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长忆当年开拓劲 珠江水暖稻儿肥... 2
珠玑巷研究的文化史意义 李明华.... 7
珠玑文化的意识特点 陈泽泓.... 11
珠玑巷——珠玑文化——珠玑精神 姜永兴.... 18
试论珠玑文化 曾祥委.... 24
珠玑文化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 沈 涌 曾汉祥.... 31
广府民系祖述珠玑的文化意蕴 李乐民.... 36
魂牵中土 梦绕珠玑——广府民系珠玑情结的文化解读... 41
珠玑文化与张九龄 李天平.... 45
罗贵南迁97人考... 50
罗贵九十七家集体南迁的时间考证 杨宝霖.... 68
张昌七世同居初探 庄礼味 陈摩人.... 73
古代民族迁移的中转站——珠玑巷 周昭文.... 79
题匾“珠玑古巷”的蒙志其人其事 欧安年.... 82
如何看待珠玑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 林立芳 庄初升.... 84
珠玑巷·冈州·四邑文化 黄淑娉.... 91
南雄珠玑巷迁东莞的氏族 杨宝霖.... 99
珠三角高氏考察记 高路加... 121
南雄珠玑巷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教育文化的贡献... 132
小榄菊城文化摭谈 岑逢长.... 145
评述珠玑巷国际性风景名胜区的开发 陈 炜.... 150
浅论秦汉时期汉人的南迁及其对开发岭南的贡献 文火玉.... 160
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地——唐代粤北地区经济文化述评... 165
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活动考补刍议 彭祖熙.... 173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究述评 姜水兴.... 178
附：新闻传媒积极道到研讨会... 184
长忆当年开拓劲 珠江水暖稻儿肥
——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闭幕词
欧 初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
在秋高气爽的南国，我们来到新建的南雄市，举行“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对这个意义深远的课题，云集了省内外专家、学者近50人进行研讨，可以说是“南学”的大事。研讨会召开之际，正值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给予了我们的会议以理论指导。会议先看后议，首先安排了对珠玑巷的实地考察，然后认真研讨，各抒己见；3天的学术活动，气氛热烈，不同的观点，都能够提出来进行讨论。可以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与组织，这个研讨会，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会上的发言，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在此，我代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向这次研讨会的东道主，南雄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的领导，向韶关市委、韶关大学的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对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和发言，深表谢意!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以文会友，以文载“道”，载炎黄子孙文化事业的“道”，期乎万古长青，弘扬光大。
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和发言，主要涉及下列几个方面，这里简要地谈谈会上提出的各种观点。
第一，珠玑巷的人文价值的研究
珠玑巷是联系中华母体和岭南地区的纽带。岭南文化本身是多元的，珠玑巷是广府文化的一个源头，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源头，这个观点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在已发现的众多姓氏的谱牒中，凡追溯家族历史，常说来自珠玑巷。这种文化现象，可以这样理解：珠玑巷象征一种亲切自豪的概念，即祖先的“出处”，宗族的“根脉”，并“引以为荣”；另方面，也寓含着吉祥、富裕和美好的意蕴。从历史上考察，珠玑巷由于地处粤赣要冲，自汉唐以来，是中原、江淮进入广东的主要通道，梅关被誉为“岭南第一雄关”。而珠玑巷正恰巧是过梅关后的第一个盆地，有沙水河(浈江上游)可通舟楫，因而珠玑巷就日益发展成为繁华的重镇。北来南往车马喧，灯火万家不夜天，被称为“梨园歌吹”的小扬州。这里，我想引明末清初爱国诗人屈大均的诗为证：
屈大均的《送人度梅岭》
“天作长城五岭间，雄州缭绕万重山：
越王旧治梅花国，秦帝初开大庾关。
“梅花国”，就是指珠玑巷附近的中站古城。诗概括了珠玑巷，尽得五岭的山川形胜之利。
当历代中原发生战乱、天灾人祸，要避居岭南，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珠玑巷。特别是北宋、南宋之交，大批官宦士子南下，其中还有皇室的隆裕太后，进入江西赣州一带，而更大量的则是来到珠玑巷。所谓“衣冠南渡”，使珠玑巷达到空前的繁华。自此，经元、明陆续不断有不同家族迁入珠玑巷，遍及附近的许多村落。有入有出，向北江下游、西江中游、珠江三角洲辗转迁徙。上述情景态势，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不少论文作出科学的考证，肯定了珠玑巷既是炎黄族群进入岭南的第一个结集点、聚居地，又是“中转站”，这是历史上的客观事实。对“中转”的理解和提法，不要局限于时间，可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因而给南迁的后裔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印。当然，其意义，决不只是一般的“中转”。“他乡即故乡”，如果是一般的“过路”，就不会产生如此的情结，而是把珠玑巷视作“桑梓地”。可见珠玑巷名声的流传与远播，有其历史渊源。
更重要的是，珠玑巷南迁的后裔，带来了当时所能达到的先进文化，产生了许多名人、学士，使岭南文化能跻身于中原，媲美于江淮。进入近代，获海外风气之先，更是有目共睹。这次研讨会，大家从人文科学的视角，提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民族先进人物。归结到一点，珠玑巷后人在文化传播上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广府民系中珠玑巷后人占有相当大的份量，经历几个世纪，至今仍不远千里，返回珠玑巷寻根问祖，体现了炎黄子孙巨大的凝聚力。这种超越时空的精神纽带，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在由于共同的文化基因，而产生的重根意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由此而生发出“乡情”、“族情”的爱国爱乡情，进而突破了血缘、地缘的界线，不分祖籍、姓氏，概以珠玑巷后人自称，并以此自豪。
第二，珠玑巷人南迁的研究
珠玑巷南迁的史实，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了考证。在这次研讨会上，由曾昭璇教授带领4位年青学者(其中有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博士生)，对珠江三角洲流散民间的大量族谱进行微观分析而发表的论文，证实罗贵97人(户)的南迁确有其事。曾先生运用大量资料，力求迁徙时间、地点的确凿性。这种对典型事例分析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体现了珠玑巷后裔学人的踏实严谨作风。研讨会还有其他论文，都是经过实地调查后写出的。如对珠江三角洲10个县市的高姓进行梳辫子式的追根访问，真是难能可贵。对珠玑巷后人的南迁研究，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深入，才会有所发现。还有的作者，通过调查抢救口碑传说，这种学风值得学习和提倡。
第三，珠玑巷与广府文化关系的研究
这次研讨会，通过对珠玑巷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和人文因素等论述，包括对珠玑巷人后裔的流向脉络的探索，初步顺理了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
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鼎足而立。广府文化的形成，是以土著古越文化为底层，以中原文化为主干，以及融入了外来海洋文化，因而多元色彩浓郁。中原文化进入岭南，肇自秦汉(不排除春秋、战国时期有少量的渗透)，盛于唐宋，从文化传播学看，是有层次的推进，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广府文化的地域到唐代大致已接近今天的分布面貌。唐、宋以后，通过珠玑巷人的不断南迁，对广府文化不断添增血液，增加中原文化的传播力度和后继力度。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中，一些学者已从多种视角来进行阐述。如张九龄开凿大庚岭新道，“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逮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珠玑巷人南迁后裔散居四邑诸地，四邑文化无疑融汇人珠玑巷人南迁带来的原生文化。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指出，通过研究四邑文化，可以寻觅到珠玑古俗的若干痕迹。
历史上，粤北地区文化教育相对发达，众所周知，张九龄不仅开岭南诗风，而且是唐代最有成就诗人之一。南迁的珠玑巷人后裔不少是家学渊源，至性嗜学者，在迁移地崇义尚儒、兴学重教。如珠玑后裔，明代陈自沙、湛若水等人办学倡教，“无处不授徒，无处不讲学”，使珠江三角洲成为岭南教育文化的中心。清以来，屈大均、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代表移民后裔继续致力于岭南文化教育。其产生的作用，不仅在两广、港澳，且远及海外。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为近现代的社会生产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广府文化渊源于中原，那么中原文化通过珠玑巷人的南迁，使珠玑巷成为广府文化的近源，或源头之一，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应该尊重这个史实。对广府文化的多元论，专家、学者在论证中，也取得了一致共识。
第四，对珠玑文化、珠玑精神的探索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总是与产生她的地域相结合，都有一定的地域为依托，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要素。珠玑文化是一种新概念，能否在学术界形成共识，希望进一步研究。
珠玑文化研究，是这次研讨会提出的新颖的课题。由珠玑文化而派生的珠玑精神，亦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从整体特征来看，什么是珠玑文化?对珠玑文化的界定、特征、内涵，在认识上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提出珠玑文化有三个层面：历史层面(纵向)，唐宋以降，中原文化南传，以珠玑为中转，向珠江三角洲蔓衍，珠玑文化以迁民为载体，傍及西江中游，横向拓展；逻辑层面(凝聚层面)，迁徙群体以家族为单元，点线相连，扇形推进，群体观念，互助意识，不忘祖根、族源，以强韧的生命力达到亲情、乡情、族情和民族认同；实践层面，以珠玑为纽带，后裔遍布全世界，通过人心回归，缩短了经贸活动、文化交流的空间。地域文化的研究，突破了一般地域的框架，使传统与未来巧妙结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突破和理性超越。
另一种论述认为，珠玑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特质文化。其特质，由“移民与寻根”，而衍化成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珠玑文化由三个层次所组成：商道文化——原生形态，地域概念；移民文化——历史形态，移民概念；寻根文化——现实形态，寻根概念。
珠玑文化的“移民和寻根”，孕育成一种高度积聚的精神意识，能动力量。具体而言，我们认为，珠玑精神可以说是：拓荒；爱国爱乡；慎终追远。
至于对珠玑文化、珠玑精神，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请专家学者考虑，可以进一步探索。
第五，对南雄、珠玑经济腾飞的探索
文化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会的学者根据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就如何发挥珠玑优势，发扬珠玑精神，来开创经济腾飞局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学者们认为，南雄市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和黄烟生产基地之一，有白果、黄烟、毛竹、板鸭等驰名特产。在发展经济上有自己的优势，已经走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今后，还应当充分利用珠玑巷在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地区的广泛联系和凝聚力，使之转化为生产力，吸引外资、技术，进一步发展经济。
学者们还提出，要发挥南雄在旅游方面的优势。结合珠玑文化，顺应珠玑巷后人寻根问祖、热爱乡土故地的心态，建设珠玑巷国际性旅游风景区，把粤北的南华寺、丹霞山、金鸡岭、梅岭等景区构成网络，发挥整体效应。
说到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南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就以近现代来说，孙中山曾在这里进行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飘扬过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来到南雄，陈毅同志在油山坚持3年游击战争。革命传统是宝贵的精神力量，这同样是南雄的优势。发挥了这些优势，南雄的发展一定会更快，一定能够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遵循上述原则，对今后珠玑巷与广府文化关系的研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继续深化对珠玑文化的研讨，每隔两至三年，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同时，采取不同形式，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使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在学术讨论中，我们应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严谨的学风，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互相切磋。
其次，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要荟萃成册。组织一个编辑小组，争取明年上半年正式出版、面世，以扩大珠玑巷在省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希望各位作者(包括没有提交论文的发言)，在1996年底把论文寄交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这里，再次感谢南雄市委、市政府和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为研讨会的成果编辑出版论文集提供经费，并参与编辑工作。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这次研讨会，是一次纪念珠玑先人筚路蓝缕精神，勇于开拓，再创辉煌的盛会。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韶关市委、南雄市委的热情支持下，开得很成功。由于珠玑巷研究，在岭南文化研究中是一个新颖课题，学术界以往接触较少，对很多人来说尚是一个陌生的课题。从收到的论文整体来看，课题尽管新颖，不少观点很有见解，但研讨的论题还待拓展，对一些命题的界定，还须深化，许多问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
现在，我宣布这次研讨会胜利闭幕，祝专家学者们归途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安康，第二次研讨会再见!
谢谢大家!
