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雄三个文化圈的初步探讨

　　一、东部文化圈

　　这一文化田地域位于南雄东部，与赣南之大余、倌丰、全南等县毗邻，含乌迳、孔江、界址、新龙、坪田、南亩、大塘、油山等镇，面积670．84平方公里，现今人口12万多，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此文化圈形成较早，约在宋代逐步形成。因其处于浈江上游，故俗称为上方。
　　在此聚居的氏族有叶、李、董、赖、黄、彭、赵、孔等姓，而以叶姓为最多，约占30％。从各族族谱记载来看，迁来最早的是新田李族，始迁祖为西晋太常卿李耿，原居秣陵(今南京)因直谏，贬曲江令，乃于建兴三年(315年)弃职迁来隐居。其次是平林孔族，始迁祖孔温宪(岭南节度使孔戣之第二子)随父宦游岭南，于唐乾符年间，为避朱温乱，举家卜居平林。山下叶族，始迁祖叶濬，崖州都督，原居浙江处州。唐末，任满归里，过南雄，闻黄巢之乱，乃举家卜居山下七星树下。坪田亨帮叶族，始迁祖叶宗文，进士，于南宋末来自南京。水松董族，始迁祖董玮，因荐举任南雄州刑曹参军，举家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自江西乐安县迁来雄城东门居住，南宋初再迁水松开基。界址赵族，始迁祖为宋太祖赵匡胤后裔、镇江知府赵子崧．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谪居南雄州，卒于雄城，其子孙乃卜居界址龙头坊。上朔彭族，始迁祖彭南选，五代楚兵部尚书彭承彦之曾孙，于后唐天成间(926～930年)自吉安永丰沙溪迁来开基。古城李族，先祖李叔通，北宋绍圣进土、广州司马，卒于雄州，子孙乃世居古城。浆田大井坊黄族，始迁祖黄辅魁，原居福建宁化，南宋中进士，任广东安抚使，因不滿朝政，辞官隐居于浆田大井坊。又爱敬堂始迁祖黄元轩，原居浙江绍兴，其父黄缜任韶州教授，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任满归里，道卒南雄，元轩扶榇避兵走信丰，路经浆田，得宗亲之助，乃就地葬父卜居。又上浆田始迁祖黄伯麟，南宋绍定举人，随兄伯启(广东转运使)宦游岭南，于景定二年(1254年)》居上浆田前宅。
　　综上所述，这些氏族的祖先都是仕宦世家，多于唐宋时为避乱而举家南迁。那时所谓“举家”，就不是当今一家三五几口，而是一家几十口上百口。如珠玑巷人南迁时，罗贵是个里长，一家就有14口，家男5口，女1口；家仆男5口，女3口。麦必达兄弟五人南迁时，相与挈家共有二百余口。这些南迁官宦之家，除亲属外，还有管家、婢仆以及工匠等。他们带来了知识技术、资金，捷足先登，选择在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而又比较安定的地方开基创业。他们在新的定居地是一支新的生产力，具有一定的氏族优势，蕃衍较快，发展成为大村大姓，甚至成为连村巨族。这些氏族在与当地及周边居民交融中，因其氏族优势不易被同化，保留了一些祖居地的语言习俗，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以乌迳为中心的南雄东部文化圈。
　　这个文化圈里讲的是乌迳话或近乎乌迳话，俗称上方话。乌迳话的形成与乌迳的地理、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乌迳位于东部文化圈的中心，交通便利，水路有浈江可达南雄而与北江、珠江接连。陆路有乌迳路，通往赣南，闽西，是仅次于梅关古道的官道。乌迳历来就是南雄东部商贸中心，粤赣边贸重镇，集市贸易繁荣，每逢圩日，上方八镇及赣南信丰民众云集于此，人们在频繁的文流中，自然磨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乌迳方言。这种方言，似乎带有江浙口音，可能与乌迳叶族、新田李族、爱敬黄族、孔塘赖族、界址赵族祖居江浙有关。
