤自翠峰公始，然实与致政云谷两公，兄弟三人，同奉梅坡公至南雄珠玑巷，既而兄弟并迁东莞，分三大房。梅坡公有六子，依次为征、徽、颢、显、举、兴。徽即翠峰，显号致政，兴号云谷，宋室南渡，公已老，致仕家居，诸子奉公南迁，兄弟分割画梅，半携入粤，半留故土，因自号梅坡云。"另据杨宝霖综合《罗村翟氏族谱》、王纶《存溪翟先生墓表》、阮元《广东通志》等云：“先世居(安徽)休宁，宋靖康之变(1126～1127年)，中原大乱，翟徽入南雄，继迁东莞，居南街。”
(56)东莞李氏 《琴轩集·李氏族谱序》：“先世南雄保昌人，自南雄府君来居邑迄今已有十三传。作者琏明初人，故李氏入广在崇宁间。”
(57)莞城北街何氏 据杨宝霖综合《琴轩集·宝安何氏族谱序》、《讷庵处士何公墓表》、民国《东莞县志》卷44《选举表》云：“世居南雄沙水，有宏者，登宋崇宁(1102～1106年)进士，为四会令，摄东莞，卒于官，子孙遂家于东莞城北街。”
(58)东莞城南街邓氏 《英村罗氏族谱》：“莞城谚语云：“东门古、西门罗、南街邓、北街何。市桥下有只大鹏(彭姓)哥。即邓氏后人聚居地点。”
(59)东莞英村罗氏 《英村罗氏族谱》：“罗贵居南雄珠玑巷，宋绍兴元年(1131年)组织九十七家三十三姓南迁。罗贵居冈州大良都古蓢甲蓢底村，罗贵生子清之，清之生翔，徙东莞英村，迁莞后七世孙罗亨信居莞城西门。”
(60)东莞西门罗姓 据《英村罗氏族谱》：“清之生翔，徙东莞英村，迁莞后七世孙罗亨信居莞城西门，是为‘西门罗’之始。”莞城谚云：“东门古，西门罗。”
(61)中堂镇槎滘黎氏 陈琏《茶滘黎氏族谱序》：“先世居南雄，宋绍兴间(1131～1162年)黎氏之致政公迁居茶滘。”此为南宋初入东莞迁民了。
(62)茶山镇员头山何氏 《东莞茶山何屋村何氏族谱》：“祖居南雄，历十世，何氏嗣祖迁东莞城西栅口，复迁员头山，明初封东莞伯何真，为入莞后第五代孙。”
(63)篁村镇篁村房氏 据杨宝霖综合陈琏《琴轩集·房氏族谱序》(明代)，吾庆善《房氏族谱序》(明代)云：“世居山东定陶，宋代中叶朝奉公宦于南雄。后游东莞，家于篁村。”
(64)白马李氏 《琴轩集·梅外李公墓表》：“先世南雄人，自李氏朝议公迁东莞白马，孙李用有重名，精理学。”
(65)茶山镇陈屋陈氏 《东莞市地名志》：“南宋时立村，村人姓陈。”按下朗陈氏立村下朗，是宋庆元二年(1196年)立村，按《茶山陈氏燕喜堂宗谱》：“陈彦清本徐州人，金兵南侵，其曾祖避乱居南雄，彦清登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父孔范随任，任满从水路归，经东莞，时流寇峰起，水陆阻绝，遂寓居茶山，彦清于是置田宅于茶山龙湖头，即定居。今茶山超朗之龙头，下朗之陈屋，皆其后也。”
(66)茶山镇超朗龙头陈氏 同上条引《茶山陈氏燕喜堂宗谱》，今称“超朗陈屋”，古名龙头，与“下朗陈屋”相距达6公里。
(67)莞城栅口张氏 《琴轩集·张氏家谱序》说： “文弼字延用始由南雄来(理宗时)迁今八世，居东莞栅口。”
(68)茶山镇增步刘氏 《茶山乡志稿》：“沙墩刘氏始祖刘仲平，咸淳间(1265～1274年)携子束游东莞，遂家于增步。”即立村在宋末。
(69)茶山南沙谢氏 《茶山乡志稿》：“谢氏本会稽人，宋末，族人谢希良为南雄推官，卒于任，值国乱不能归，妻子尚仁，徙东莞，居茶山芦获，转卜居于南社。”
(70)莞城梨川祁氏 据明张元祯《江西左布政使部祁公墓志铭》：“宋有银青光禄大夫祁某，迁自南雄，卜居东莞县城北郊棠梨涌，八传至初顺。”
(71)东坑镇塔冈李氏 《东莞塔冈李氏族谱》：“出陇西唐末迁江西吉安，宋真宗间迁南雄，居溪塘。四传到仙之徙番禺鹭冈，仙之子才举，迁广州城北龙头市，孙昂英，宝庆元年(1125年)一甲第三名及第，第四子性道，性道次子韬，迁居塔冈。”
(72)万江镇大汾何氏 《东莞大汾何氏家谱》：“何粟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第一，官至尚书右仆射，随徽、钦二帝被虏北迁，粟二子雍，熙居南雄沙水，粟之曾孙九继之子东起，仕元为南海沙湾巡检司。任满，居东莞莞城之何篱贝(今平乐坊街尾)，东起孙佐，迁大汾。”
(73)石排镇石排黄氏 《宋处士世表王公墓志铭》(明袁昌作撰)：“系出中原，南宋中叶，王松隐由南雄宦游东莞，卜居于石冈。”
(74)茶山镇社吉刘氏 《明处士正斋刘公墓表》(明肖云举撰)又《茶山社吉坊刘氏族谱》介绍：“刘氏徐州人，成贵子保真景炎(1276～1278年)间，元兵南侵，保真从袁州迁陵江，再迁宝安，居茶山社吉坊，估计他是由南雄入广的。
(75)万江小享梁氏 《琴轩集·重修梁巡检墓记》：“先世南雄人，元初梁一郎迁东莞小享。”
从上述可见东莞是珠玑巷迁民归宿地点，如“市桥黄氏”即东莞市桥的黄姓居民是由惠阳水东迁下来，说明宋末由南雄迁惠阳的黄锦一家，迁下莞城，居凡六世。
(76)焦利莫氏 据南海沙头《莫氏族谱》载，莫氏二世为状元宣卿，七世之用为南雄府判，老年携三子迁广州清风桥居，卒葬白云嗣旗峰。后以台风毁庐，第三子钝公投亲迁东莞焦利(今蕉利)。”
(77)沙头孙氏 雍正元年(1723年)《孙氏族谱序》说孙氏在“珠玑巷聚族而居，讵料咸淳年间，因胡妃之难，各姓夜窜潜处，我祖常德，不得已越东莞而住沙头。”
(78)水南林氏 窖头林氏 按同治林文度《林氏受姓远祖纪》称：“宋时林楚伍宦南雄州大参政，卒后子孙有迁东莞水南、窖头，皆其裔也。”
2．增城市 增城后汉立县，正当增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交汇区，荒坦地甚多，且不断增生。故亦为珠玑巷迁入立足地区，迁户众多。
(1)增城刘氏 《增城刘氏祠堂记》(陈献章撰)：“宋之惠州刘仲明，自南雄迁增城，增城有刘氏，自仲明始也。”
(2)三江镇堂下冯氏 《增城县地名志》：“宋代冯氏夫妇从南雄迁来，在何堂边搭寮定居，故名。”
(3)三江镇山村钟氏、《增城县地名志》：“宋代由本县石滩芦氏、东莞陈氏、南雄钟氏三姓在此开村。”
(4)石滩镇沈元沈氏 《增城县地名志》：“宋代由南雄迁来，为沈姓聚居，名沈园，后改元。”
(5)新塘镇黄沙头黄氏 《增城县地名志》：“南宋末年村人从南雄县迁来此地，在河边沙洲上定居。”
(6)永和镇贤江刘氏 《增城县地名志》：“宋代村人由南雄迁来，在贤堂和江东之间定居。”又有：“一世祖高卿从番禺迁增城官湖，再迁永和洪园头，三世长孙刘廷广于绍兴末(1162年)再迁贤江。”