(作者为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珠玑巷研究的文化史意义 李明华
珠玑巷是粤北南雄的一条街巷，一千多米长，鹅卵石铺地，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镇。近几年来，珠玑巷成为岭南学界和海外一些华人关注的热点。从1990年开始，“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组织编写“珠玑巷丛书”，至今已出8种。由剧作家陈中秋等创作的大型粤剧《魂牵珠玑巷》，在首都和羊城传播了一个悲壮的故事，引出了众多好评。1995年11月，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隆重成立，与会代表和海外归来的恳亲者共数千人之众，使珠玑巷更加名扬海内外。
一条小小的街巷，何以能牵动这么多人的情思，引起这么多学者的关注？其中深层的原因，我认为可以从文化史的意义中去发掘。珠玑巷地处梅关古驿道上，是唐宋时期中原和江南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是中原人民拓展南疆的中转站，也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可以说，珠玑古巷是联系中华母体和岭南地区的文化脐带，是岭南文化进化发展的一个源头。我们今天研究珠玑巷，有着深刻的文化史意义。
文化归宿意识
民国时期中山人黄慈博遗有《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稿，该稿从各种诗文、家谱、族谱中辑录出有关珠玑巷的记载数百段。其中比较详细记载了宋代罗贵等人从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的情况。据黄稿考证，罗贵等集体南迁，是33姓97人。但从粤东、南海、中山、顺德、东莞等地的族谱来看，称祖先是罗贵一宗的珠玑巷人有近百姓人家。这里不排除诸族谱把各次南迁事实与罗贵相联系，但更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有一种“根”的意识，也即是一种文化归宿意识。正如陈乐素先生所说，在封建社会里，因战乱流徙他乡，总忘不了故乡，而珠玑巷原是中原地名，虽然南迁人中，不可能都是珠玑巷人，但珠玑一名，实际上是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人的故乡，因而众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巷，它的意义就不止是纪念南雄珠玑巷，而更远的是纪念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不仅南雄有珠玑巷，广州也有珠玑路，其原因也在于此。
岭南故称“岭外”、“岭表”，远离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但岭南人民自古以来就认为自已的“根”在中原，对中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认为本土文化是中华文化是一总分，与中华母体文化血脉相连。在岭南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客家人中，至今仍保留着古代中原的一些语言习惯、生活习俗，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文化联系。而海外的珠玑巷后裔们，对珠玑巷更是一往情深，络绎不绝地归来寻根问祖，把珠玑巷作为祖国的象征，作为内心深沉感情的寄托。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熏陶出人们的割不断的归宿意识。
人口南迁与文化传播
自秦代以来，中原人民大规模迁移岭南，共有4次高潮；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两宋时期，明朝末年。其中，除秦始皇和汉武帝时因南征而遣 大量军人占籍岭南，其余都是因为北方战火纷扰，黄河流域一带社会动荡，士民为避战祸而被迫南下。这些来自中原的军人的士民，将中原文化也带到了岭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对古代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韶州曲江人张九龄曾做过宰相，他对家乡的开发十分关注，并亲自主持了新开大庚岭（即梅岭）通道工程，将原先崎岖难行的大庚岭古道路面拓宽，使交通大为改观。唐以后，这条大道成为中原人南下的主要通道。被称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著名学者丘睿曾评价说：“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可见此路对岭南文化风俗进化的影响。南雄珠玑巷，正是在此梅关驿道上，南来北往的达官将相、文人学士、富商贵贾，大都在这里中转，有的还落户于此，于是珠玑巷成为中原与岭南的政治、商贸、文化交流的一个繁荣古镇。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其主干在中原地区，以黄河流域文化为典型代表。所谓“炎黄文化”，是指中华文化轫于氏族社会后期的炎黄两族，而这两族生息在关中原、晋西南、豫西河洛沿岸等地，可名之为黄河文化。以后长江文化、珠江文化虽都有各自的源流，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河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不断向周边辐射，向外传播，而传播的载体主要是人。在古代通信落后、出版困难、消息闭塞、交通阻隔（特别是作为“蛮荒边陲”之地的岭南）的要件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就是人口迁移。从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原人几次大的南适高潮对岭南文化均有深刻的影响。以经学为例，岭南的学术文化“始然于汉”，汉代大批中原人南迁，其中有不少官绅宿儒，他们在南海、苍梧、番禺、广信等地办学授徒，讲习儒家经典，使岭南经学逐渐发展起来。唐代韩愈在潮州办学，更是使潮州文风大盛，沿袭至今，潮州人民为纪念韩愈，将本地山水改名为韩山、韩江，还有韩木、思韩亭、昌黎路等，甚至将妇女蒙面的头巾取名为韩公帕，可见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尊重和推崇。北宋杰出文学家苏轼对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县）的农业生产和文化建设也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儋州办载洒堂（即后来的东坡书院），为黎族人民做文化启蒙工作，有较大影响。以上均说明，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与人口南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珠玑巷是中原人南下珠江三角洲的中转站，自然在岭南文化史上有深远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北方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文化人南下广东，可以预见，这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客家”将会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文化巨人的诞生
在岭南文化史上，近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其中可以被称为“泰斗”的，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均为珠玑巷后裔。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银塘乡”。据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梁启超的祖辈在宋代即居南雄珠玑巷。据雍正初年《孙氏族谱》载，孙中山宗族“望出太原，……衍于南雄府珠玑巷聚族而居”，后因胡妃之难而迁往珠江三角洲。除康、梁、孙之外，无论是上溯或下推，还有不少文化名人均为珠玑巷之后。
一条小小的里巷，为何人才如此密集？这里面的原因，固然与珠玑巷曾居住过一些名门望族、书香子弟有关，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是文化的“杂交”。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中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更是有自已独立的体系。长期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只能是“近亲繁殖”，难以产生突变或自我更新。当中原文化走出自已的圈子，与岭南本土文化相交融，就容易迸出火花、创发新意。世界文化发展史也表明，文化的“杂交”，移民文代，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上，是容易取得突破性发展的。现代美国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人类古代历史上曾辉煌一时的几大类型，多数已将辉煌永远地留在历史上了。上述几位文化巨人，从祖宗几辈以来经历了几次文化变迁，从中原到珠玑巷，又从珠玑巷到珠江三角洲（康有为到南海，梁启超到新会，孙中山到香山），在文化背景方面有了“杂交”的契机，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文化重心的下移。中原文化的主流，是正统的官方文化，是上层贵族文化。但文化生命力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文化若局限于宫廷、官府、上层，便会死气沉沉。中原文化向南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重心下移的过程。官方的中原文化在南迁的路途中，为断向普通百姓的生活靠拢，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丰富的养份。康、梁、孙思想中浓厚的民本、民主意识，与岭南地方流行的平民生活和平民观念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很多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要求，因而才有不朽的意义。
再次是文化的开放。在历史上，从珠玑巷而下，是“岭表”、“岭外”，中央封建政权鞭长莫及，文化一统和文化专制受到限制，而海外文化比较容易在南中国海沿岸登陆，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岭南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客观上形成了文化对外开放的格局。在近代岭南，凡是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化人，无不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和薰陶。如洪秀全、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都是如此。中外文化交流的氛围，有利于人们破除陈见，放开视野，吸取世界优用文化成果，发展中华文化。珠玑巷后裔的文化成就，与此有密切关系。
四、文化与传统
据史书和岭南各地家谱、族谱记载，现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珠玑巷后裔，大多是宋代罗贵为首的97人从珠玑巷迁徙而来，后又分散各地，繁衍子孙。关于罗贵等人南迁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如苏妃之难、元军入粤、官府迫害、官民战乱、自然灾害等。但无论是何原因，罗贵等人都不可能是衣锦辎重，凯歌行进。他们是避难而逃，因此多半是行装简陋，甚或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
罗贵等人既不可能将典籍文牍、书画工艺带到珠江三角洲，何以能将中原文化带去，并进行传播?
由此我们看到，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传统，它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风俗、趣味，以及生产、耕作、交往、观象等等，全都是文化。人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是传统的最大承载者，它比典籍文牍、书画工艺更能体现、继承文化和传统。罗贵等人离开珠玑巷时可能没有带上一本《诗经》、《周易》、《论语》，但重要的是他们受过中原文化的熏陶，有那样的底蕴，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抹也抹不掉的。而且，这种积淀体现在日常生活、婚嫁规范、年节习俗、生产程序当中，形成一种文化模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客家人至今还保留着很多中原的生活习惯，甚至中原的古代语言。由此也不难理解，海外的华人在离开家乡若干年后，仍然还沿袭着中国的传统。
当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嬗变。它与异域的文化相碰撞、相交融，有可能形成一种新质文化。不过，在这个新的文化模式中，无论如何也有着原来文化的因子。
五、环境因素与文化特色
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的确发生了嬗变。比如，儒家文化重农轻商、贵义贱利，而岭南文化则重商言利，这是什么原因?我想主要是环境和氛围使然。岭南文化还有其他方面的特点，也都与环境因素有关。这里所说的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环境。
中原文化经珠玑巷而南下，遭遇了兵燹、战乱、流离、洗劫，它已不再是那种高堂讲经、学在官府的文化。中原文化到岭南之后，与广大人民求安宁、求生存、开拓家园、安居乐业的社会心理融汇在一起，更加讲究“经世致用”，是一种“行动哲学”，这就与原来儒家带有浓厚思辨色彩的“贵族哲学”相距甚远了。我们看到，岭南的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都是崇奉“经世致用”的，余靖、丘睿、朱次琦、陈澧、容闳、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均属此列。直到今天，实用性仍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