　　在这个文化圈聚居的寓迁仕宦世家，承传中原文化，耕读传家，人文蔚起，是唐宋时南雄人文荟萃之地。新田李金马，在唐元和间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官户都侍郎，金紫光禄大夫，开南雄人文之先肇。平林孔闰，唐景福进士，朝散大夫，袁州刺史，宋初在乎林创办岭南第一所书院——孔林书院。五代时，乌迳山下叶雨时，仕南汉为千夫长，保境安民，忠烈殉难，敕封都统；上朔彭盱和水松董双保、双生兄弟因军功而敕封将军。古城李族，宋代一门五进士。可见各族科第仕宦代不乏人，光耀一方。
　　这个文化圈有较浓的宗族文化。人们继承中原氏族敬祖睦族的优良传统，重视亲祠修建，几乎村村都有祠堂。叶氏宗祠有十余座，其中亨帮祟德堂创建于元初，黄塘叶氏宗祠建于明洪武年间，白胜敦事堂、龙口金玉堂均建于明万历年间，新溪叶氏世敬堂建于明弘治年间。这些祠堂迄今都有四至六百多年的历史。上朔彭族世德堂建于明正德九年(1514年)，该族还有小宗祠堂十余座。此外，新田李族、浆田黄族、孔塘赖族、界址赵族、水松董族、古城李族的祠堂都有一定规模，且有悠久历史。这些柯堂积淀了不少宗族历史文化，可惜因年久失修或人为损毁，许多祠堂已破旧不堪，匾联碑刻不存，宗族文化仅依稀可辨。过去，各族祠堂都置有田产，谓之公尝，经历代积累，数额相当可观，其收人除供祭祖之用外，还补助族中子弟人学，奖励科考中式者，以及举办公益慈善事业。新田李族叙伦堂共有租284石，管理章程规定其收入“障祭祀完粮众用以外，所余华利照丁颁胙，遇有子孙游泮帮补，出贡中举登第者必给以花红奖赏，以示鼓励”。
　　这个文化圈不兴拜神求仙，却流行过姓氏节的习俗。这是人们敬祖睦族的一种表现形式。相传各族以其祖先的诞生日或对该族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为姓氏节的节日。如龙口叶氏为8月16日(农历，下同)，界址赵氏为7月14日，孔塘赖氏为7月初七日，新田李氏为9月13日，上朔彭氏为10月初八日。较大的村落，节日活动隆重而热闹，历时3～5天，主要活动是设坛祭祖，抬祖像菩萨出行游村，请戏班唱戏，各家摆酒席宴请亲戚朋友。在姓氏节期间，一族聚会，一家团圆，亲朋相贺，充满亲热、欢乐、友爱、祥和的气氛，增进了亲友情谊，化解了一些社会矛盾，增强了凝聚力。这一习俗至今仍在流行，不过形式比过去简化了，迷信色彩大减，敬祖睦族之风犹存。
　　这个文化圈民风勤劳悍直，士人又有喜好田园风光的雅兴，对村庄周围环境留心观赏，自得其乐，选定八个十个自然景点，冠以雅名，赋以诗词，志于族谱，号称某地八景，某地十景。如乌迳山下叶氏宅居八景，名为七星古树、九曲通衢、一溪活水、半亩方塘、陈抟石障、仙女灵岩、西窗夜读、南亩春耕。明万历举人叶中梅为每个景点各题诗两首。平林八景名为：天马朝南、油山耸翠、左岭石羊、右岭石冠、纱帽古迹、南亩春耕、画楼烟景、横桥襟带。孔子六十七代孙、清雍正庠生孔毓炎为各景点题诗一首。此外，还有溯江八景、白胜八景、龙溪八景、亨邦八景、李坑四景、龟塘八景、黄塘八景、平湖八景、朱溪八晕、新溪十景、锦溪八景、朔溪八景等。景点之多，立名之雅，诗韵之清，宛如江浙苏杭之风光，充满客家喜山爱水之情怀。几百年来，星移物换，景点多已湮没。随着现代经济文化的发晨，一些古景点必将焕发青春，更多的新景点也将蔚然而现。

　　二、中部文化圈

　　这一文化圈的地域为自黄坑以下，除南雄城区及其近郊以外的所有地区，含黄坑、邓坊、水口、江头、湖口、珠玑、梅岭、百顺、澜河、帽子峰、苍石、古市、主田等镇及黎口、全安镇非附城部分地区，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现居人口20余万，占全市总人口的一半多。这个文化圈大体形成于明代。
　　聚居于此的氏族较多，主要的是刘、陈、黄、李、张、邓、何、钟、曾、王、吴、谢、郭、沈、朱等姓，而以刘、陈两姓人口最多，约占25％。