(7)宁西镇郭村郭氏 《增城县地名志》：“宋代村人由南雄迁来，全村姓郭故名。”即由江西入南雄珠玑巷南迁。
(8)宁西镇冯村冯氏 《增城县地名志》：“宋代冯氏由南雄迁来，故名。”
(9)朱村镇大冈村人 《增城县地名志》：“宋代村人由南雄县迁来。”
(1O)福和镇荷岭村人 《增城县地名志》：“宋末村人从南雄迁来。”
(11)福和镇三迳村人 《增城县地名志》：“唐代村人从南雄迁来，先到新塘，再到朱村，第三次迁来此地，故名。”
(12)三江镇张冈尾张氏 《增城修志通讯》中称： “始祖张观政，熙宁八年(1075年)从南雄、韶关迁入。”
(13)新塘镇石下刘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始祖刘旭，绍兴二十年(1150年)由珠玑巷入迁。”
(14)石滩镇石厦刘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始祖刘元，浙江人，于淳祐十二年(1252年)由南雄珠玑巷迁此。”
(15)新塘镇白冈叶氏 “南京人，于淳祐三年(1243年)，由南雄迁此。”据《增城修志通讯》
(16)荔城镇槎冈曾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曾洪祥，江西人，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由南雄迁此。”
(17)朱村镇山阁罗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始祖罗光之于淳熙七年(1180年)由南雄迁此。”
(18)仙村镇沙头何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由江西入南雄珠玑巷，再迁增城。”
(19)石滩镇南堂何氏 同上。
(20)石滩镇沙龙何氏 同上。
(21)石滩镇竹园莆氏 同上。
(22)宁西镇石迳梁氏 同上。
(23)仙村镇神山刘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贤江刘廷光次子刘硕信，咸淳元年(1265年)居仙村神山。”
(24)新塘镇官湖刘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贤江祖八世孙刘信，于至正三年(1343年)由贤江迁回官湖。”
(25)朱珠镇横朗刘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贤江刘廷光三子石伟于咸淳元年(1265年)迁居仙村镇神山。”
(26)石滩镇麻车刘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贤江刘廷清于开庆元年(1259年)迁石滩麻车。”
(27)荔城镇肖角巷毛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始祖毛日鉴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入增。”
(28)中新镇乌石毛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毛日鉴后代毛龙韬分居中新镇乌石。”
(29)中新镇莲塘毛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毛日鉴后裔毛武韬居中新镇莲塘。”
(30)中新镇毛村毛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毛日鉴后代毛虎韬居中新镇毛村。”
(31)中新镇山美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始祖陈就江西泰和柳溪古井巷人。后代南雄珠玑巷，再迁番禺重冈。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迁入增城山美。”
(32)仙村桥头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后代居仙村桥头。”祖名陈鹤公。
(33)仙村箕冈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分支居仙村镇箕冈。”祖名陈鹤公。
(34)仙村镇蓝田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其后裔分居仙村镇蓝田。”
(35)仙村镇下基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其后裔分居仙村镇下基。”
(36)镇龙镇迳头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其后裔分居镇龙镇迳头。”
(37)镇龙镇龙门埔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其后裔分居镇龙镇龙门埔。”
(38)仙村镇抬步李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李姓始祖中原地区人，避乱迁入广，再迁增城。
(39)石滩镇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其后裔分居石滩镇。”
(40)福和镇里汾陈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山美陈氏)其后裔分居福和镇里汾。”
(41)福和镇田美村黄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黄姓始祖中原地区人，避乱南迁入广，明代再迁增城。《增城县地名志》说祖先南雄人。
(42)朱村镇山阁罗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他们祖先是中原人，避乱入广，再迁增城。《增城县地名志》说他们来自南雄县，但时间却在唐代。此条可证南雄梅关一道，古已为南北迁民取道之处。