珠玑巷入南迁珠江三角洲，一方面，他们离京城更远了，受文化专制的约束也就更少了，因而更能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为生存计，他们本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和勇气，掘石筑巢，垦荒造田，这两方面合起来，就形成了打破陈规、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能开风气之先、“喝头啖汤”，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发扬与光大。很多学者曾探讨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由此可窥见一斑。
珠玑巷曾是商贾云集之地，商品观念比较普遍；而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广州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现模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这种商业氛围，培育了一种商业精神，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日用都具有商业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重农抑商的倾向，岭南文化却因环境的影响而具有重商特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当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岭南几乎没有多大障碍地先走一步，应该说是有历史渊源的。
珠玑巷是一枚文化的化石，从中我们可以发见岭南文化悠久的历史，聆听古老年代遥远的回响。珠玑巷又是新文化的一个生发点，我们沿着它的路径，可以创造新时代的岭南文化。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珠玑文化的意识特点 陈泽泓
在开发岭南和发展岭南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珠玑移民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凝就了富有特色的珠玑文化。珠玑文化是岭南文化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自身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对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发生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于剖析珠玑文化的意识特点，以期有助于探讨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深化对珠玑移民在开发岭南中的贡献以及珠玑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的认识。
珠玑地扼岭峤之咽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岭外文化涌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之一，涌入文化的主要载体则是南下入岭之移民。以珠玑为落脚点的移民现象有着历时长、规模大、流入人员素质高的特点，因而积累了内涵深厚的文化积淀，渐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珠玑文化体系。珠玑文化突出特征是移民文化。由此决定了其既同传统的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一种受到岭南地域特点所制约而产生同中原文化相区别的变化，这种联系与区别，对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重大影响。分析这种影响，可以看出构成珠玑文化思想基础的意识特点是一种重要的因素。
珠玑文化的意识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流徙不弱、历久弥深的重根意识
近年来大量考古新发现的资料表明，岭南上古居民的主体，是由当地土著发展而来的。同时，与岭北的文化交流以及岭北民族的南下入岭也是早已发生的。这种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秦汉以前，广东各地如粤北的曲江、乐昌、始兴等地均出土有商周乃至战国时期青铜器，这些青铜文化的特征，印证了上述的看法。在古代地理交通条件下，五岭诸通道中，大庾岭通道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通道，地近岭下的珠玑，是这条通道必经之地。先秦时期，经大庾岭的移徙已见诸史载，唐代大庾岭新路(梅关古道)的开凿，更使过往人员增多，珠玑村落最迟出现于唐代，据说珠玑得名始于此时。移民络绎不绝且出现数次高潮，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更主要是战火的驱迫，尤以两宋、明季为盛。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所载，仅北宋前朝的太平兴国到元丰年间的百年中，新置诸州人口剧增：南雄州从8368户增至20339户、梅州从1577户增至12390户、英州从4979户增至8019户，珠玑所处的南雄州在绝对人口数上增加最快，而且其他各州增加的人口亦当有不少是取道南雄的。大批移民在历尽千辛万苦，逃出兵燹灾劫的长途跋涉之后，甫越五岭，即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岭下的珠玑，成为暂求安宁的歇息之处。不断地接纳移民，又不断地向岭南腹地扩散输送移民，历久不衰，使珠玑成为联系移民的一个富于传奇性的集结点，也成为移民后裔心目中一处联系血缘、地缘、族缘的情结之乡。顾恋珠玑一地、以珠玑为家乡，成为珠玑移民重根意识的具体表现。
重根意识本是中华民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即使是漂洋过海，离乡万里的华夏子孙，也时时以不忘家乡为教育、维系后代，并时有寻根之举。这种重根意识，应该看成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是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原动力。值得指出的是，珠玑并非移民们祖籍之地，以珠玑为中转点的移民也并非来自一方，而是中原各地。所谓中原各地，实际上是岭北各地的代称，非止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广大区域。移民姓系十分庞杂。据史料考证，仅北宋末期至元初200年问，大规模南迁就有3次，小规模南迁达130多次，有据可查的姓氏达60多姓。因此，珠玑一地，是岭北各地入迁移民的一次集结和融合。这种融合的过程，不仅在于同居一地，还在于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地共同开发南雄以至粤北一带，使之成为“岭南境内先期承受中原文明润泽而得以开启的地区之一”。共同的奋斗、共同的经历，使得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有了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语言，进而认同珠玑为共同的家乡。这种认同心理是十分深刻的，乃至于从珠玑再次扩散到岭南甚至海外各地的各个家族，在他们以后的记述中，对祖籍之地的记忆渐次简单，认忆渐次模糊，而对珠玑却念念不忘，甚至直截了当地自称珠玑后裔。清代辄称“吾粤”、“吾广”的学者屈大均，自谓“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清嘉庆年间新会《马氏本房世谱》载，“本房世谱于八世以上欲详之而不能，欲阙之而不可，略著于篇首，曰原南雄珠玑之裔，立乡新会河塘张土园，传至古冈公……”云云。又如龙廷槐谓：“香山小榄何氏，先世居北方，远祖前锋公以荫补郎中，值北宋末中原多故，携家南徙，流寓南雄珠玑巷，后迁香山小榄乡，……其后子孙蕃衍，衣冠之盛，甲于一郡。”祖地记载之模糊，有可能是因年代久远、战乱转徙之故，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珠玑一地使南移之族得到立足之机，被视为家族生存繁衍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族谱上留下了承先启后关键的一页。也因此，珠玑后人的重根意识有其独特之处，即不分原先祖籍何方，概以珠玑后人自称。珠玑后人的这一重根观念，在开发岭南的历史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使来自岭北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移民迅速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他们同舟共济地开发岭南的一个转折，也表明了移民后代不忘先祖艰苦创业的历史和业绩，从中获得激励鞭策，成为岭南文化形成以及物化过程中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岭南各地居民，有很大成分是由外来移民汇聚而成，移民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和成分之复杂，较一些内地地域突出，因此，认同于中转地的重根观念，有利于消除移民因祖籍生活习俗、语言以及身份不同造成的隔阂，推进岭南人民的融合团结，共建家园。这种重根意识，是有积极意义的，归根结底，这也是中华民族牢固的认同意识和强大的凝聚力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不囿传统、勇于开拓的变革意识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安土重迁是一种传统观念。珠玑移民离乡背井地迁移入岭，初时的行动，可以说大多数是追于无奈的政治、战乱等原因，才离开熟悉的本土的。进入岭南这方陌生之地，虽然五岭使他们暂时隔断了后顾之忧，眼前却面临着求生的严峻挑战。珠玑一带得到了较快的开发，但是，涌入南雄的移民实在太多了。在入岭数条通道中，大庾岭是最为方便的一条．唐代余靖谓：“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渡梅岭、下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九十里马上役，余皆篱工楫正之劳，全家坐而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方寸之地确实无法无限量地接纳这源源不断的移民大军，于是，稍得喘息的人们又陆续辐射流向岭南腹地、南海之滨。南宋绍兴年间珠玑村贡生罗贵等97人联名向岭南道南雄府始兴县请求允许南迁并发给公文，呈词中就有“今奉旨颁行取土筑作寨所，严限批行，下民莫敢不遵，贵等思得近处无地堪迁徙，远闻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伏乞立案批给文引，经渡关津岸陆，俾得路引迁移，有地安生”云云。南雄府准予其南迁的文引则谓：“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从以上引文，说明几个问题：首先是这次集体迁移，出于自愿，直接原因是无地可容，故选择地广人稀的南方自请迁往；其次，罗贵等人对选择为迁徙目的地的“南方烟瘴”已有所闻，但“地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仍不失其吸引力，为求生存，知难而进；其三，这种行动既无具体的目的地，但又不是无方向的流窜，到了选定落脚之州县，即要立案定籍，缴报文引，意味着义无反顾，迁在必成的勇气。当然，珠玑人的再迁，恐怕大多不是在获得官府允许后才动身，尤其是战火燃及之时，更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循章办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珠玑人的南迁，是大量的、经常的，甚至到了后来是不止一次地转徙，自愿自觉地分支，视为正常与家族兴旺的表现。珠玑后裔所辑的族谱、家谱上都可以看出来。例如，据《平阳区氏家谱》，区氏于南宋时由南雄珠玑迁入新会古冈洲，后人于元代分别迁往南海汀洲萼步、顺德、高明阮冲石壁村以及新会潮连乡。再后来，区氏族人又向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亚、美洲、澳洲、新西兰等地移民。这种一而再的移民和向远方的迁播，显示了珠玑后人冲破安土重迁、囿于守成的传统观念的精神桎梏，敢于摒弃因循守旧、随波逐流的旧观念，勇于开拓的胆识和相当强的适应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视野开阔的眼光、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思辨能力和不断接受现实挑战的变革意识。这种意识，对于正在形成中的岭南文化来说，无疑是注入了勃勃生机，有助于岭南的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兼容开放，从原来落后于内地到渐而独树一帜，逐步发展到开风气之先。珠玑后裔的杰出人物在这个变化中是走在前列的。南宋时，崔与之、李昴英在政治腐败、国势积弱之时，以爱国进取、刚直清正立身，保持了崇高的气节，敢于作逆转潮流，振兴国家的努力，为世人所瞩目，以致皇上也发出“南人无党”之感慨。明代的陈白沙敢于打破程朱思想垄断学术界的思想僵化局面，创立江门学派，在明代思想史上树起了承先启后的一代新风，正如黄宗羲所称誉：“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白沙高足湛若水，主张“贵疑”，既师承白沙，又自抒见解，创立甘泉学派，成为与一代大师王守仁比肩的杰出思想家。在晚清社会与思想界大震荡中，岭南涌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移民后裔众星闪烁，尽领风骚。他们以西学东渐改革社会的大胆主张和积极尝试，酿成了发自岭南普及全国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推进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这种敢于在变革中寻求拓展，敢为天下先的变革意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精神。
三、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经济意识
南迁移民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获取生存的物质条件，为此，他们必须与落籍地的土著居民齐心协力，共辟田园，繁荣经济，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大量移民进入岭南，他们中不乏能工巧匠，带来了原先居住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加速了岭南地区从蛮荒落后之地向先进发达的地区的转变，珠玑迁民是实现这个转变的一支生力军。