　　先从南雄第一大姓刘姓来看，刘氏先祖迁入南雄的先后有60多族。迁入时间除极少数在宋末外，其余多在明代至清初。他们来自客家大本营赣南的信丰、龙南、兴国、南安、上犹、安远以及闽西的武平，约有一半则是先从赣南、闽西迁至始兴而后再迁入南雄。刘族散居于24个镇179个村，而多聚居于盆地中心的湖口、珠玑、黎口、全安、黄坑等镇，湖口镇刘氏占该镇总人口的16％，黎口镇、珠玑镇都占10％以上。
　　再看南雄第三大姓胨姓，其情况与刘姓差不多。早于宋代迁来珠玑巷的7族，均已迁徙珠扛三角洲一带，现在居于南雄的10族，其中早在北宋治平年间迁来的一族居于横水，南宋末迁来的一族居于溪塘，其余八族多于明代或清初自始兴迁来，也有自江西泰和、信丰及福建汀州迁来，多散居于盆地丘陵者。
　　再看张族，先后迁来南雄的有48族，其中2族于元代迁来，46族于明代清初迁来。来自闽西的2族，来自赣南的7族，来自曲江2族，来自翁源1族，来自始兴的36族。散居于172个村落，九成分布在南雄中西部，居于盆地丘陵者为多。
　　这些氏族为何多在明代清初迁来南雄，而且多聚居于盆地中心地带?这与南雄农业经济发展有关。在古代，南迁氏族在南雄进行农业开发大体有二个历史阶段。一是宋代以前(含宋代)，南迁来雄的多为仕宦之家，他们是为避乱举家挟资而来，选择在水利、土壤条件较好而又远离战乱的山区或半山区小块盆地中开基创业。如上节所述新田李族、乌迳叶族、平林孔族、上朔彭族、古城李族等，他们就水源而居，以农牧为业，耕读传家，为开发山区、半山区作出了贡献。再一个阶段是宋代以后，南迁入雄的氏族多为赣南闽西的平民百姓，他们从赣南闽西迁来南雄，或先迁始兴历数代而后迁来南雄，迁徙的原因有因原居地人多地少，不易谋生，或因天灾人祸而寻找新的生活基地。他们迁来南雄时，水源土壤较好的地方已为先来的氏族聚居，就只得在盆地丘陵中择地而居了。盆地丘陵本来水利条件很差，干旱严重，但自宋代以来，兴修水利已有一定成效。宋代兴建凌陂、连陂、元代兴建罗陂，明代又兴建叶陂、宝陂、虎岸陂、硅塘陂、杨凹陂以及永灌塘、大湖塘、湖口塘、长丰塘、新塘等农田水利工程。这些工程都分布在盆地之中，为盆地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末，自闽南传人南雄的黄烟，特别适宜于盆地红砂土种植，烟叶质量上乘，经济效益可观，盆地丘陵的经济优势逐渐显露，而成为当时农业开发的热点，吸引了众多的氏族迁来兴家立业。他们立足于干旱的红土地，发扬客家人刻苦勤劳的优良传统，世世代代战天斗地，为开发盆地丘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氏族也随着盆地经济的发展而昌盛起来。
　　明代清初，特别是明嘉靖前后，始兴大批氏族迁徙南雄，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嘉靖前后，龙南一带盗寇蜂起，流劫乡村，始兴与龙南毗连，而又比较富裕，首当其冲，许多氏族不堪骚扰而向南雄迁徙。据《直隶南雄州志》载：“弘治六年，强贼李三奴剽掠始兴。”“正德七年，安远同寇流劫乡村。” “嘉靖廿四年冬，流贼逼郡城，肆行劫掠。”“卅五年十一月平明，龙南贼直达小东门，焚掠民家，势甚猖獗。”“卅七年，龙南贼犯始兴石坑等处，知府章接御之，败绩，为贼所伤者数百人。”“隆庆元年夏四月，龙南贼流劫乡村，知府周思文招抚归业”。在当时的情况下，南雄与始兴相对来说，南雄离龙南远些，而且是府治所在地，防御力量也强得多，因此，始兴不少氏族便很自然地来南雄寻找安居乐业之所。这是客家人祖祖辈辈在辗转迁徙中形成的本能。
　　至于珠玑巷氏族，唐宋时即有不少中原氏族陆续迁此居住，休养生息。由于迁民越来越多，出现人多地少之患，且珠玑巷地处交通要冲，每逢乱世，难于安居。因此，中原南迁驻足于珠玑巷的氏族，在南宋时已陆续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现居珠玑巷氏族均为明清时迁入的客家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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