(43)正果镇麦村麦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说其先中原人，避乱南迁于南海、番禺、东莞等地才入增城。”按麦氏南到中山黄阁，五兄弟各散处，五弟必雄居新会，长兄必荣居东莞，二兄必秀居南海麦村，四弟必瑞居番禺，与此文合。
(44)荔城张屋张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始祖张宗宪其先祖从北京顺天府固定县入南雄始兴县，迁曲江，再迁番禺黄岐角。绍定四年(1231年)崔与之请任增城教谕，居城南礼园社。即今张屋。”
(45)派潭镇旧高浦张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荔城张屋张宗宪后代分居于此。”
(46)派潭镇新高浦张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由旧高浦分支来。”
(47)小楼谭村张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谭村张姓为荔城张宗宪后人。”
(48)派潭镇禾岭头张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本村姓为荔城张宗宪后人。”
(49)新塘镇白石黄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先祖从溥南宋时任南雄府知府，游罗浮山后卜居，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卜居白石。”
(50)新塘镇白水黄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白水黄氏为黄氏二世黄彦圣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迁此开村。”
(51)新塘镇瑶田黄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是：“荔城张屋黄从溥(一说黄以溥)二世元徽于隆兴元年(1163年)，迁瑶田开村(东方)，西方迟至1166年(乾道二年)由二世黄肇源开村。”
(52)新塘镇沙头黄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是：“黄氏二世黄宝于乾道五年(1169年)迁此开村。”
(53)三江镇石沥黄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是：“黄氏二世黄嗣昌于乾道八年(1172年)迁此开村。”
(54)镇龙镇竹园黄氏 《增城修志通讯》说是：“黄氏二世黄西三于绍熙元年(1190年)由白石迁此开村。”
(55)朱村镇朱村朱氏 《增城修志通讯》：“(朱氏始祖)朱见源原住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因兵灾遭乱，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为避难而迁入增城。”
3．龙门县 龙门县本为增城县北部地区，位于增江上游，故离增江三角洲区不远，有水路可沿，故珠玑巷迁民亦有沿增江上溯垦耕河滩荒滩。兹记如下。
(1)永汉镇社潭刘氏 《增城修志通讯》称：“贤江刘氏三世次孙刘廷光长子硕德，字仲民，于景定元年(1260年)迁龙门县永汉镇社潭，即今马图岗。”
(2)龙城镇旧屋刘氏 《龙门县地名志》说：“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村人由南雄县迁此建村。”
(3)龙城镇水头围刘氏 《龙门县地名志》云：“北宋熙宁年间甘香，田屋刘氏迁居龙门河南岸，因近水而得名。”
(4)龙城镇下园村人 《龙门县地名志》称：“元末年村人由南雄县迁此。”此条指宋末珠玑巷迁民于元末才沿增江迁上。
(5)龙城镇井头村人 《龙门县地名志》称：“元泰定年间(1324～1327年)建村，为纪念祖居南雄井头村，故名。”
(6)龙城镇水背村人 《龙门县地名志》称：“元朝延祐年间(13l4～1320年)，村人由南雄迁此建村。”
(7)王坪镇下村人 《龙门县地名志》：“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南雄县人迁此，后分上下两村。”原名转龙围。
(8)龙江镇阮田心村人 《龙门县地名志》说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南雄人迁此。”这是说珠玑巷迁民到明代才迁入此地。
(9)塘基背巢氏 据巢海周先生提供《巢氏太祖由来序》载：“开基太祖巢宣荣生高祖友俊，由珠玑巷奉旨下广州上东江入增城开基立业，遇大变止龙门七里岭落户，先有户长良贵，后筑龙门城。遇贼迁龙门地派田心围，过从化番禺流溪保司属陈瑞甲约小粤岗塘背开基立业，落祖祠，起镇宅。”序提供时为1992年1月26日。
(10)龙门县莆氏 《东莞莆氏家谱》称：“由兰陵迁珠玑巷，淳熙七年(1180年)迁东莞古梅乡。次子祥生五子，长子土远迁龙门。”
4．深圳市宝安区 宝安已近珠江口，在伶仃洋东侧，但由于接近珠玑巷迁民最后立足地区东莞长安镇、虎门镇，故亦有少数珠玑巷迁民移入垦耕，记所知如下。
(1)沙井镇沙井陈氏 《宝安燕村陈氏省庵祖家谱》：“先世居洛阳，北宋末，陈氏之朝举公偕三子避金兵，迁南雄珠玑巷，长子康道，三子康运，继迁东莞归德场涌口里。”即今宝安沙井乡。《元朗浮流山陈氏家谱》：“燕川陈氏中康运，居沙井。”
(2)松岗镇燕村陈氏 《宝安燕村陈氏省庵祖家谱》：“康道之孙友直迁燕川”。即今宝安松冈镇燕村。
(3)沙井镇新桥曾氏 《番禺小龙曾氏族谱》、《宝安沙井新桥曾氏族谱》由杨宝霖综合为：“原籍山东武城，南宋初迁南雄保昌珠玑巷，继迁羊城，弟仕行居番禺小龙，兄仕贵则迁东莞归德场。”为新桥曾氏始祖。
(4)宝安长表刘、氏 《琴轩集·长表刘氏家谱》：“先世南雄人，宋季刘富始迁长表。”
(5)宝安椎山黄氏 《琴轩集·宝安椎山黄氏族谱序》：“先世南雄人，黄锦于宋末徙惠阳之水东，又自惠阳迁东莞县城市桥，称‘市桥黄氏’。六世孙思实，厌市桥烦喧，迁椎山称为‘椎山黄氏’。”