岭南开发之初，与岭外先进文化有较大差距，岭外文化渐次传播入岭，地处潮赣入岭门户的粤北地区先得其惠。秦代，统一岭南的秦军在粤北建有一些关隘、城堡，既是军事、政治的据点，也是经济文化的开辟点。这可以说是大规模移民开发活动的前奏。两宋时期，南下定居的中原人大为增加，南迁人员中的主要成分是水田耕作技术更为先进的江南人民。太湖地区早就有圩田修筑的经验，围垦远比岭南为早，春秋战国时期已能利用堤防来治洼地，唐代中叶以后，自苏州经平望至吴兴，环绕太湖东南半圈关系到下游洪涝问题的长堤已全线接通。而岭南的水利建设当时明显落后于内地。据统计，唐代全国所修水利工程共264项，其中江南道占71项，岭南道只占6项。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是在宋代的移民潮中剧增的。比如，据《芦鞭开族琐记》，新会全境乡村，“至宋咸淳五年(1269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族之六七焉”。移民大量迁入珠江三角洲，既使吃饭成了突出的问题，也带来了江南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由此而翻开了珠江三角洲垦辟新的一页，岭南的堤围修筑正式见于记载就是开始于宋代。有宋一代，粤境水利大兴，据文献记载，在西、北、东三江干流两岸陆续修筑大小堤围28条。《小榄麦氏族谱》记载，其南迁先祖在黄阁地区经营沙田垦殖”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反映了移民不仅带来技术，还有一定的资金投入水利工程。这种围垦活动一直到明清时期仍继续不断。在围垦的基础上，还按照珠江三角洲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经济，出现了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的人工生态，出现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如番禺东南迁户云集开耕，落籍沙湾的李氏两代，“居族最巨，灯火万余家”。在濒海诸县，这种迁民垦辟的记录于族谱方志中十分常见。迁民垦辟不仅使海边新生沙坦多成耕地，沿海岛丘也有所改观。北宋时划为下县的新会，到南宋已是“海有膏田沃壤，仓廪舟楫多取给”。300多年的垦壁，为珠江三角洲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在广州，南宋时由于南迁人口对面粉的需求，使小麦涨价，迁民带来栽种小麦的技术，加上官府的鼓励，使广、惠、潮、循诸州“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农获其利，倍于种稻”。由于南迁移民同岭北的种种联系，商业贸易也有很大促进。南宋诗人毛珝《吴门田家十咏》中有一首诗说到：“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似贾贩岭南归。”这首诗本意在说明河泥肥田带来的好处，从另一角度正说明了当时江南一带以贾贩岭南为生财之路的风气，反映了江南、岭南来往商贸之频繁和有利可图。
南迁移民的精明能干，不仅迅速地在新辟之地得以立足。而且成为开发当地经济的主体力量，在新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遇。从文化意识上，反映这种现实的是造成了珠玑文化中具有注重实际的经济意识。由于移民原来所受的文化教育层次较高，他们的转徙又和国家的安危紧相联系，因此，这种经济意识，往往同关心国计民生紧密联系一起，形成一种境界更高的经世致用的怀抱，表现为务实学、倡实业的风气。珠玑后人，大学者朱次琦是提倡这种学风的代表人物，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提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康有为评价朱次琦，谓其“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珠玑文化的经济意识，是一种经世济用的意识，而且是渐而成熟的岭南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重在培才、世代相传的教育意识
南下的滚滚人流中，除了平民百姓，还不乏中原的世家望族、上层人士。史载“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藉各郡”。这些衣冠望族来自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至于两宋及后，又有一些来自江南、江西、湖南的书香士宦。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家族后代的培育，尤其是迁簸流徙乃至异族入主之后，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更有着强烈的教育意识。中原文化的文化风尚对岭南地区的熏陶影响，以珠玑一带首当其冲，珠玑后人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人丘濬评说，大庾通道开辟之后，“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珠玑迁民中，不少是家学渊源、至性嗜学者，既施教子孙，又惠及同乡，入籍各地后致力于办州、县学和书院，使岭南的文化教育事业空前繁荣起来。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从南雄迁移东莞南街的翟徽长子进士翟杰创办桂华书院，为广州地区首间书院。其后，各地陆续兴建县学、书院，不少是得力于珠玑后人之力倡与支持。如东莞李用，精研理学，以讲学为生，“士之从学者，馆无虚日”。其子李春叟“以经学训生徒，诱掖奖劝，甚至故及门者后皆知名，乡邑化之儒风，翕然为振”。南宋名臣李昴英，在番禺与知县诸葛珏共谋建番禺县学，开番禺县学之先。他还为东莞知县倡建的县学史经阁撰记，以示支持。由于重视教育，人才脱颖而出。杨宝霖谓：“宋代，东莞进士(连特奏名进士在内)共33人，可考知属南雄南迁之族的有13人，占39．4％，其中有些一家三名或兄弟同登科第。如翟粟及其侄景先，梁文奎及其侄梁该、梁诩，李春叟与弟得朋等。明代，东莞进士共67名，可考知属南雄东莞之族的共16名。”
入明之后，除了官学，私人讲学的风气流行，至中期为鼎盛，“先世仕宋，自南雄迁新会”的陈白沙被誉为“真儒复出”，全国各地学者纷纷投其门下，据《新会县志·陈白沙弟子传》即有106人，其中不少是成才之士。陈白沙兴学重教，谓“然则社学之兴在今日，激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何可少哉，何可少哉!”又谓“天下风俗美恶存乎人，人之贤否存乎教”。白沙弟子湛若水，“平生志笃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处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他一生创建书院甚多，据当时学者罗洪先所记述，其先后兴建及讲学之书院不下数十所，仅广东一地，即有近二十所：“于其乡，则有甘泉、独冈、莲花；馆谷于增城、龙门，则有明诚、龙潭；馆谷于羊城，则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馆谷于南海之西樵，则有大科、云谷、天阶；馆谷于惠之罗浮，则有朱明、青霞、天华；馆谷于韶之曲江，则有帽峰，英德则有清溪、灵泉。”此外，还有在江西、安徽、福建、湖南等地的，可见其讲学勤奋及范围之广。而门下之徒甚众，“合天下之士出其门者四千人，车从所至，咸有精舍。”湛若水不但热心书院建设，对教学方法也深有研究，他为广州大科书院制定《大科训规》，对教学内容、方法、态度、读书次序、考试方式作出系统的规定。正因为陈、湛的身体力行，倡教兴学，明代广东出现了继南宋之后书院发展史上又一高潮。广东新修、修复书院，在南宋时达35所，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5，明代达207所，排名仅次于江西，显示出当时的教育事业迅速赶上，领全国之先的趋势。其间珠玑后人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珠玑后人重视教育之心理，衍至近代始终不变。番禺屈氏南迁至清初已500余年，始终保持崇文尚儒的传统，屈大均之父屈宜遇，“课大均至严，日诵不问何书，必以数千言为率，亲为讲解，弗以诿之塾师也。家贫，每得金必购书，谓大均言，吾以书为田，将以遗汝，吾家可无田，不可无书，汝能多读书，是则厥父播，厥子耘耔，而有秋可期矣!”宁可无田，不可无书，，世代相传，以期收获，显示出一种以读书为本的牢固的教育意识，这是珠玑后裔重视家庭教育的典型。屈大均不仅成了大学者，也是清初开禁书院之后较早在广州办私立书院者。明代大儒陈白沙，清代大儒朱次琦，是不愿出仕或中途辞官，以办学为终生大业者。使这种教育意识得到更高升华的是朱次琦的弟子康有为，他将教育提到强国之本的地位，他向皇上进言变法，说到“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在他的《大同书》中，他主张理想的大同社会里，学校教育为重，“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为了培养变法的人才，他以教育为手段，在广州辟万木草堂讲学，前后8年时间，还在桂林、上海等地讲学，先后培养了一大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各省弟子，千里负芨，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康的弟子遍及世界各地，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也持“教育救国”论，尝谓“中国之衰弱，由于教育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这校。”他在维新变法中，曾仿照日本的学校制度，设计了一套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体系，并提议要尽速设立“政治学院”，以培养变法人才和国家管理人才。他还认为“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师范学校立，而辟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柱也；师道不立，而爱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粮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也!”这些教育改革之见解，不但在当时为真知灼见，在今天也有其借鉴意义，反映出梁启超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进步和成熟。珠玑后代在近代教育史上卓有成就者甚多，如注重启蒙教育，成为中国首次编写通俗小学教材的陈荣衮、在港澳地区办学有成的陈子褒、卢湘父，后任北平诸大学校长、图书馆馆长的国学大师陈垣等。
珠玑民系之后裔重视教育的家风家教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表现出自觉的教育意识。他们为岭南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兴建学院学校，弘扬传统文化，推广教育事业，更在于注重教育目的，务实求变，意在振兴国家，推动社会进步，因此，使岭南的教育文化不断注入生机活力，不断变革学风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且培养出在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一批先进人物。仅此而言，也足见珠玑文化在岭南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珠玑巷——珠玑文化——珠玑精神 姜永兴
珠玑巷与珠玑文化
珠玑巷遐迩驰名，其后裔遍布全球。
“珠玑一脉，源远流长”。南宋至元初的二百年间，先后沿浈 江、西江、北江，进入珠江三角洲两岸及周围地区的珠玑巷人后 裔，因历史渊源、居住地域、文化特性，以及所操方言，明显差异 于潮汕、梅嘉、粤西地区而形成为广府方言居民区，珠玑巷亦就成 为广府方言居民区的主要源头。
“珠玑巷”是一个地域概念。由特殊的地域、特殊的历史孕育 的一条普通的民巷，经过近十个世纪的荫泽后代，家喻户晓，遂演绎成为了“珠玑文化”。
珠玑文化源于珠玑巷，随着全球性的各大洲珠玑后裔如千军万 马，千里迢迢，寻根溯源，慕名而至，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回归、凝聚力量和襄助故土、祖籍地繁荣昌盛的物质力量；移民构成的寻根意识、寻根行为，致使珠玑文化形成为一种超越于珠玑地域，蕴含殊异特质的文化现象。近几年来，“珠玑巷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编纂的10部专著，从“大文化”的视角，雄辩地证实了珠玑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文化含量。
珠玑文化内涵及其嬗变
学术界一些同志对珠玑文化的界定，存有歧意，认为：就这么一条巷，横卧了一千多年，如今还是一个经济、文化上，并不起眼的地望，能产生出什么足以惊人的文化呢?即使存在一些文化现象，亦是后人幽古思今制造、烘托出来的，因之认为“珠玑文化”，缺少科学内涵，以及历史观照，对其命题能否成立，表示怀疑。
下面简述笔者的不同思考。
从大文化观念出发，任何一种历史、社会现象，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内涵，都可以构成一种文化。珠玑文化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化而凝聚的特质文化，其特质由“移民与寻根”而衍化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说得通俗些，珠玑巷及其衍生的文化，恩泽于外，其卓著的文化业绩，反馈成为一种信仰与精神。珠玑文化的特质需在珠玑后裔在移居区的贡献和“移民与寻根”的感情中去认识，由而形成一种珠玑精神。珠玑精神的依托是珠玑文化，无珠玑文化——即无“移民与寻根”的凝聚力——即无珠玑精神，珠玑文化是珠玑精神的立足点、依托。
在文化研究中，珠玑文化构成了一种特殊地位和内容，对它不应以传统的、纯地域的“珠玑巷的文化”眼光，予以审视，从历史纵面而言，珠玑文化由3个层面组成的。
商道文化——珠玑巷的原生形态、地域概念；
移民文化——珠玑巷的历史形态、移民概念；
寻根文化——珠玑巷的现实形态、寻根概念；
只有把珠玑文化的研究，置于“大文化”的视角内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把珠玑作为移民的源头与寻根的桑梓，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历史、社会、精神效应，才是体现其文化质量与社会价值。
由珠玑巷衍化成珠玑文化，孕育珠玑精神，是历史积淀的升华，体现了文化的功能。
珠玑文化内涵及其嬗变示意表
|
珠玑文化
三层次 |
内涵 |
文化
特质 |
人口移植 |
文化嬗变 |
时空
关系 |
迁徙原因 |
|
商道
文化 |
原生
形态 |
商埠通
衢大道 |
中原、江南人口与当
地土著的逐代融合 |
对中原、江南
人与文化的吸
聚 |
中原
之流 |
迁人(经
济繁荣) |
|
移民
文化 |
历史
现象 |
移民 |
珠玑移民跟迁入地土
著的融合，近代的海
外融合 |
珠玑人与文化
的四向辐射 |
广府之
主源 |
迁入(六
理由说) |
|
寻根
文化 |
现实
意义 |
寻根 |
|
珠玑后裔人心
的回归 |
|
|
注：1．这里指的“源”、“流”是指主要成分；
2．根据近入研究，迁出原因归纳为六方面：
①逃避战祸入粤，唐末、北宋、南宋初、南宋末等时期均有躲避兵燹而迁徙的记载；
②官吏的南下和定居，仕人南迁以及家眷、随行人员等的移入；
③广州外贸和商业的发展，吸引北人南下经商、落籍各地(即“广州经济区的吸引”)；
④珠江三角洲不断淤新沙田、陆地，吸引大量农业人口的移入；
⑤天灾人祸引发北人的南迁，或粤北难民的逃亡，如南雄土旷地偏，避胡妃之祸……；
⑥官方移民建寨、实边。如九江朱氏即奉令申徙南海一族。
怎样表述珠玑精神
珠玑古巷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似一颗璀灿明珠，在上千万海内外后裔的心目中，产生一种对珠玑巷的向心力、吸引力，以及后裔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并由而凝聚、孕育成一种高度积聚的精神意识、能动力量。
在1995年11月第一届联谊会上，有代表对珠玑精神，提出了“发扬珠玑巷人不折不挠的团结、创业、开拓的精神。”
更多的政治家、学者、名流、后裔近几年的献词，题墨中，对珠玑精神都作了精辟概括，对千余年来，珠玑后人所焕发的创造
力、回归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珠玑精神是一种如日中天的积极向上、互相激励的进取精神，具体而言：
1．拓荒精神。大量事实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由珠玑南迁后裔所开发，近代以来，大批后裔海外移植，在东南亚、北美更立下拓荒功勋。
2．爱国爱乡的传统美德。珠玑后裔之间团结睦族，以珠玑后裔为荣、为鞭策力、凝聚力，达到爱国爱乡爱族相一统的境界，表现了强劲、持久“寻根溯源添情谊，创业兴邦求富强”的伟大乡土情结。
3．慎终追远精神。“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体现敬尊亲，不忘先祖、故土的中华优秀伦理精神。后裔群体，承继、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中华优秀文化律己、律家庭，又使之发扬光大，“珠玑人在、珠玑文化在、珠玑精神在；珠玑人到哪儿，珠玑文化、珠玑精神就传播到哪儿。”
对几个理论的阐释析“有流无源”
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珠玑巷及珠玑文化”有流无源，其理论是基于两种认识：
一、从移民角度理解。珠玑后人遍及五洲，且有众多著述见称，而迁入珠玑巷的原迁民笼统言是来自中原、江南，但毕竟述之罕少，因故，似乎流源悬殊。
二、从文化角度理解。现成似乎是难以追述南宋以前珠玑地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珠玑巷的碰撞、交融、产生的“珠玑巷的文化”；而珠玑后裔因迁地所致，与其说，向迁入地灌输了珠玑地区的文化，不如说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之难以勾划其文化上的源流关系。
这里，所谓“源”是指迁入珠玑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亦可谓“广府人”是从哪儿来的；这种“源”跟客家人、潮汕人、粤西人，是否同源尚待探究同源。
如果“源”相同，而“流”的发展大相径庭，则成了广府人跟广东其他地区的汉族群体“源流”之间的比较研究的课题。珠玑地区历史纵面上的“源”与“流”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存在的。
但上述“有流无源”说可以引导我们对这个问题达到“立体认识”，即《示意表.时空关系》所述的，“迁入——中原之流”，“迁出——广府主源”。至于作为中国移民运动史中，中原南下的主要一支，其迁徙原因，“张昌的七世同堂”即是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南北输道凿通，赐惠一方，带来了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以及人的流迁和人的智慧的开拓。
张昌七世同堂说明了什么
张昌是珠玑巷的主角，相传唐敬宗时(824～826)，此地原名“敬宗巷”，张氏家族七世同堂，朝廷为表彰其孝义，赐珠玑绦环，“敬宗巷”遂改名“珠玑巷”。
九世纪初，距张九龄凿通大庾岭后百年，当地有惊动朝廷的七世同堂家庭，并予隆重嘉奖，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七世同堂，在全国尚属罕见，尤其是诞生于岭南荒徼之地，更是朝廷粉饰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好材料；七世，按一代20年计，张昌无疑是耄耋以上之年的老人。七世同堂证明，张九龄功不可没，经百年的努力，珠玑巷其时的确是一个经济发展、商业发达，人们“安居乐业”的一方净土；七世能相聚，而不是南宋以降的人口大量四处散迁。
从张昌家族史的兴衰，可见珠玑巷曾历经了由繁荣至沉寂的历史，南宋兵燹之乱以前，珠玑巷是岭南著名的商埠、通衢大道。
二、七世同堂，需要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需要丰衣足食，年年有余的经济基础，同时需要有族亲之间凝聚无际的精神支柱。宗亲意识，伦理观念，这种凝聚力、亲和力，无疑是中原文化传播薰染所致，并深入人心，成为一种自觉躬亲的行为。
珠玑巷位于南雄城北9公里的梅关古驿道上，是古代中原人士拓展南疆的中转重点。
七世纪前，岭南至中原，运输历来靠肩挑背负，徒步跋涉以攀缘在崇山峻岭之间。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旨开凿大庾岭道，自此梅关驿道，便成为中国古代联结南北的最主要通道，“转输以代劳，商深为之失险”，当时的韶州商业发达程度仅次于广州，南雄县城是“南来车马北来船，十部梨园风吹尽”的繁荣之地，古代珠玑巷更是历代官民入粤的主要通衢和商品集散地。
据古籍记载，珠玑巷是诗礼簪缨，花柳繁荣，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士”，酒肆饭馆、店铺客栈鳞次栉比的繁华重镇。
珠玑巷的辉煌，起始于唐朝张九龄凿通大庾岭，符合张九龄开凿之功能，基繁荣盛况一直维持到南宋。
珠玑巷的内涵，历经几个世纪的经济文化上的滋养，不仅成了南北人流的集散之地，而且是南北经济交融的要冲，中原与岭南土著文化的传播、碰撞互融之地。即使在南宋期间，当地的繁荣也盛况不衰，如黄贮万以南雄珠玑富商的身份，于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往返临安(南宋京城杭州)经商，拯救了胡妃，以至酿成了“诏令血洗珠玑巷”之祸；岭南的富商，可远至京城采办、转输，其经济殷实富裕，可称雄峙一方。
为避血洗之祸，史载“罗贵97家南迁”，在南宋时期实现了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迁徙。据研究者考证，这97家在当地都是属于有经济头脑、文化素养、实力雄厚的财富户商贾，且多属整家迁移。可见即使在南宋，兵燹多次扰搔，珠玑巷的经济地位仍末动摇。
由此也可窥见：根据珠玑巷的二百余年的发展史中，培育的珠玑人的经济意识，文化素质，致使其外迁行为，主要是一种追求经济繁荣，人口繁衍，图谋发展的积极举措，而不尽是史籍宣扬的“为避战祸”。因为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观念而言，珠玑巷地区的生态环境尚有欠缺之处，具有开拓意识、文化技能的珠玑巷人集体向人口尚少，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水路方便之地迁移，具有更大的发展契机。珠玑古人选择了这条拓荒之路，是历史的必然，至于所谓“血洗”，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言。
珠玑后裔究竟迁往了哪些地区
历代相传，珠玑巷是中华民族拓展南疆的中转站，珠江三角洲南迁后裔的桑梓发祥地。据众多族谱记载，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路线，先后沿浈江、西江、北江，进人广州(番禺)，然后散居于珠江三角洲及其周围地域各市县，或定居广州。
关于珠玑巷南迁后裔的海外迁徙走向，本人在《珠玑巷移民后裔海外拓展》一文(见《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和文化》，《珠玑巷丛书之八》)，详述了散居珠江三角洲及其周围地区，操广州方言的珠玑巷人后裔，近代以来，打破海域阻隔，大规模走向东南亚，走向美洲，走向了全世界。
根据现有材料，珠玑南迁后裔，除上述走向外，正如：《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珠玑巷丛书之十》，作者曾昭璇等人)指出：“……宋代以后，珠玑巷人的迁移，随时代之推移，社会之进步，子孙的繁衍，分布路线则日益广泛。如珠江三角洲珠玑巷人后裔向东可入兴梅地区，溶人客家人社会，或东进惠阳；而西沿西江，由肇上柳州，溶入壮族社会；沿海向西，由台山而入两阳，入粤西白话区；向东入朝阳、闽南而台湾，则又溶入于潮汕语和闽南语区。是则岭南各大民系之间，均有珠玑人之溶入。”
下面以材料作证，珠玑南迁后裔，在省内其他地区，以及周边省外诸地区迁徙的史实。
一、南雄珠玑巷中街的“珠玑楼”，门楼中央有一方长方形青石，镌刻匾碣： “珠玑古巷，吾家故乡”，为当时(民国18年，1929年)国民革命军第15师副师长蒙志所题。
近据广西平南县地方志办提供的材料，蒙志(1887—1940)，广西平南县镇隆乡社洞村人。广西平南县，位于西江上游的浔江流域，蒙志追认珠玑巷祖籍地，并题铭匾额，足证部分珠玑后裔沿西江上游，流迁抵达桂东浔江流域(惜材料有限，不能进一步分析)。
二、粤省内外的一些操广府方言的地区(主要是广西)，很可能有珠玑巷人后裔的迁徙与再迁徙史迹。
广府方言的流播地域，除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全境)；向北、抵北江岸畔的清远、英德、韶关、连县；向西，经阳江、阳春、高州、信宜、茂名、化州、电白、吴川、湛江；西江流域有高要、德庆、郁南、封开；入桂东南浔江之梧州、藤县、南平，及郁江的桂平、贵县、横县、容县、玉林、陆川；沿北流江，直抵博白、合浦、浦北、灵山，及至进入桂中邕宁等地。
广府方言的流传，循正南方径入香港、澳门，越海徙入南洋群岛之新加坡，远抵北美、澳洲等地。广府话是世界“唐人街”的“普通话”。
即使因迁徙之故，语言发生变异，但根据民间流传的族谱记载，亦可以寻根溯源，在上述地区寻觅到跟珠玑巷的源流关系。
三、据解放初期民族研究工作者调查所载(见《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广西金秀大瑶山茶山瑶中的苏姓、龚姓、钟姓、陶姓、龙姓、黄姓、蓝姓、田姓，其祖先以前都住在广东“猪儿巷”(粤语)，因“被汉人赶走”，及“广东天旱、耕种无收”诸原因，经广西梧州，抵金秀大瑶山。
因粤语口音及笔录之差，“猪儿巷”的“儿”读“倪”，另有“猪纸街”、“猪仔巷”、“猪鸡巷”、“珠玑巷”的笔录记载。惜所有《族谱》记载，时序都不详。
广西有大量民间传说，谓珠玑巷是广西土著的第二故乡。刘介《岭峤纪蛮》中，提到有珠玑巷的记载。
可以预见，随着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活动的深入人心，珠玑巷与珠玑文化研究的广泛影响，以及南雄珠玑巷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以及在南迁后裔中产生更大的号召力，一石激起千层浪，“追根寻祖”，将会激起更多人的返本归原，会有更多的南迁后裔，向往珠玑，寻探珠玑文化，努力以珠玑精神激励自己。
试论珠玑文化 曾祥委
一 珠玑移民与珠玑文化
“珠玑文化”能否成立?有些学者提出疑问。
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因为，迄今所有的著作都把珠玑巷认定为宋代移民的“中转站”，而个别著作甚至连“中转站”的地位都不予承认。认为移民在珠玑巷只是“短暂停留”或“路过”。例如《广东文化地理》一书说：“现今珠江三角洲各县居民，以及他们的族谱、家谱常说自己远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实际上这些移民仅取道珠玑巷南下而已。”
如果事实真如该书所言，“珠玑文化”能否成立就大成问题了。文化即人化，随人而走。“珠玑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既然人只是路过，那还有什么“文化”可言?没有相当的时间跨度，文化模式难以成形。
从表面上来看，某些事象似乎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证据：广府民系的许多氏族的家谱一方面称珠玑为故乡，认珠玑为“祖宗故居”，“七百年前桑梓地”，另一方面，又强调他们来自北方，有纯正的中原血统，是“华胄之后”。在这些资料面前，“短暂停留”的“中转站，和“路过”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解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一，应当承认，有不少移民“路过”珠玑巷，直下珠江三角洲。但以情理度之，甚重地望的古人，除非有别的特殊情况，一般不会“错认他乡是故乡”。事实上广府民系的家谱中，也有这种直接迁移的记载。不烦挂名“珠玑”。
第二，广府民系的许多诗文以及民间传承都以珠玑巷为故乡，大量族谱和地方文献清楚地记载着他们的祖先“原籍珠玑巷人”、 “世居珠玑巷”的历史。
如《高要县志初编》卷五记“桃溪何氏”居南雄14世，南迁时犹留长房守宗祀。
花县平山村《江氏族谱序》记其族自五胡乱华时入居珠玑巷，至唐末迁广州，居南雄近500年。
《香山县志》记隆镇涌边曾族在入居香山前，居南雄6世。永 厚蔡族，居南雄6世。又：香山麻子陈族，“原籍南雄珠玑巷”，榄镇邓族，隆镇申明停乡扬族、龙头环侯族“其先南雄珠玑巷人”。
南海《鹤园陈氏族谱》“原南雄宝昌人”。
台山上川房《甘氏族谱》“家传世居南雄珠玑巷”。
中山左埗头《孙氏族谱》“不知曾几何时，而衍于南雄府珠玑巷聚族而居”。
《司徒氏族谱》“祖居南雄珠玑里”。
而广府民系中流传最广的罗贵等97人南迁的故事，按狮子罗村族谱，则谓罗氏自北宋初徙入，绍兴元年南迁，居南雄7世，历150余年。
其余族谱，或二、三世，或四、五世，或五、六世不等，随处可见。
就移民史来看，南宋前的入徙有几次高潮，一为两晋五胡乱华，一为唐末黄巢之乱，一为宋南渡时，在族谱中都有较清楚的反映。而最大规模的一次入徙，宋南渡移民高潮，自氏族入籍珠玑到南宋末出逃也时跨150多年，按25年一世，已经历六七代人。 按官方的算法，入籍珠玑巷，即为珠玑人。入住一个地方，经过二三代人，就变成了当地人。例如唐代张九龄，其先范阳人。《旧唐书》本传“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仅仅经过二代，张九龄就成了“张曲江”。
就宋末的南迁移民来说，迁入珠玑巷的是祖先，迁出珠玑巷的是自己。中原是祖先故居，珠玑是亲身所居。珠玑巷于他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实实在在的故居。他们世代生活于此，一土一石，一草一木，一池一溪，一丘一壑都眷恋胸襟，梦魂长绕。这种情怀，岂是“中转站”轻轻三个字概括得了!从移民史的角度看，用“中转站”来为珠玑巷定位，至少是不甚准确的。
比较起来，广府民系对珠玑、对中原的认同有相同的性质；都有地缘、血缘和文化的认同在内。地缘是共同的生活空间，血缘指氏族来源，而文化则指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形态和来源。但在认同中，似乎对珠玑更为亲切，而对中原则较多地偏重在文化一面。
就南渡初迁入，咸淳末出逃的氏族来说，150多年居处，六七代承传，怎能没有文化?