(6)松冈镇沙浦村蔡氏 《琴轩集·蔡府君墓表》、《深圳罗湖蔡屋围蔡氏族谱》经杨宝霖综述如下：“始祖汀州，迁南雄，居柯子里珠玑巷。宋末蔡安徙靖康场，明末分支今宝安松冈沙埔村。”
5．深圳市特区 深圳市特区已入海岸区。滩地不多，离珠江三角洲有一段距离。只有珠玑巷迁民后代迁入，为数不多。
(1)罗湖区蔡屋围蔡氏 《深圳市地名志》：“村建于300多年前，原村民姓陈，后因从宝安县松冈沙浦村雇了一个姓蔡的看鸭老。姓蔡的成家立室，人丁兴旺，成了该村的主人，定名为蔡屋围。又《深圳罗湖蔡屋围蔡氏族谱》亦记：“清初又分赤坎，今蔡屋围”，两处相合。
宋代珠玑巷迁民活动范围主要是开垦荒滩荒地瘠地。东入惠阳，北至佛冈，西北入广宁，西向阳江，南达于海，如东至罗湖，西至台山汶村，都是沿江沿海而进行的，即沿北江上可达清远和佛冈，沿东江上溯可到惠阳，沿增江上溯可达龙门，沿流溪河上溯可达从化，沿绥江上溯可抵广宁，如《岭南冼氏宗谱》即载：“江谷房一世祖伯涤，宋户部员外郎，咸淳间由南雄珠玑巷初迁绥州马冈，后改迂江谷。江谷在肇庆府广宁县八十余里。”即为一例。至于《开平县志》引《司徒氏谱序》亦说沿潭江而上，“而恩平，而阳江，各择所向，不遑宁处。”甚至如《开平县志》引《陈氏谱序》说：“由汶村迁波罗，而开基于海心三江乡，闰迁潮阳，图往冈州，仁迁清远也。、祖迄今，传世四十，丁逾百万。”则更广衍韩江三角洲了。以上所述仍只就作者所接触少数资料而言。未加详细调查的初步看法，相信后人会有更多发现。
三、宋代珠玑巷迁民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一)珠玑巷迁民迁徙的性质 陈乐素在《珠玑巷史事》一文中，根据黄慈博长文分析，说明徙迁主要是由宋室南渡和元军南侵有关。这是珠玑巷人南迁两次主要历史背景。郭隆钰在《南雄珠玑巷史话》一文中更详细分析主要有避胡妃之祸，逃天灾地劫，躲元初兵燹，其它南迁原因(官吏南迁)等。学者很多都认识到南雄珠玑巷迁民对珠江三角洲开发的重要性。如杨宝霖指出开垦荒芜，筑堤修桥，传播文化，培育人才等；何维鼎也指出一是沙滩的垦耕，二是堤围的兴筑等，非常中肯。南雄迁民为什么有这么重要力量?笔者认为这些迁民不全是劳动者，而有仕族性质的迁民，是在当时当地政府支持下的有组织的家族迁移。即这种迁民生产组织并未有破坏，而且迁移路程短，水程十天半月，并且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协助，地方官员的支持的。即是说：第一，珠玑巷迁民是有知识仕人，有技术知识，组织能力，有计划的迁移；第二，南雄迁民多数是挟有充足资财，是富民不是贫民，故生产能力没有丧失；第三，珠玑巷迁民是有政府和群众的支持。兹分述如下。
(1)珠玑巷迁民本身不少是官员或官家子弟，有知识水平的学者等等。反映在珠玑巷迁民后代有名臣、学者辈出。如杨宝霖统计出宋代东莞进士33人，属珠玑巷迁民后人有13人，占39．4％。明代进士67人中，属珠玑巷后人16名亦占23．9％。在著名一次集团迁徙33姓97家人的首领罗贵，本身即为一干员，即贡生。而同行的麦氏家族五兄弟挈家二百余人抵黄阁。他们先在广州停留已达二个月之久，长兄必荣是奉政大夫，次必秀是进士，三必达且曾“隶香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见《小榄麦氏族谱》)，四必瑞，五必雄“居新会，帝昺时出谷赈济”。可见麦氏有科学知识，因在黄阁用石建基，是珠江三角洲石堤之始。又能出谷赈济可见迁徙过程并无经济上损失。麦家比罗贵一家为富，因据罗贵祖供状中，在他当上新图第一甲里长时，只有男五女一，仆男五口(三口未成丁)，妇二，女一，田二十一亩二分二厘，草屋三间，牛二头，虽非贫民，但非富户。而麦家则一到黄阁，即修堤造田，立室建庙(今存)，改黄角为黄阁，其他兄弟再迁他地，当亦经细心选择的。
(2)珠玑巷迁民多有资财，有投资能力。如入广州多是经商，曾广衡《家谱再抄》即记宋时47代公说入广州甜水巷番坊居住经商。其子泉，名德番，表示“多谢番人”之意，曾氏是“宣和中(1119～1124年)避青苗害，遂徙粤东，中经南雄保昌遂家焉，为入粤初祖。又如南唐雄州刺史后人入广的易绍文，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亦“遂负神主，弃产挟资，入广之城南小市街石亭巷居焉”。(见《易氏前谱考证》)。故入粤者多挟资，珠玑巷迁民不少如此。上述麦必秀即疑97人中麦秀(黄佛颐意)即为其中扶资南迁的一例。至如南海袁保昌自珠玑巷逃来即广置房屋，中山杨泗桥避元兵携妻儿来平岗，即建房定居，后见北山风景好又再迁，非富户不成。当然，97人南迁亦有来滩边，沙地搭寮养鸭、捕鱼为生的贫农。因各地族谱亦多记“各姓子孙，贫富不一”的情况。至于入广后，后代多田，农业发展更成巨富，代不乏人。如小榄何姓，由珠玑共来六世。即到子的曾孙一代，即成富户，即十郎前峰公六世孙，即“以捐粟赈饥，获旌于朝，衣冠之盛，甲于一郡。”(见《敬学轩文集》十)。
(3)珠玑巷迁民是在官方指导进行，故与一般难民不同。首先，如市桥《谢氏族谱》所载：出发前获得政府文件。文称：“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乃赴府告准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其次获得政府支持。如知府钟文达批词称：“查得贡生罗贵等居民九十七人，原系珠玑村属人也，词称迁移之故，行虑集兵之扰，非有禁过之例。准案给引，此照通行，方至止处，即传该掌官员，告下复引，毋遗。吏房书吏黄英茂行。”南雄府文引云：“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引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图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所，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案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案非恶孳民氏，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此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缴报文寅尉造册转报施行。