笔者以为着眼移民的历史，“珠玑文化”可作如下的界定：
空间——珠玑巷。准确地说，是以珠玑巷为代表的牛田坊58村和整个南雄盆地。
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地方，往往成为整个地域的标记。珠玑巷于广府人，就如同宁化石壁于客家人，梅县之于粤东客家一样，是整个地域乃至民系的象征。珠玑巷兴旺时本身就“栉比千家”，附近有牛田坊58村，再是整个南雄盆地。人们一则可能在珠玑巷内或附近居住，二则由于珠玑巷之著名——这种著名的势头一直到明清广府人大修家谱时还有增无已——因而都直认珠玑巷为故乡。
时间——大批北方移民入居珠玑巷以后到南迁粤中之前，时间的跨度可上溯至唐开元年间而下至宋成淳末、建炎初，乃至明清之交。
人群——在上述时空框架下的整个南雄盆地的居民。根据史料，自大庾新道开凿以后，南雄盆地人口持续上升，到北宋元丰年间南雄州居民已达2万余户，再经历南渡的入迁高潮，人口达到一个历史高峰，而成分则以北方移民为主。
“珠玑文化”即这个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换一句话说，即南迁移民在珠玑时的思维、语言、行为方式及其器物文化。
这种文化与移民相伴。北方移民带来中原和江淮文化——中原传统的价值观念及思想体系和江淮先进的稻作技术，结合新的环境和南雄原有的土著文化，形成一套新形态的、一种南北交融又以中原价值观念为主导的新的行为模式。
随着移民在南雄落脚，一种文化整合的过程就开始了：
首先是语言的整合。根据族谱来看，移民来自除湘方言以外的其他各大方言区。随着四方移民的汇集，一定有某种通用语在充当沟通的角色。这种语言究竟是当时的官话还是今日之粤语，暂时我们还无从得知。随着通用语的发挥作用，人们的语言方式也在整合。
同时，北人南迁，新的环境需要适应。当然，有许多氏族直接来自江南稻作文化区，适应岭南的环境不太困难，但来自旱作区的人们就必须强行适应南方的气候、环境和劳作、生活方式。大至衣、食、住、行，小到起、立、坐、卧，其方式都可能改变，举个例子说，史载赵佗越服、箕踞见汉使者，人们通常都以为“无礼”，殊不知这是环境使然。南方的天气炎热，再穿北方的长袍怎么得了。还有坐的方式，中原古俗是两脚并排，然后坐在自己的双腿上。这种坐姿，在南方也是难以坚持的。中原氏族在北方时原无桌椅，坐于席上，南迁江淮暑湿之地，桌椅随之出现。由此可见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影响之大。总之北人至珠玑许多方面都面临调整，而随着行为方式的调整，心理、思维方式的调整也是必然的。
其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移民入住珠玑，同时也带来中原的传统文化。唐代南雄州只有进士一人，而两宋间仅保昌一县即有进士31人，在岭南处于先进地位。其孔林书院之设，也是相当早的。由此可见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儒家思想文化的普及、影响。
整合的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或日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它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珠玑文化”。它的上层部分是中原传统文化，而下层部分，则为移民的习俗和其他行为方式。
二 珠玑文化与广府文化
文化，附着于具体时、空中的人群身上，随着人群流动。如前所述，随着北方人民入居珠玑和他们的环境调适，“珠玑文化”随之具态，成形，并在移民的后代中承传。而到咸淳、建炎年间，珠玑巷和南雄盆地居民大批南迁至珠江三角洲，其文化也自然地迁播到他们新的居住地，从而成为广府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珠玑巷确实是中原传统文人传播入粤的“中转站”。
首先我们可以从人口的流动来说明这个问题：
南雄州的人口，自唐代大庾新路开通之后，直线上升，到北宋元丰年间已达20339户，随后还有南渡初的入迁高潮，数量还应增加。但《元史地理志》的统计只有10792户，陡然下降近半，其中还包括元代增殖的人口，可见减幅之大。
而广州府的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宋代《太平环宇记》载16059户，《元丰九域志》上升到143261户，到《元史地理志》主户即有170216，口1021296。
这一降一升之间，说明了大量人口由粤北到粤中的迁移。 其次是南雄州与珠江三角洲进士数的升降比。元代广东的进士很少，我们拿宋、明两个数字来看，中山图书馆林子雄先生有一个很好的统计，引录如下：①
唐宋元明广州、韶州、连州、南雄州诸府进士人数一览表
|
府
名 |
朝代
县名 |
唐
(公元618
—907年) |
前宋
(公元960
—1194年) |
后宋
(公元1195
一1279年) |
元
(公元127l
一1368年) |
明
(公元1368
—1644年) |
|
|
南 海 |
7 |
24 |
48 |
4 |
15l |
|
番 禺 |
5 |
19 |
35 |
3 |
85 | |
|
广
|
顺 德 |
|
4 |
9 |
4 |
93 |
|
东 莞 |
1 |
3 |
10 |
|
78 | |
|
州
|
从化 |
|
1 |
|
|
6 |
|
增 城 |
|
1 |
12 |
2 |
7 | |
|
府 |
香 山 |
|
1 |
|
|
12 |
|
|
新会 |
|
|
1 |
|
23 |
|
|
三 水 |
|
2 |
3 |
|
3 |
|
清 远 |
|
|
|
|
4 | |
|
韶 |
曲 江 |
7 |
15 |
8 |
|
4 |
|
州
|
乐 昌 |
|
7 |
9 |
|
5 |
|
翁 源 |
|
4 |
|
|
l | |
|
府 |
英 德 |
|
2 |
|
|
3 |
|
南
雄 |
保 昌 |
l
|
11 |
20 |
2 |
7 |
|
市 |
始 兴 |
|
9 |
2 |
1 |
1 |
由宋至明一方面是南雄和整个粤北进士人数大幅下降，一方面是珠江三角洲数字大幅上升，其增幅最为明显的番禺、顺德、东莞、香山、新会等处，正是宋末珠玑移民最多之处。
大量的移民，同时是大规模的文化传播，其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广府文化的转型。这使宋代成为广府文化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广府文化到宋以前一直以地理环境层和百越文化层占主要地位，中原文化只占次要地位。这一点，可由唐代近三百年问仅有进士9人说明。一直到唐末、五代，岭南还被北人目为“蛮夷之地”、“化外之乡”。但入宋以后情况大变，广府文化中含有的中原文化成分大增，一举改变了其“远儒”面貌，这一点也可由宋明两代广东进士人数的陡增说明。可以说，有宋一代，广府文化渗入中原文化成分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由远别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形态变为趋近于中原文化，成为它的一个亚种。这个转变的决定因素是移民的数量及质量，而其中珠玑文化伴随珠玑世家望族移民的加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屈大均《广东新语》“吾广故家望族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并非虚语!
珠玑移民及珠玑文化的加入对广府文化转型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于广府人对珠玑巷及中原的认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事象是有关珠玑巷名的传说：
珠玑巷的得名来自唐代朝廷奖赏敬宗巷人张昌一门孝义，这个说法已载于清道光《直隶南雄州志》。但除此以外，珠江三角洲广府人中还盛传着第二种说法。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另外，清人李星辉诗《过珠玑巷有怀》也有同样说法。
关于这一点，陈乐素先生指出，其“从驾入岭”，“不是事实”，同时又指出其“不忘枌榆所自”值得注意。“把珠玑巷一名，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人的故乡，因而众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巷，它的意义就不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更远的并且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不但南雄有珠玑巷，广州也有珠玑巷，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源自珠玑巷的传说，遍及诸族，它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相互团结作用的”。
正如陈先生所言，珠玑巷名来自祥符的传说，意义在于其故乡之思，在于其“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的作用。这里头有血缘、地缘，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血缘的认同加强宗族的团结，地缘的认同有助族群的团结，文化的认同促进民族的凝聚。广府民系对中原文化的趋近和认同，最重要的价值在此!岭南人直到今天，还被北方人戏称为“南蛮”、“化外之民”，而此点在宋以前确为事实。由于文化的异质，缺少对中原的向心力，每逢中原变故，岭南就趁机割据。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五代的刘汉。到宋代大批移民南迁，中原声教流播，文化的认同在人心中蓄备了内倾之力，广府人自觉地以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自居，自觉地成为中原文化的维护与传播、躬行者。这个心理定势决定了岭南政治内附的巩固，割据自此以后彻底地失去民心，再无以发生，即有，也无以持久。而同时，广府人也整个成为汉族的一个民系。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种认同的力量如此巨大，同时也使岭南的土著迅速汉化，以致产生“南蛮附姓”的现象——迫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压力，不少土著隐瞒了自己的族属身份，也有伪造谱牒，冒充珠玑移民，以融入当地社会。由此也可见珠玑巷于广府人之重要，它与中原地域、血缘和文化的多位一体关系，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和壮大的积极作用。
三 关于珠玑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如上文所言，珠玑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它融入广府文化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珠玑文化研究的一些特点：
1．珠玑文化研究必须联系广府文化的研究来进行。
珠玑文化与广府文化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珠玑是广府人在岭南的根，珠玑文化是广府文化在岭南的根。广府文化根在珠玑，珠玑文化流在广府。珠玑文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在广府文化研究中进行。
2．珠玑文化研究必须联系珠玑与广府两地来进行。
珠玑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移民联系着珠玑与广府。移民除了南迁粤中以外，应当也有留居本地者，其文化的残留和承传也是可能的。通过两地的分别研究和对比，或能更有效地揭示珠玑文化的原貌。例如南雄的同志反映，珠玑话与广府一些地区的言语存在相同之处，而广府的参观者也反映珠玑的“秋色”与广府的“飘色”相似。许多文化事象，都需要两地进行比较才能找到其联系，进而研究其传播或嬗变的规律。
3．珠玑文化研究必须重视民间文化的层面。
珠玑移民实质上是一种民间氏族自发的迁移行为，它本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在官方的正史中留下太多的记录，而更多地将痕迹留烙于民间文化的层面。从黄佛颐开始，有关珠玑移民和文化的研究就有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结合的趋向，将诗文、正史文献的收集与族谱相印证。但是这样还远远不够。珠玑移民氏族分布的调查现在已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和成果，族谱收集的工作仍需努力进行。同时，移民后裔的习俗、伦理观念、有关的口头承传，如故事、歌谣、谚语，其宗教信仰、神明崇仰等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由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迅猛，传统文化破坏严重，许多民俗资料散失、消亡，这方面的研究常有一定的抢救性质而显得特别迫切。
总之，笔者以为“珠玑文化”是一种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文化，它还一定程度上保留在广府文化体系中，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有利于揭示广府文化的发育源流，有助于加强和促进粤北与珠江三角洲的联系与经济、文化协作，是一件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2·曾祥委、曾汉祥主编： 《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3·李权时等《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4·《南雄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5·阮元：(广东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7·屈大均：(广东新语》，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8·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韶关大学中文系)
珠玑文化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 沈涌 曾汉祥
发展：珠玑文化的一个内涵
珠玑文化是一个在当代提出来的概念，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和把握：1．珠玑文化是历史文化。从已获得的史料、文物、以及家谱族谱等来看，由于中原的战乱，梅关古道的开通，从唐开始，特别是在宋代，中原人大量南下。经过梅关进入岭南，于是离梅关几十里远的珠玑便成了南迁移民的留住地和中转站。也就是说，珠玑接纳了中原移民，让他们休息停顿，居留生产；此外，当中原移民继续南下，开拓新家园时，珠玑又成了一个出发点和基地。因此，珠玑文化是历史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形态。而这同时又是岭南开发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碰撞、交融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拓展的文化。2．珠玑文化是寻根文化。寻根是中华民族一个悠久而深沉的情结。饮水思源，不能忘本，这样的精神文化特性变成了一种凝聚力，一种向心力，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认同故地，认同乡亲，认同宗族的寻根活动已很为常见。珠玑文化也是这样一种现象。居住在珠江三角洲，还有居住在海外的珠玑后裔，纷纷回到南雄珠玑镇，参观故地，查阅族谱。缅怀祖宗，发思古之幽情；抚今追昔，说千年的演变。“珠玑古巷，吾家故乡”，这两句，确实发自众多珠玑后人之肺腑，寄托了他们的殷殷深情。3．珠玑文化是发展文化。文化倾向于应用，倾向于与经济相结合，倾向于追求社会效应。文化的发展要借助于经济的支持，经济的发展也从文化中取得了不可缺少的动力。这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聪明的中国人很快掌握了这个方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很有时代特色、也颇为有效的办法。珠玑文化也有这样的内涵。具体地说，就是南雄人积极热情地推动珠玑文化，利用珠玑移民的历史人文特点，顺从珠玑后裔寻根问祖、热爱故地的心理，把这些与南雄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结合起来，使珠玑的历史文化、寻根文化成为南雄发展的支点和动力。 可见，珠玑文化的3个部分，是互相连系、互相促动的。历史文化是源泉、根本；寻根文化是动力、媒介；发展文化是目的，是历史文化精神的伸延，是寻根文化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结果。
确实，研究珠玑发展文化，对于开发珠玑历史文化，引导珠玑寻根文化，具有很直接的现实意义。
古为今用：珠玑发展文化的生长点
珠玑发展文化是正在实践的课题，是南雄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走这条路，打这张牌，表明南雄抓住了古为今用这个生长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是当代人的历史，它不仅体现了当地人的历史观，而且也会在当代发挥使用。对于历史遗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应不加分析地完全照搬，辩证地批判地继承，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实践证明，科学的历史观也是最有创造性、最有价值的。
南雄对珠玑文化的古为今用，使之为当代的发展服务，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原则：
1．寻找珠玑移民的来源，揭示中华文化的根本性地位。珠玑移民主要是唐宋时代的中原人，也就是说，珠玑文化来自于代表中华的中原文化。珠玑移民与岭南居民的杂处和交汇，成为广府人，与客家从、潮汕人鼎立构成岭南汉族的三大民系。由于珠玑移民的来源，决定了广府民系中吸收和融合了中原文化。换个角度来看，广府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伸延与变异。中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处于边地的广府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对中原文化也有着强烈的向心力。揭示这种历史规律，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增强民族自信心，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弘扬珠玑移民的开拓精神，振兴中华，振兴家乡。在宋代，珠玑移民的不畏艰难，向南迁移，他们到南雄后，下浈水，乘船或乘竹木筏而行，经始兴、曲江，流人北江，一路漂流。到达清远邑江口一带，开始上岸或向接连北江的支流水道疏散，还有一些移民则继续南下，经三水、芦苞，入古南海，进入新会、中山，再流向其他地方，途中历尽艰险，到了目的地后，或插入当地乡村，或在荒野地开辟新家园，都在顽强地生产，顽强地生活，为当地的开发起到了突出作用。近代以来，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及周围地区的珠玑后裔，越洋过海，不断地走向东南亚、走向美洲、走向世界。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以超常的劳动智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创业开拓精神，很有现实价值，显得十分需要。弘扬这种精神，必定会与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产生共鸣，引起巨大的反响。
3．弘扬珠玑移民后裔的尊祖爱乡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珠玑发展文化热情肯定珠玑后裔寻根问祖、关心故乡、热爱故乡的活动。近年来，南雄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开展珠玑后裔的联谊，当地政府热烈欢迎珠玑古巷南迁后裔考察，积极推动珠玑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的创立，并举行盛大的成立庆祝大会，另外，还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或修膳或重建，恢复珠玑古巷迷人的昔日风采。这些姿态的实质，并不是为访古而访古，而是将人们寻根的心态与当今的发展结合起来，与当代人的沟通、理解、合作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
4．赞颂优良文化传统，为今日的道德伦理教育服务。张昌故居与胡妃是珠玑文化的两个突出内容，前者的精神内涵是和善、建立健康良好的家庭关系；后者表现了敢于反抗、向往自由，追求真情，为大众牺牲的精神。这些历史题材，具有普遍与永久的文化价值，在今天也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5．将历史现象转化为旅游资源，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珠玑古巷已成为南雄旅游热线，其文物古迹、建筑遗址、宗祠族谱，以及相连的梅关古道，构成了有鲜明特色、有相当文化价值的旅游资源。当今旅游业，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文化旅游越来越受人欢迎，这方面的市场是可观的。珠玑文化旅游资源同粤北其他地方的风光旅游、生态旅游、宗教旅游等资源相结合，又会成为一条不可缺少的旅游线路，丰富了粤北旅游资源的内涵。
突破口：文化——经济的有效结合
在当代，应用文化获得飞跃的发展，其重要特征是，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与动力，而文化在与经济的结合中，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天的经济是文化的经济，今天的应用文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乃至生产力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革命。从宏观上来说，发展经济就是在发展文化，而发展文化，其中显著的目标和内容就是发展经济。
文化与经济，有时候是同步的，交融在一起的，有时候是非同步的，相分离的。
在考察珠玑发展文化时，我们鲜明地看到，从某个角度而言，文化为发展服务，文化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不完全等同于发展。文化与发展之间，还有个中间环节。确实，成立珠玑后裔联谊会，宣传珠玑文化精神，本身是文化行为，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能直接为发展带来物质的动力，文化搭了“台”，却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唱戏”。
这是个现实问题，具有普遍性。许多地方，通过一些节日等活动，搭起文化台，一时间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引人注目，但事情一过，发现经济的“戏”并没有真正唱起来，原来设想的目的并没有较好地实现。
由此可见，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转化、结合，其间的关系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很值得研究，大有文章可做。南雄是很注重这个问题的，并且，通过努力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引资，在立项方面，其实绩是有目共睹的，总结经验，探讨规律，可以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1．人缘与经济。珠玑发展文化，以加强同珠玑移民后裔的联系为支点，即以人缘为支点。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成为一片经济热土，其成功原因，除了政策的优势外，还因为有着地缘与人缘的优势。珠三角洲毗邻港澳，华侨多，港澳同胞也特别多。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动力。南雄地处粤北山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同珠三角难以相比，没有这样的优势，他们勇于开拓，创造条件，挖掘潜在优势，闯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珠玑巷移民后裔，可以成为南雄发展的人缘优势，南雄找到了这个优势，但实践证明，经济的发展，又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从人缘优势到经济发展，还有个转化的中间环节。建立了良好的人缘关系，仅仅是具备了发展的条件与前提，而并不是等同经济效益的实现。人缘不可以取代经济的运作。所以，在实施珠玑文化发展战略时，要将两者紧密配合起来。“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文化工作可以是轰轰烈烈的，经济工作则常常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工作有文化的个性风格，经济工作则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这里，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似乎是辩证地认识扶贫赞助与投资的关系。扶贫、赞助当然是经济条件差的地区所非常欢迎和需要的。但扶贫、赞助不是正常的、典型的经济行为，因而它往往是有限的。只有投资，引入了经济效益法则的行为，才是正常的经济运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只有走上了这样的轨道，人们的合作就可以是广阔的、长久的。也就是说，通过文化发展战略；建立人缘优势，找到经济发展机遇，引入投资行为，进入市场经济轨道，这样，才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真正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2。知名度与经济。珠玑文化战略的一个直接效应是，提高了珠玑古巷的知名度，提高了南雄的知名度。面对万马奔腾，竞争激烈的时代，知名度显然是发展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地方、很多企业，都在这方面狠下功夫，拿出自己独到优势，尽可能提高知名度，进而广而告之，让大家都知道。客观的存在已不是完全的存在，还要有知名的存在，才可以充分地实现应有的价值。西安搞历史古迹旅游的国际文化节，深圳搞荔枝节，泰安搞泰山登山节，潍坊搞国际风筝节，都有这样的目标。企业的创名牌战略，成了企业的生命保障，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可以说，知名度是现代经济的一种价值因素。其份量具有很大的弹性，有时候可以达到无法估量的地步。
利用珠玑文化，宣传南雄，在更大的范围内，让人们知道南雄，了解南雄，熟悉南雄，喜爱南雄，现在，在珠江三角洲，在有珠玑后裔的海外，已经明显地取得了这样的知名效应，游客慕名而来，投资者满怀信心而来，南雄有了更多的吸引力，给人们以更多的希望。这样的宣传工作当然应该持久地开展下去。
利用珠玑文化，创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名牌是打开市场的金钥匙，名牌的支撑因素主要包括实质与名气。当产品的质量有了保障之后，产品的名气就起支配性的作用了。珠玑文化和产品相结合，其名牌有特色，知名度高，在市场中会产生较好的效应。珠玑香烟，珠玑矿泉水，已经跨出了较为成功的步子。
3．人文胜地与投资环境。作为人文胜地，珠玑古巷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旅游点，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古巷启动的寻根行为，带来的人缘优势，由于南雄本地的主动引导，又必然会产生投资行为，应该说，这方面包含了更大的经济动力和经济效益。旅游胜地不等于投资环境，而投资的前提是应当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必须花大力气来建设和完善投资环境。
从广义上来说，投资环境包括软件和硬件，前者指劳动者的素质，后者指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通讯、交通、水电、厂房等。可见，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完善是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近年来，南雄的通讯、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其经济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4．一元与多元。在南雄的整个发展战略中，珠玑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现代系统观告诉人们，各个因素的有机的合理的组合协调，才可以发挥最佳的整体效应。因此，应当将珠玑文化这“一元”与其他“多元”结合起来，形成了种互相促动、互相支持的生动机制。这里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如果将珠玑文化当成一个孤立的、封闭型的策略来运作，就不能形成横向联糸，多向联系的状态；如果搞短期性行为，吹一阵风，热一阵子，那也就难以持久，难以扎扎实实地、富有成效地进行下去。解决问题的关键办法则是，把珠玑文化这个子系统放到南雄发展的大系统中，进行思考、研究、策划、运作。这样，才可不断地发挥作用，不断地吸收动力。比如，在发展三高农业的工作中，如何与珠玑文化结合起来；在黄烟生产、白果种植等重要的经济工作中，如何与珠玑文化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是应当考虑也是可以考虑的。
地方形象：珠玑文化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企业引进了CI形象的意念和做法，这有利于企业搞好内部管理、走向市场、提高竞争能力、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随着地方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形象、地方形象的思路又提了出来。地方形象同企业形象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注重战略性原则、民族性原则、个性化原则、系统性原则、操作性原则等等，在内涵上，都很注视文化的特色和功能。