绍兴元年十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日吏房书吏黄英茂行。”罔州知县李丛芳批词：“普遍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贡生罗贵等九十七人既无过失，准迁移安插广州、冈州、大良都等处，方可准案增立图甲，以定户籍，观辟处以结庐，辟地以种食，合应赋税办役差粮毋违，仍取具供结册，连路引缴赴冈州。”故今天在鹤山、大良等地即是特别集中分布珠玑巷此次迁民地点。罗等到达又得土人龚应达安置、保结。反映此次从外迁来难民亦会有类似组织，分布地区也是船、排、筏可到之地。即以三角洲平原水网区为主。这是珠玑巷迁民的一大特色。故以为宋代珠玑巷迁民为开发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力量是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只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而成开垦立家的决心，与及挟有资金投资，挟有技术劳动力、文化水平较高，和肥沃土地、温和气候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天地人”调协开发组织，使珠江三角洲得有充分的开发，而人口也大大增加，粮食成市，远销国内外各地。为今天三角洲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尚书》云：“正德、利用、厚生”正是宋代珠玑巷迁民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反映。
(二)珠玑巷迁民对三角洲农业的开发 1．以集中开垦平原地区为特征
从三角洲地形特征看，宋代三角洲开发和宋前不同。宋以前开发多在三角洲边缘平原、谷地、垌田、台地等地方。主要是避去年年洪水淹没的影响。三角洲平原因每年每每受淹，故称为潮田，收成不稳定，村落只能在平原上的埔地(布地)建立。这里是高出平原1～2米土墩，不少是贝丘遗址，如肇庆羚羊峡口的蚬壳洲等，或为洪水堆积沙坝地，一些是残留的台地部分。但一般面积不广，故平原生产不如台地边缘的高坡(地形上的扇形地和坡积面)和谷地(又分垌田和坑田两类)的优势。
入宋不同，三角洲潮田因人工建堤保田，使“潮田无恶岁”，即为高产稳产田地。故经济发展加速，这就是珠玑巷迁民南下不断开发三角洲沙洲河滩地的结果。这支有技术(筑堤、水稻种植等)、有资金、有人力的队伍，深为地多人少的沙田区(即潮田)土人欢迎，共同建围护田，发展生产。兹试举例明之。
(1)桑园围内的锦屏山(龙江山)区 西、北江正干之间的桑园围是北宋末年徽宗朝建的大围。其内的锦屏山属顺德县龙江镇，高172米，面积约1．6平方公里。为两龙镇山，四周有坡积面及暴流扇形地发育，山足即为西北三角洲平原，开为潮田，北宋后才建围保护，使今天桑园围成为南海、顺德两市经济中心地区。这个地区开发历史即由两级地形面反映出来，即宋前地形利用面和宋后地形利用面。
① 唐代利用地形面一高坡地
锦屏山南坡为扇形地和坡积面发育地区。地势倾斜，有利山泉灌溉，但土层浅薄，多沙，底部更由砾石层组成，故保水力低，肥力低，不似山足三角洲平原，每年洪泛带来几寸厚的有机质丰富淤泥和沙泥层，年年加积，增高田面，故在坡积面上开出水田，肥力较差，居住旧有土族居民，多属唐代建村土民，查得至少有四姓曾在这里居住，即施、杜、姜、何姓。这里向阳，有山林泉水灌溉，又可免洪水为害。土质宜耕，只要有肥可施，即成高稳产田，并建有“大法师”，即“大佛寺”之意。即唐代国明寺寺址。其前方即为码头所在。用白垩纪红色砂岩石块砌成。明代建成，前临小溪，过小溪河后即为龙首村，亦珠玑巷人迁此建立。往南即为西北江合成的三角洲平原，明代称为“沙田乡”，上有细阜村，亦珠玑巷迁民所建。锦屏山东坡侧有坑田和垌田建立。
东坡垌田以白云垌为代表，这垌垌口旧有“石门深处”坊，乃唐名臣区恺故居，垌田即为四周山冈包绕平坦田土区土名。亦以地势高平，免去洪水之患，也有山溪小河流贯，田土平广沙泥田，只要肥足，即可成高产稳产田地，又可免台风为害，故为区民开辟避乱。山北坡为一列海蚀崖，海蚀平台，海蚀穴表示4000年前仍是海域。1853年版《顺德县志》即称：“唐提督区恺避武后乱，故卜居焉。”今山上有唐墓记载，《龙山乡志·金石》称：“唐节度使区公德庵墓碑。”龙山乡名人还有区信、雷万春、陈竞、薛启、黄损(见邓检齐： 《冠裳录》)。而在山足平原，每年西水大即泛滥河岸平原区称为“坦田乡”。
② 宋代利用地形面——河岸平原区
在今天西江和北江两岸平原区，每年河水均可淹上，故宋代建桑园围保护才成良田。明代仍把龙江以南称沙田乡，田称潮田，即可以利用潮水一天涨潮退潮，进行自流灌溉。涨潮河面升高，河中淡水可由堤围豆（原字为左边‘木’，右边一个‘豆’字）(即排水口)口涌入水田，退潮时，田内积水可自行由杠口排出，这样，河水带来细泥沙及有机质可以增高田面，肥力自高。龙江以北的为“坦田乡”田称围田，表示有堤保护，与沙田区受洪水泛滥为害分开。
围内宋村即有不少珠玑巷人迁民建立。如龙首、细阜等。建围河冲不断淤断，水面成陆亦可见于山西侧古龙江上的贞女桥，桥长35米，故又名长桥，有5孔，地名白沙滩(一说称白鹤滩)，由桥墩一侧呈尖咀状。表示面向急流，故知当日有洪流冲击，白浪翻腾地点。《龙江乡志》卷一称：“贞女名吴妙静，夫李某赴龙江迎亲，过滩时翻船淹死，她用妆奁三千余两建桥。”今只佘一孔，桥架在鱼塘之中，故龙江水已成鱼塘区。
(2)番禺市桥台地区
番禺冲缺三角洲北依市桥台地，故平原区和台地区即分属唐代利用地形，和三角洲宋代利用地形面。
① 唐代利用地形面——台地区
由新造到市桥间，地势高20～40米，为起状和缓丘陵地，称“市桥台地”，地面上唐代以前早已开发，如台地中心处的坑头村，因正。当坑田(不宽广的谷地土名坑，宽广谷地土名洞、洞(垌)头端发源地处得名，是秦代(南越国时代)已有开垦，因有水源，开朗阳光足、沙泥质土，有肥即可丰产稳产，因洪水、台风都不能侵袭坑田。开村在坑田台地区的唐村还有鹤溪、梅山(又名上坑)、鹤庄等有水源地点。
鹤庄等有水源地点。江南(本名岗南)也是唐村。
② 宋代利用地形面——三角洲平原区
市桥台地北边珠江后航道(即南航道)两
岸平原，每年受西水泛淹，即成为宋代珠玑巷迁民开发区；市桥台地南面的市桥以南大沙田区，即番禺冲缺三角洲所在，顶点处即在市桥一带，宋代成沙，故亦为珠玑巷迁民集中地区。北面新造、市头一带宋村甚多，如礼村(1000年)、植村(1000年)、市头(1000年)、罗边、植地庄(宋末)、穗石(北宋)、崇德、北约、南约、曾边(南宋徐氏)、柏棠(北宋)、莘丁(南宋)、东南等等。其中已查出的已有珠玑巷迁民所立的有罗贵后人自新会蓢底村迁此。崇德(即礼园乡)黎氏及北约、南约黎氏。想再调查当有更多村由珠玑巷迁民建立。
市桥南的番禺冲缺三角洲顶部侧有市桥谢氏、韩氏、沙湾、古坝、北海、横江(1130年)、小龙(1278年)、罗家(1278年)、石岗(1175年)、南浦(1230年)、大涌口(宋末)龙湾、三善(南宋)、黄阁、深湾等村。其中查明为珠玑巷人建村的有黄阁、古坝韩氏、市桥谢氏、韩氏、沙湾李氏等，深入调查当更有所获。
(3)东江东莞城区
东莞城正好介乎东江三角洲与莞丘陵地之间，故东莞城西为宋代利用地形面的东江三角洲区，东部为后代以前利用地形面丘陵台地区，分述如下：
① 唐代利用地形面——东莞东部丘陵
东莞城是唐代由宝安南头迁此，时间在至德二年(757年)。正当丘陵边缘平地，地势略高。故当日在莞城东侧丘陵地即属唐代以前利用地形面。计唐及以前村落多在本区建立，如大朗镇黄屋围，即南朝齐时(479～501年)的东官郡治，也建过怀安侯国(见《东莞市地名志》)。又西牛坡一地，古称犀牛坡，为低缓疏林丛薮区，有利犀牛的生存。村落多依山建居，如富竹山、浮竹山、主山、乌山等村，洋杞坑则依坑田建立。
② 宋代利用地形面——东江三角洲
莞城以东东江三角洲平原，宋村即大量集中，建村年代多在南宋，在附城镇有周溪、上坊、下坊等，万江区有石美(1267年)、流涌尾(1036年)、莫屋(1279年)、樊郑(1246年)、滘（原字为左边‘氵’，右边一个‘窖’字）联(1277年)、李屋(1277年)、麦屋(1277年)、朱屋(1277年)、正丫(1277年)、大汾(1161年)、沙滘(1161年)、八甲(1161年)、罗屋堂(1274年)、篁村前(1161年)、小享、灯龙桥(1161年)、大树墩等。其中当有由珠玑巷迁民移入建村的。如已查明确定的即有罗屋堂、莞城南街、北街、西门、篁村、黎川、大汾、小享等村，镇中都有珠玑巷迁民在内立足。
从上述三例说明珠玑巷迁民是以开垦三角洲荒滩为主。当然后代也有分布入山区谋生的子孙，如东莞城东丘陵地间即有不少，在增 城、鹤山也有不少，但毕竟是少数，故略而不论。
2．以开垦荒滩海滩为特征
珠玑巷迁民入徙时已有当地土人，故他们只能择“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的“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的地点(见《市桥谢氏族谱》记文)开垦，三角洲沙田涨出快速，即地主土豪也是罔然不知的。以近百年计，作者计出万顷沙每年伸长75米，磨刀门沙更展达110米。故这些无主新生沙田正是迁民们估计到的“必有好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如《九江儒林乡志》说：“自宋代度宗朝始渐有田庐。”即说在珠玑巷迁民移入后，才开辟成田庐的。《茶山记》(张穆撰)：“昔疍民居其滨，宋以来诸姓始从此居，相传由珠玑巷至。则皆海内避乱流寓者。”可见南雄迁民多为垦荒而来。由于他们有文化、技术、专长和勤劳特性，多数很快成为富户。东莞市翟氏初来，即“日督家人开池养鱼，藩圃种桔，修畦以艺桑麻，凡可以养生之物，靡不蓄之植之，不数年，家益赡饶。”这种立体农业思想，充分利用热带高温多雨，全年生长条件，故能致富。 (见《琴轩集·宝安翟公寿藏志》)何氏从南雄来莞城壕篱贝、“创业开基，百务丛集”(大汾《何氏家谱》)即反映迁民的思想状态。古镇、曹步祖先来即开荒滩立家。
3．以“筑堤护田”为技术措施
珠玑巷迂民垦荒的技术措施是筑堤护田，解决唐代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曲于他们有劳动力，有技术，有资金和健全的家庭组织，即“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市桥谢氏族谱》记文)的思想。开辟基址以筑堤为主。
筑堤是一到即干，即建房和建堤护田是同步的。珠江三角洲河流流量丰富，淡水足，故灌溉方便，成田即可耕种，故半年即有收成。即当年种当年有收，有利于迁民的开垦。从上述各地记载，得知珠玑巷迁民筑堤有下述特点。
(1)建堤和建村同步进行
珠玑巷迁民一上岸定居后，即从事修堤护田工程。如麦必达抵达黄阁村时，即建屋建庙，修筑石基；新会周郡周、谢、黄等姓，自珠玑巷来即“筑围造田，开垦种植”；南岸立村时，自白坭迁村来南岸，即记有同时修堤围记载等等，都指出珠玑巷迁民垦荒中的首要技术措施，即为筑堤护田。
(2)倡议堤围发展农业
珠玑巷迁民重视建堤开垦，故不少重要堤围即由他们倡议修建，如小榄小围即由珠玑巷十四姓迁民倡修。又据宣统二年(191O年)修的《岭南冼氏宗谱》云：“是时沿水而居，几同泽国，我族同堂公与同里判区公，合力提倡，兴筑基堤(指罗格围而言)袤长十余里。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垠。到今赖之。”又如西江罗岸围(高明县)即为珠玑巷迁民后代罗隐孙倡议修建，长八里。又据《琴轩集·宝安翟公寿藏志》说东莞石冈王氏南来第二代王世表亦率乡人捐金，大筑堤防(指福隆堤)，延袤三十余里，创立桥梁，以通潮汐，众赖长城，始得奠枕。”
(3)修建堤围是珠玑巷迁民传统
珠玑巷迁民在开发珠江三角洲中，创造了“筑堤护田”的水利工程措施，是我国水利史上一大功绩。实践上证明可行，故珠玑巷迁民历史都有兴筑基围，发展农业的传统思想。表现为成功的富户对历代修建堤围，努力支持。如福隆堤在世表修筑后，元末又坏，曾孙王梦元，已成富户，据宋钱益《增筑东江堤记》称：“(梦元)倡乡人共修筑之，民至今赖其利”。即为一例，以后历明、清修堤亦多珠玑巷迁民子孙，今不述。