南雄撤县建市，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树立自己的地方形象，是有益的、必要的，把珠玑发展文化纳入这个目标的轨道，通过珠玑文化，进一步提高南雄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强化南雄地方文化的特色，进一步促进南雄与珠江三角洲以至海外的联系。
如同广州又名羊城，深圳又名鹏城一样，珠玑也可以成为南雄的代名词，成为南雄地方形象的一个很有特色、很有内涵、也很有知名度的符号。现在，这个符号已经在酒家中使用了，在香烟、矿泉水等产品中使用了，还应当进一步开发，使之流传开去，家喻户晓。
近年来的一系列关于珠玑文化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强化和宣传珠玑这个符号的行为。欢迎寻根来客，成立联谊会，搞庆典，出版特定主题的丛书，举行研讨会，等等，珠玑文化符号的份量大大加重了，突出了。接下来，应当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引入现代CI形象的策略，对南雄形象进行包装、宣传，树立有特色的地方形象，进一步提高南雄的知名度，为南雄的发展服务。
在这方面，要有个整体的、系统的设计。要把物质的与精神的要素结合起来，把务实与务虚结合起来，把内部与外界结合起来，把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结合起来，把本地的力量与外地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当前工作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总之，目标要明确，要加大力度，要勇于创新，勇于开拓，要持之以恒。回首南雄发展史，在80年代，南雄因在山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闯出成功路子，积累丰富经验，曾召开过“南雄山区经济发展研讨会”，来自北京、广州、韶关的理论工作者，同南雄的干部一起研讨，会议提出了“南雄特色”的概念，会后由人民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南雄特色研究》、《南雄发展之路》。应当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南雄形象的活动。不足的是，这样的活动没有配套地、持续地进行，也缺乏自觉的设计、策划意念，也没有突出有特色的文化标志。
在珠玑文化的研究宣传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时候，在珠玑文化发展战略的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的时候，使珠玑文化成为南雄地方形象闪闪发光的符号，是完全可能的了。
珠玑文化是篇大文章，从宏观的也就是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对于把握珠玑文化的特征，进行一步发挥珠玑文化效应，很有必要。
(作者单位：韶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广府民系祖述珠玑的文化意蕴 李乐民
从明朝初年开始，有关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传说便逐步在粤人中流传开来，随明中叶以后修谱之风日趋兴盛，珠玑巷史事为广州、肇庆两府众多族谱所载录，在广府人心目中，南雄珠玑巷乃其始祖桑梓之地、发祥之乡。此犹宁化石壁之于客家人，光州固始之于福佬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广府民系祖述珠玑的现象，反映了珠玑巷与广府民系所结成的融历史性与文化性、血缘性与地缘性为一体的亲切而神秘的联系，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挖掘珠玑巷史事的历史和文化意蕴，将有力地促进岭南移民史、开发史和民系发展史的研究，并为探讨广府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形态特质，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视角。
广肇诸谱相对集中地叙述了两次发生在两宋期间的大规模移民南迁事件。而两次移民的南迁，均以南雄珠玑巷为中心，不仅真实地再现了两宋岭南移民的历史过程，也深刻显示了广府民系对“祖宗居地”珠玑巷的深切思恋之情。
第一次岭南移民的南迁，时在北宋与南宋之交。来自中原和江南的移民为躲避金兵之乱，纷纷越岭南来，“至止南雄”，入居珠玑巷及附近牛田坊58村。这次南迁事件，考诸史乘，亦多有记载。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1133)三月癸未条：“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禀禄。”而避难人数更多的则是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平民百姓。
第二次是发生在南宋末元初的南迁。诸谱对此次南迁的记载尤为详细。入居珠玑巷及附近村落的南迁移民在经过了一段休养生息之后，又为躲避蒙元之乱，或为蒙受胡妃之祸，以珠玑巷贡生罗贯(贵)为首，向官府申请“文引”，带领33姓97家集体南迁。途中遭遇风浪，溺毙无数，然仍执着南行，终至广府各县立案开籍。
这次从珠玑巷到广府地区的迁徙，堪称悲壮之举。它意味着珠玑巷移民从进入广府地区伊始，便成为开发广府，发展广府社会经济的主体力量。移民后裔作《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记录了迁徙各姓氏，追念族姓始祖于广府地区初创草莱，开辟烟瘴的伟绩。铭文云：“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如果将珠玑移民的历吏置于整个岭南移民的历史过程中加以总体性观照，就愈发认识到其中所显示的巨大历史价值。在岭南移民史上，中原江南移民的南迁，肇始于秦汉、东晋，兴盛于两宋、明末，而以南宋为关键。宋室南渡，正值所谓“地气南徙”，中原社会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之时。南宋时期的岭南地区，也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期。珠玑巷移民的迁入，就为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推动力。如果说，秦汉时期秦皇汉武的开边拓土，用兵南越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早期开发，那么，两宋时期珠玑巷移民的南迁则标志着岭南地区大开发的开始。因而，近人李景康就曾指出，虽然导致岭南地区的大开发，乃是政制之变易，交通之发展，商贸之需要，海禁之渐开与移民之迁入诸因素而结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但是，“其最关重要者，尤在汉族之南迁。”(《广东疆域沿革》)
对两宋时期珠玑巷移民历史的记载，在有关史志中并不鲜见。如郝玉麟《广东通志》：“珠玑巷在南雄府保昌县沙水寺前，相传广州梁储、霍韬诸望，俱发源于此。”《新会县乡土志》：“综查各谱，其始迁本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直隶南雄州志》亦称：“宋南渡而仕宦之族徙浈水者尤众，是岭表之首，亦远人之所萃也。自北而来者不少，望南以去者亦多。”以至出现了“称纪元必日咸淳年(宋度宗年号)，述故乡必曰珠玑巷”(《开平乡志》)的情形。而经过黄慈博、曾昭璇等文史学者的研究，查实珠玑巷移民几乎遍及整个珠江流域(包括珠江三角洲及其西江北江支流)，至今人数达千万之众。可以说，珠玑巷移民是构成广府民系的主体部分。珠玑巷不仅与两宋岭南移民的历史相联系，也与广府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相关联。
广府民系指的是聚居于珠江三角洲及其西部地区、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人群集合体。它是以珠玑巷移民为主融合珠江三角洲土著居民而形成的，与客家民系、潮汕民系鼎足而三的岭南汉民系。珠玑巷移民不仅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大开发，也参与了广府民系的建构。从而充当了岭南(广府)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主要角色，居功至伟。
两宋时代的两次珠玑巷移民南迁事件，详细而生动地再现了移民历史的过程。这是广府民系基于移民历史的荣辱体验而作的真实记录。一是迁入珠玑巷，其次是再迁广府地区。一为迁入，一为徙出，其间内涵，陈乐素曾从文化功能论的角度加以精辟的揭示。他认为，“迁入”事件，说明移民“所从来”，它的一头，连接着遥远的中原故土；而“徙出”事件，说明移民“所定居地范围”，它的另一头，连接着生息繁衍于珠江流域的广府珠玑巷移民。因而，珠玑巷既是中原故土的象征地，也是广府民系族姓始祖的故乡。从而形成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广府民系中的祖述珠玑的文化现象。
广府民系的祖述珠玑，是以两宋移民历史为背景的文化创造。它以珠玑巷为中心，描述了两宋移民迁徙的首尾相接续的完整过程，此即：中原→珠玑→广府；而意欲以此种描述为基础而追宗溯源，此即：广府→珠玑→中原；因此，在广府民系中，珠玑巷具有多种象征意义，曲折传达出他们的文化意识。概而言之，祖述珠玑的图式，显示出广府民系的文化认同意识、血缘宗族意识和地域本土意识。
首先是文化和民族认同意识。以珠玑巷为始点，远溯中原。中原的意义，由于五岭的阻隔，珠玑巷移民(后裔)对它的印象是极为笼统的，概念化的，如族谱叙述远祖的来历，多数为某省某省，甚或统称“是中原来的”，即是显例。中原及其远祖就主要地代表着优胜汉族文化的含义，表现出广府民系的“本同一根”的文化同源性和传承性的认识与文化及其民族的认同意识。
其次是血缘宗族意识。据诸谱所载，珠玑巷是其血缘始祖亦即人粤后始迁祖的故乡。如屈大均所言，“南屈珠玑自此迁”，就是以血缘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宗族意识的反映。祖述珠玑，表现了广府民系的血缘宗族意识。
祖述珠玑的图式，也是广府民系依据于共同的地域本土背景的文化创造。珠玑巷移民历史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不仅仅因为它具备了构通和连接着中原与广府的功能而获得文化民族认同意识和血缘宗族意识。同时还缘于珠玑巷所具有的分界五岭南北的作用。在移民历史中，珠玑巷被誉为广府人的故乡，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它是移民进入岭南的首站和中转站。这里，突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广府民系对现实生存空间——岭南的清醒认识和把握。谱牒的大量记载都表现了这种地缘分野观念。以地界五岭南北，位于大庾岭南麓的珠玑巷为始祖居地，可以认为是广府人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加以定位；即是“中原人”，更重要的是作为“岭南人”而存在。
文化和民族的认同意识，血缘宗族意识和地域本土意识，是广府民系借助于移民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背景赋于“祖述珠玑”这一文化模式的。其中，血缘宗族意识据于基始的和核心的地位。它集中地反映在族谱的编修上。自宋代以来，由于宋儒(理学家)的倡导，各地修谱之风日盛，而修谱的目的无非是要强化族人的血缘联系，向族人灌输祖根意识。继而，通过考镜祖源，叙述迁徙历史，制定族规礼仪，而整合宗族体系，发展宗族势力。如明代中叶佛山名人霍韬，就是通过编修族谱，追述祖源来整合宗族势力，使霍氏宗族为佛山望族。霍韬的做法亦为后来者所取鉴。而从明代开始流传的珠玑巷史事——“祖述珠玑”的模式，即与强化血缘家族意识的企图相表里。屈大钧(生活于明清之交)《广东新语》记载的珠玑巷得名的传说，谓唐代的张昌，因七世同居，皇帝旌表其孝义，故赐珠玑绦环，因名其地曰珠玑云云，究其义，体现了其时广府民系强烈的血缘宗族意识。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或累世同居，称之为义门者，亦往往而有。”此处所提及的因累世而居而称义门者，与屈说相参证，可看作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其内在意蕴是表现对血缘始祖的核心认同。 缘何广东民系都祖述珠玑巷?不少学者解释说，两宋移民或假道、或侨寓珠玑；或以珠玑作代名词，实质也包括了入居于南雄其他地方的移民。然而，为何单单标举珠玑?我认为，除了前述的地缘因素以及历史因素之外，这一“祖述某个特定地方”的模式，实质还是根源了血缘宗族意识，确切地说，是根源于远古时代原始信仰——血缘祖宗崇拜。我们看到，客家社会祖述宁化石壁也是与之相类同的，姑且与瑶民社会为例。瑶民为亡者举行复杂的葬礼仪式，目的是让亡者灵魂回归到祖先的出生地，如桃源洞，对瑶民而言，就是一种“祖述”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南方社会是常见的。雅克·勒穆瓦纳指出：“在东亚各族人民中，死者灵魂回到原来出生地的概念经常出现。”(《瑶族的家教——道教》)广府民系的祖述珠玑的模式，或即是此类原始信仰的变型。它淡化或剥落了其神圣的宗教意识，而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走向世俗化，并寄寓新的更为复杂多样的内涵，然而，还明显地残留着核心意识——血缘崇拜意识。祖述故乡，可说是祖先崇拜的产物。
在有关珠玑巷的传说故事中，胡妃的传说尤为引人注目。述其大意，略谓：南宋末有皇妃胡氏(一说苏氏)失宠，被诏下冷宫。后潜逃出宫(或说出宫为尼)。邂逅珠玑巷富民黄贮万，因携回故里。为家仆告发。珠玑巷人恐罗祸，遂由罗贯率珠玑巷人33姓97家集体南迁，至广府立案开籍。这个传说可能很早便已流传，明代中叶霍韬便怀疑它作为信史的可靠性，认为“无所稽也。”(《石头霍氏族谱》)而后人(如罗天尺、卢子骏、陈乐素)大多认为是小说家俳优家所讲演的故事，被妄收进了族谱。也有人至今还想证实它的历史真实性(李德超)，屈大钧有采录野史的癖好，却不曾将它收入《广东新语》，黄慈博为此不解：“岂寅武之不足据欤?”而此则传说却大量地载录于族谱，并被解释为寻致南迁的动因，这也是令人费解的事。览观相邻民系(如客家)的族谱，是见不到这种情形的。这里尝试从民间文学的类型研究角度给出一个解释。胡妃的传说可能是狐仙故事和皇妃故事两种类型的揉合。胡妃即狐仙，从其美貌，狐媚来看，尤类狐仙，而美丽妖娆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保有或给人带来厄运更是此类故事的常型，它表明的是民间信仰传统力量的强大，进入族谱即其明证。而广泛地被采录是否暗示着社区乃至于民系整合的强度?在民间，狐仙与保佑“一方水土”的社神总是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的，社坛时常被人们认为是狐仙栖身之所。而皇妃的故事则是企图在血缘意义上表现广府民系对汉文化的认同，它代表的是儒家传统的内在力量。胡妃的传说最生动不过地说明了历史与传说相互交缠扭结，不同传统相互迭加重合的情形，也很典型地体现了珠玑巷移民进入广府地区的文化适应性变异能力和文化整合能力。移民随地理、文化环境的改变而产生文化适应性变异，将自身所携带来的文化因素同土著文化融合，是其文化整合能力的有力显示。
本文对广府民系祖述珠玑现象的文化性释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推想性意味。舛误之处，祈请批评。
(作者单位：韶关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