4．“筑堤护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珠玑巷迁民在求生存的开发珠江三角洲过程中，创造性地进行“筑堤护田”经验，功不可没，这是我国水利史上一大发明，经济效果显著。筑堤我国很早，但“筑堤造田”却是珠玑巷迁民创造，改变潮田成为“无恶岁”之害。目的在生产，亦在防洪，故经济效果显著。
(1)“筑堤护田”理论上成就
理论上，洪水洪峰到下游河口消散，故堤高当时只有三尺，并向下游减低，终到消失，是合乎当日洪水水文特点的，如存院围(佛山)、桑园围都是开口围，即下游河口区洪峰消失，不用建堤防洪了。其次是护堤目的，故不与水争地，堤线取自缓流河岸地段，水浅而流缓，用谷壳浮水定线，金西、古劳各大围均如此。北宋末桑园围更记述在以山冈为节点定线。沿田边建堤，堤外为滩，以防洪水冲击堤脚，以求大堤安存，达到护田目的。这些筑堤技术措施，全为护田而进行的。因为当时是土堤不能当冲。实践证明是完全有效，使三角洲经济发展呈跃进式发展。
筑堤成功，使洪水归槽，不致泛滥平原之上。大量沙泥，冲向下游，促使下游洲滩发育，又可筑建堤坝成田，保护生产。宋堤下游即兴建一批元堤，元堤下游兴建一批明堤，使珠江三角洲由海而江，由江而涌，不断变狭。“海”是南越语“广阔水面”之意，和汉语指海洋意思不同。今广州话仍称“过江”为“过海”即南越族语的残存现象。同样，“涌”指“小河”，“滘”亦南越语“交汇地点”之意。“涌滘”即指水网区的水系特征。珠玑巷迁民在三角洲上能很快壮大起来，即因田土迅速增加所致。“筑堤护田”到了明代便发展为“筑堤造田”理论和思想。由于珠玑巷迁民后代在资金、技术和劳动办大增的情况下。进而采用“筑堤造田”，即把大量石块抛筑江中，截留沙泥，停积在堤前后的水流低压区(即缓流区)，使沿堤之间形成沙堤，再建堤成田。加速三角洲区大片田地的人工促淤成立，使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又加快一步。
(2)“筑堤护田”的经济效果巨大
宋代以前，三角洲多为潮田，洪水、台风都使水稻不稳产。如唐代以前，土人多开发在较高的坡积面、扇形地面、台地面和这些地面问的盆地、谷地，俗名垌田、坑田地区，在肥料不足情况下，是比不上潮田(即沙田)的肥沃，且耕作不便，灌溉工多。如广州米粮唐代每见不足。如懿宗朝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故《唐书·食货志》称：“南蛮陷交，诸道兵屯广州，乏食。”反映珠江三角洲非多粮区，至求赣、湘供应。入宋以后，朝廷为广增税收，即以开垦荒地上税，大兴水利增产等为一主要措施。故有“诏民实广”之议，即招民南下广州开辟水滩等荒地。如珠玑巷迁民等即为各级各地政府支持。《宋史·食货志》即记：“北宋微宗崇宁中，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宫。”宋代这一政策在社会发展上即促使土地兼饼。有利地主阶级的兴起，加上先朝(唐)德宗时已用两税制代租庸调。土地实行由均田制改为土地私有制。故入宋土地买卖和租佃制已相当盛行。有利珠玑巷迁民及其后代向地主阶层转化。如深圳罗湖蔡屋围主，即出身于看鸭的雇农，而大部土人和疍民，由于资金、技术和文化水平的低落(没有功名)，而形成佃农或雇工。
珠玑巷是一个贵族聚居地点的名称。即相传是敬宗巷张氏七世同居，宝历元年(825年)敬宗赐张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谥改称珠玑巷。一说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从驾入岭，不忘枌榆所自，故名。按从驾应解释从宋室入五岭山地，因南宋皇太后领群臣逃至赣州故也。当时南下过岭入南雄不少。《宋史·高宗纪》：“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宋史·高宗纪》六月戍申朔)，但官员是不受地方欢迎的，故只能集中在边境地区。珠玑巷即成为南下人员集中住地。据《建炎以来系年要系》(李心传撰)“直徽猷阁知静江府许中降职一等。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廪禄。中言：“本路诸州赋入微薄，诸禁案寄居官毋得居沿边十三郡，见寓者皆徙之，仍毋给其禄”。“上恶之，乃有是命。”可见宋代珠玑巷能成为我国南北中转站地位，不但由于地理位置上，为开封与广州的捷径，且与当时政局有关。即东京受金人压迫，广州成为外贸大都市，使中原人仕择南昌下广州一线。而不取途远的桂林一线。《武溪集·韶州真水馆记》卷五(宋余靖撰)“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沂大江、度梅岭，下真水到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峤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可见中原人仕下广多由珠玑巷过境。故梅关有如今之关卡，有验证放行功。而人们逾岭和下岭转船，多宿于码头区的沙水驿。本文所称珠玑巷迁民即指北人由此过境者而言，非专指定居于此者。两宋以来，南下人数当很多，故云珠玑巷来实含不少北方人仕也。大量南下人仕多挟有资产、技术、文化和劳动力。促使三角洲经济发展，最明显即为水稻的丰产，即成为南方沿岸的粮仓。
三角洲宋代产粮多可由下列事实证明。
广州本身仓库贮粮即甚大，如真宗时(998～1022年)时置平抑谷价的“常平仓”按人户比例即达十万多石。仁宗时(1023～l063年)又设救济贫病人的“广惠仓”。宁宗时(1195～1224年)已设抚恤士大夫的“惠济仓"。
其次是粮食外销。如南京京城杭州在高宗、孝宗、宁宗都曾明令卖“广米”。如绍兴初年(1131～1136年)广东转运判官周纲籴米十五万石。无扰及无陈腐…皆转一官。”从无扰及无陈腐看来，广东米粮充足之故，三角洲之力也。《宋史·孝宗记》：“淳熙九年(1182年)籴广米赴行在(杭州)。又吴自牧《梦梁录》亦说：“每日街市食米……所赖苏、湖、常、秀、滩、广等处客米来到。”
其他地方有福建、占城等地，《宝庆四明志》卷四称：“至取米于广州以救荒。”又真德秀《真文忠公集》：“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又《元史·食货志》有：“(元世祖)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蕃出粜。"可见宋代广州已成为我国重要米市，其来源虽有部分来自广西，而珠江三角洲的粮米增产，实为主要。随着粮食丰足，其他产品也多，且可成为主要商品，如水果、布匹等，促使工商业发达和城市兴起，贸易发达。如宋代广州即由唐代一城，扩大为三城之城，正是商品贸易发展的象征，也是成为明代后三角洲桑基鱼塘等资本主义性质商业萌芽的基础。即珠玑巷迁民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贡献是巨大的、突出的。
(三)珠玑巷迁民与岭南文化的孕育 本人一向认为岭南文化至宋而兴，这正好和宋代珠玑巷迁民入广时间一致。上文本人曾言入广珠玑巷迁民不少是上层人仕，即挟带有文化、技术、资金而来，并很快即成为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开发者。由于生产的发展，他们还每上升为官僚地主阶层，兼并大量土地，对土人及疍民剥削，大大加强了封建社会的力量。因而，珠玑巷迁民也是一股中原文化的传播洪流，在有宋三百多年历史长流中，对岭南文化的开拓和提高也显出主要作用。今天岭南文化主体即以广府语系文化区为代表，以珠玑巷迁民后代为主体，也是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试述如下。
自金人迫宋，广州外贸发展，三城雄峙，有志之士，弃国南下，集中广州，文风大兴，三角洲上文化发达，正如李昂英《重修南海志序》即说：“虽蕉阜榄林之圩，蛎田蟹窟之屿，皆渠渠斋庐，币良师以玉其子弟。”(《见《广东文徽》卷四)今天村名不少反映，如南海陈教村即因崔、冯两姓珠玑巷迁民，建村后请来塾师陈某教育子弟，考取功名。村名改此纪念陈师也。又如增城张屋张宗宪北京人宋迁南雄，绍定四年(1231年)受崔与之聘来增城任教而定居。东莞迁民第二代板石梁文奎讲学“一时从学之士，裹粮景从。”(《崇桂堂梁氏族谱》卷十四)等等。表示珠玑巷迁民自己本身文化水平，具有培养子弟读书的传统，又有培养子弟成材的能力。故后代功名辈出，多起于此。因南宋渡江南迁，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东南迁，为经营南方广州外贸，增加国库收入，故杭州与广州之间，沟通特繁，文化交流也加强，人才选用，名臣辈出。如状元有张镇孙，探花有李昂英，名臣有崔与之等。据杨宝霖统计，东莞宋进士33人，可考为珠玑巷迁民后凡十三人，占39．4％。他县亦相似记载，如新会陈氏七子自珠玑巷入新会时已有名气。可见珠江三角洲各地文风兴起，这和当时出现生产发展有关。阶级分化使少数地主阶层占有大量土地，或更有封建食邑。上述探花李昂英封番禺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三子志道“勤王有功”，赐东莞田八千顷。(据光绪《广州府志》)在1955年在香港大屿山发现“李府食邑税山”界石为证，并且产生以同族子孙为剥削对象的“公堂地主”，并且影响到明清时期。如沙湾何氏的“留耕堂”，九江“树德堂”，大朗冼氏的“光远堂”等等，使佃户人数大增。如北宋元丰年间广州户口、客户(佃户，无土地者)比主户还多，达55％。南宋也是如此，计淳熙年间主户八万多，客户更达十万多。(见《南海志》卷六)并且由宋室在仁宗朝(1023～1063年)已颁行佃户转佃自由法令，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说广东各路规定每造农事结束，主客双方，即可“商量去住，各取稳便”条例，佃户思想及行动自由，废去旧法要田主出具“凭由”的限制，使佃农有较高生产积极性。从而促使经济空前发展。广州成为宋代时全国文化兴盛地方，人民思想开放，易受外国文化的熏陶。今天岭南文化的外来因素较多，亦承珠玑巷迁民后代思想发展的影响。明代以后，三角洲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地区之一，商业意识在岭南文化体系中也较突出，也是有其继承性的原因。
岭南文化指五岭以南地区文化而言，兴于宋而盛明清。近代学者(如陈寅恪、岭仲勉诸师)有称为“南学”，进行社会改革有洪秀全、康、梁、孙中山等，成为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宋代爱国诗人流风，亦为岭南诗派之主流，宋词之学不绝如缕，至如近代的岭南画派、粤剧、广东音乐、岭南文派(如罗国雄称为岭南地方志派)在我国亦能独竖一帜、占一席位，以华彩丰富、明快、活泼见称，热带气息浓厚，此与岭南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即背山面海，四季常花，三冬无雪，水秀山青的环境相合。中原文化于此种环境中，不断与当地人仕文化交往、融合，才能得以发展成为我国具有特色的岭南文化。珠玑巷迁民及其后代即为岭南文化建造作过重大的贡献。因为五岭北阻，通途只有五条，如非宋代珠玑巷迁民，不断南下，而只靠历代战争，如秦略南越陆梁地，汉灭南越，马援征交趾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原文化影响将大为减弱，南越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当会延缓。故当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作者曾有祝辞云：“炎黄文化，众流所宗，岭南亲海，热带民风。”以表祝贺之情，亦指出岭南文化的特点也。今承研究会征文，敬特草此篇为贺，以今天珠玑巷迁民后代，远布环宇，为弘扬炎黄文化，共促国家现代化，振兴中华之大业，特选此人人欲知的故事为题，略加介绍，以尽学人之责，予亦珠玑巷迁民后代一员，稍有所知，但未敢言尽对，故冒味草此，以就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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